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5日在海牙
如果说胡温十年的政治主题词是“和平崛起”，那么习近平的十年，政治主题词将是“构筑国家安全”。与进取性的“和平崛起”相比，“国家安全”有很强的退守自保色彩。这一大政策略的调整，完全是因为严重的不安全感（或者说是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的产生，缘于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内资源枯竭、对外依赖日深等背景。
*国家安全的核心是政治（政权）安全*
习总提到的11项安全，其核心在于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在中共话语系统里，其实就是中共执政权的安全，其它各种安全都是为中共执政权安全而服务的。
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这三者本是一体，国土安全本来有两重意义，一是疆域安全，二是环境生态安全，但既然将“生态安全”单列出去，此“国土安全”应该主要指疆域安全。军事与核安全本是为了保障国土安全的手段，本不需要从目标中抽离出来，如今却在这里单列，只能推想，军事安全指的是军队控制权必须由习总绝对信任的人掌握，以防止胡锦涛任期内那种担忧。人们也许还记得，2012年“八一建军节”那天，《解放军报》发表“永远的军魂，永久的忠诚”，令人惊讶地谈到：“在我军历史上，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投敌叛变；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对军事政变的担忧之重，于此文乃见。
文化安全，应该是指中共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系统对中国人的教化作用不被西方思想影响甚至瓦解。这点中共可谓竭尽全力，一方面发挥了秦始皇修长城的毅力，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防火墙；另一方面是外宣内宣双管齐下，正面舆论引导与扰乱视听的五毛大军二者并举，花费民脂民膏，提供了不少对人类道德有害的边缘性就业机会，纯粹是用纳税人的钱愚弄（其实是残害）纳税人。只是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收效有限，时时面临西方文化的渗透，以及历史真相对意识形态宣传的瓦解。
社会安全，应该是指与政治安全直接相关的社会管控。一是控制刑事犯罪，二是对付各种社会反抗与异议活动，即维稳。这方面政府花了不少银子，编织了“六张网”，公共安全支出前几年甚至追比军费支出，因此今年不好意思再对外公开具体数字，以免外界认为中国政府的“内敌”与“外敌”一样严重，影响政府形象。
科技安全与信息安全，这点北京其实不必过于担心，一是中国黑客天下无敌，二是目前其他科技大国到中国来偷盗科技信息的少，倒是美英等国不断发现中国的商业间谍如访问学者及各色人等在偷盗他国信息与技术。今年2月《纽约时报》刚报道过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抓住六位偷玉米种子的中国人。
*经济安全难求，原因在于金融不够安全*
真正与国民生活、民族未来相关的主要是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与资源安全。目前，最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其实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各种隐患。这金融系统不安全，其实是政府与金融行业自个折腾出来的。比如前几年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而投入数万亿投资，因此形成的庞大地方政府债务（有人估算为25万亿元到30万亿元），以及庞大的影子银行系统。这一困境中央政府也并非不知道，201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六大经济任务，其中一条即“着力防控债务风险”。
但这“防控”说来容易实施难。影子银行系统信托危机频繁发生，今年刚过去三个月，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又发生急转弯，为了应对经济放缓的压力，又准备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理由是因为企业银根紧。新聘的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日前建议将今年地方政府发债规模提高至5000亿，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也对外公开宣布，正在制定相关法律，以给予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更多预算自由。
不管总理李克强改革决心如何大，中国经济又回到政府刺激的老路上。关于此节，需要另外写篇文章分析。
*生态安全不再，资源对外高度依赖*
其中，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环境生态的安全，二是指资源状态，一国的经济活动必须有生态环境与足够的资源作为支撑力。恰恰这是中国目前最没有办法解脱的困境，过去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为代价，在胡温第二任期内，中国已经成为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的国家。
先简要说说中国的生态危机。4月17日下午，中国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将几年来秘而不宣的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公诸于世，称19.4%的耕地土壤点位（主要是重金属）超标。以18亿亩耕地面积计算，中国约3.49亿亩耕地被污染。其余水污染与空气污染，有变黑的江河及雾霾为证。
资源高度对外依赖，主要指粮食与矿产等对外高度依赖。以下简单给出几组主要数据：到2012年底，中国粮食自给率已跌至86%（官方设定自给率为95%），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口粮成净进口；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美日对外技术依存度仅为5%）；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到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预计将达到65%；2011年，铜矿进口量占世界的40%。煤炭、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进口量多年持续上升。这种庞大的需求量，不仅影响国际市场的定价，还影响中国国内产业的生存及物价波动。
更重要的是，生态环境意义上的国土安全不再。2010年舟曲之覆后，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权威数据，证实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地质灾难的序幕：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这种隐患点重点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
2010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生态安全：一个国家最后的政治安全》。文章指出，就一个国家而言，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世界著名环境专家诺曼.迈尔斯所著《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一书，反复强调的是一个观点：国家安全的保障不再仅仅涉及军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来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遗传资源、气候等环境因素。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因为环境退化使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缩小，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衰退，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结果或是导致一国内部的动乱，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部分缘于水资源）。
有关生态安全与资源安全，并非最高领导下决心 就可解决之事，习任内如果能够减少污染增量，让地方政府停办PX之类的高污染项目，就算是莫大德政。至于污染存量，只能留着今后几个世纪内慢慢“自然净化”了，当然，我这一指望几乎近于梦想。
从2004年提出“和平崛起”，到今天以构筑国家安全为现实考量，其间不过十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