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晚，薛蛮子取保候审，4月17日，秦火火以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不出预料的话，去年打击网络谣言为名的清网行动中被抓诸君，也将陆续审结，包括3月31日已经以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经营罪及寻衅滋事罪被正式起诉的云南网络大V边民（董如彬），以及记者刘虎等人。
在所有被抓的大V中，独识边民。早在2000年的青年话题BBS上，即与边民有过互动。线下的交往倒是极少，2011年4月底，“茉莉花”事件寒潮中，我与边民等人在昆明翠湖边饮茶，边民刚刚丢了工作，但显得不以为意，倒是频频关切各地人间蒸发的公民，如曾与他一道参与416福建三网民围观的王荔蕻，临别时，更是殷殷祝福：“老莫，千万要保重啊，有啥事情就说。”
彼时的边民，大约还沉浸在网络大V的良好感觉中。新浪微博的兴起，一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超级话语平台，将以往相对封闭的各个话语孤岛串联到了一起，一是天量微博受众涌入，在新浪微博特有的产品设计（加V、推荐、话题主导）下，形成了强烈聚光灯下的秀场效应。在大陆，网民本身就具有相对年轻、相对高文化和相对高收入的特性，微博群体的这一特性则更为明显，比如刷微博需要智能手机，发表言论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准，简单而言，新浪微博的主体网民与所谓的中间社会具有相当的重叠度，在新浪，这意味着商业价值，在思潮上，则意味着符合该群体意愿的话语更容易获得放大。自09年新浪微博推出之后，在新浪官方的主动经营、各路大V的出力演出和主体网民的踊跃介入之下，自由化的改良话语成为了新浪微博的主导话语，代表该话语的公知大V与五毛们的争战，则成为了新浪微博的常规剧目。
此外，作为超级话语平台的新浪微博，既串联起来原来并不相通的各路话语群体，如知识界、媒体界、法律界、NGO界，也让原本疏离的各界精英与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粉丝们实现了紧密互动，由话语到行动，由线上到线下的通路也随之打开，新浪微博也由话语平台向行动策源地升级，不仅大V们周游各地的饭局频繁见诸微博，各种有组织活动也开始萌芽，并由最初的公益活动逐步延伸到了各种公共事件，一种乐观的氛围也随之开始在新浪微博上蔓延，在这种乐观图景中，微博这样的网络平台将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基础的某种联合，通过积极的行动，形成某种推动力。如李开复，甚至喊出了“微博改变中国”的口号，而类似口号，并非仅见。
这种乐观图景的成立，忽略了一个最重要也最致命的前提：一旁虎视眈眈的新极权体制，其实并未有丝毫的改变。事实上，新浪微博乐观情绪日渐高潮的同时，新极权体制一刻也没有放松。从宜黄自焚的微博围观、到上海大火献花，再到钱云会事件的学界公民观察团，“围观改变中国”喊得最响亮的同时，因诺奖颁发给刘晓波而引发的大规模打压，也正悄然进行。同样的，从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到自发参选，“一人一票改变中国”响彻微博的同时。因所谓“茉莉花”事件而引发的残酷镇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这样的反差，不仅使得新浪微博上的乐观氛围显得虚妄可笑，其实也预示着，体制一旦腾出手来，针对新浪微博的打压，也将逐步逼近。毕竟，极权体制容不下任何联合的扩大，更容不下任何有组织行为的上升。
从十多年前BBS出发，经过网络摸爬滚打，边民也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网络大V，开始频繁介入到各种公共话题中，由此埋下了日后被打击的伏笔。或许，在翠湖边分别的那一刻，他和我都未曾预想，他会率先进入监狱，由我在外面为他写文章，而不是相反。然而，迁延到了2013年8月，体制终于腾出手了，明眼人都能看出，在整治网络谣言的借口背后，体制所欲打击的，一是网络的自由化观念传播，一是网络对各种行动的传播和支持，尤其是这两者日益紧密的结合，而在表面上，体制却摆出一副非政治的面孔，有针对性地选择了秦火火、薛蛮子、边民等人。其实，无论这些人有多少瑕疵，他们都不过是体制的政治意图的牺牲品而已。
经过此轮打击，体制达到了其部分目的，在打压之下，新浪微博的活跃度迅速降低，大V们或被销号，或转入低调，曾经被看作可以改变中国的微博平台，甚至被认为进入了“垃圾时间”，一度活跃的自由化改良话语，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但是，只要微博仍然作为超级话语平台而存在，无论是观念传播，还是行动支持，就不会彻底绝迹，无论是在张家川少年被拘事件中，还是在建三江律师受难事件中，微博的话语和行动，并未缺席。
毕竟，微博这样的超级话语平台，从来就不缺乏多元而相互竞争的话语，被单向放大的话语受挫，意味着原本被屏蔽压抑的话语的凸显，虚假的乐观的破灭，意味着新的思考，正从直面现实中产生，而无论面临怎样的打压，微博的社交特性只要存在，各种行动的策动和传播作用，就依旧存在，也因此，体制对微博等网络平台的管束乃至打压，并不能完全消灭话语的传播和各种行动的展开，当大V已成往事，并不是包括微博在内的网络空间的末日，而只是意味着话语更加走向真实，行动也更有针对性，或许不再有曾经的乐观，但也告别了一度的虚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