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张耀杰给我寄来一本他新近出版的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这是他出版的第八本书。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查阅了众多有关90年前那场新文化运动的资料，细致地进行梳理、编序和评定，为此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
张耀杰是位年轻有为的学者，是中国大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书也是难得一见的好书。
新文化运动始于90年前，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振兴时期，期间所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对中国人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那个时候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同那个时代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有一定的关系。1949年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我们对那个时期所留下来的文化资源，或疏于整理，或片面接受，或歪曲篡改、曲意解读、择其所需而为政治服务，这些，都妨碍了我们正确理解和接受那个时期的文化，这是非常可惜的。
启蒙思想家们所呈现的新潮思想
其实，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先驱们的思想和对问题的认识很现代，很新潮。以至于我们现在所思所想都跟不上他们的境界，不得不到90年前先驱们那里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改革的启蒙思想，使新文化时期的先驱们在90年后的民主和自由运动中依然站在思想文化的前沿。例如，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这样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很多人都把这话当作是龙应台的原创，就其具体句式，有可能是龙应台原创，但就其思想来说，早在\”五、四\”时期就存在着了。
张耀杰在引述这个思想时说：“按照陈独秀的理解，中国社会的根本症结，不在于政治制度不文明、不人道，而在于国民不道德：\’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见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第24页）陈独秀主张的\”持续治本的爱国主义\”，首先在于改善国民素质，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是个实践问题。陈独秀说愚昧落后的人民就像磁石引针一样把独夫民贼吸引过来，这个比喻很形象。在当今世界上，所有实行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贫困、愚昧、落后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就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设计的社会制度，却在贫穷、落后国家实行起来了。上个世纪初，苏俄赤化世界的目标，最初是指向歐洲；但马上在那里就碰了壁。碰壁后，他们把目标轉向殖民地統治之下的亚洲，而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国。陈独秀当时能看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陈独秀后来虽然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当过中共总书记，但他始终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农村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反对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赞美英美的民主制度，认为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的理论都不适用于中国。这一点和后来中共政权所坚持的红色恐怖理论还是有区别的。
新文化时期另一个重要奠基人对国家的论述也颇为见解独到，他把人权作为国家的基础，这个人就是胡适。胡适说：\”国家的存在，有存在的功用，他的功用失掉了，他存在的理由同时失掉。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条件失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掉了他的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胡适还说：\”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胡适认为，取缔言论自由，就是在灭毁人群的生命。（见北大版《胡适文集》卷五544页。）胡适是中国人中最先看出马克思主义危害的人之一，为此，他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发表宣传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和宪政的文章，这些认识就是在当今中国，也居于思想的前沿。
以上只是顺便举出的例子，其实那个时候涌现了一大批跨越政学两界新潮人物，除我们上边说的两个外，象梁启超、鲁迅、蔡元培、李大钊、刘半农、傅斯年等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总之，我们只要看一看上个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举凡现在很新潮的思想和认识，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了。根据这些，我们说张耀杰给我们展示的是政学领域的新天地，其实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确实，我们对那个时代知之甚少。
政学领域的新天地
张耀杰肯定不是畅销书作者，但也不是滞销书作者。他的书是属于那种传播知识的书，体现的是从90年前新文化到现在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表现的是这其中出现的活人真事。如果你对知识没有兴趣，你对他的书也没有兴趣，他写的不是那种\”看着玩儿\”的书。
当代人对90年前的新文化或说当时的政学两界，或了解甚少，或了解片面，或者所知道的是一个完全扭曲了的历史事实，从这个角度分析，那时对我们来说是个很陌生的领域。现在张耀杰将我们带入当时的政学领域，我们已经有了正确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文化的条件。一大批历史人物向我们迎面走来，给我们展示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向我们述说着新文化的曲折艰难发展进程。
张耀杰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至少对如下两种人是很重要的，一是要了解那个时代政学两界文化的人，二是要深入研究那个时代文化的人。这本书为前者提供一个概况，为后者提供翔实的研究线索。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也需要这本书，那就是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事业而努力奋斗着的人们，他们需要从9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那里吸收进步的思想文化的营养。这部分人其实包含在前两种人之中了，所以没有单独列出来，你很难想像，一个对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事业一点也不关心的人会对90年前的新文化有兴趣，当前的民主自由事业同9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有着斩割不断的渊源关系。仔细想来，新文化运动给我们提供的不就是自由和理性的文化资源吗？
49年以后自由文化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差不多该消声灭迹的都消声了，整个中国大地再也找不出独立思想和自由文化来了，一切都是奉命在作。从49年到现在58年的时间，其间除了5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外，新文化同中国人几乎是完全隔绝了。现在一些人引用二手的资料论述新文化时期的文化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个时候的资料保存下来的确实很少，文化史在这里出现了断层。要恢复他的面貌还需要人们不断地挖掘。
中共政权为什么惧怕五四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呢？根子就在于由胡适、陈独秀及北大一些教授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的自由文化。反对以宏大的词眼去煽动人们作一些于国于民没有益处的事。中共想用马列及毛泽东思想统治全国人民，搞愚民政策，进行思想灌输，就要斩断人们同新文化的联系。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
\”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兼容。\”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胡适慨叹，在中共治下，不但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这些，都是同新文化时期所倡导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典故，民国时期，郭沫若听说胡适在很认真地读他写的书，一时高兴得疯狂起来，跑上去抱住胡适不住地狂吻。中共建政后，清算胡适思想，郭沫若却成了批判胡适的急先锋。可见在中共治下，对一种思想和文化无论是颂扬还是批判，都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进行的。郭沫若等人不过是文化奴才和用来打人的棍子，他们没有自己独立、自由的思想。
正反两方面的文化遗产
新文化运动本来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可是到了后来，这个运动就和政治运动重合了，这也是引起胡适不满的重要原因。胡适认为，到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运动进行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学两界的文化现象，胡适当时也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里来看待这一文化现象的。一方面，由于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结合，使得学生群众成为了一种政治力量，由新观念武装起来的赤手空拳的群众竟能使北京政府对他们让步。另一方面，胡适本来是要作一次\”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的，他没有革命的设想，只是在作\”文学改良运动\”，现在，这一工作的影响被\”大大地削弱了\”。（见《胡适文集》一卷353页）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和受新文化影响的人物都走入政界，成为跨越政学两界的风云人物。
应该说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就走向了分化。一部分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接受了马列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才是能够令中国独立富强的方式，开始极力宣传十月革命，成为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群人。同时还有另一部分人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比较倾向于欧美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和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持抵制的立场，如胡适、傅斯年、左舜生等人，这部分人后来同蒋介石去了台湾。新文化时期的这个分化现象说明那个时期的文化尚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还有其不成熟的一面。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自由主义思潮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的文化精英无论其是否情愿，都成了政治精英。
现在中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中国的改革无意中又一次让人们同90年前萌生于中国的民主、自由思潮不期而遇。如我文章开头所说，张耀杰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他在中国非常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艰难地坚守着自由和独立的文化立场。现在他又非常及时地捕捉到这一时代特征，适时地推出他的新书，我相信他绝不只是为文化而文化，一定有他的深意。坚持自由的文化思想，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也许是他写此书的终极目的。
让我们按张耀杰所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去研究和发现吧，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这个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先进思想文化的启蒙，当代思想在和历史文化在这大变革时期的碰撞中，必将会发出炫目的火花，对当代的变革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