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青年节，友人在微信朋友圈发来台湾留影，其中有与王丹的合影，经年未见，丹哥风采不减，沧桑之痕迹也历历可见，这让我想起318太阳花运动初起不久，丹哥与乌尔凯西去立法院探班，时空交错，代际对比，令人感慨万千。
青年运动常起于人们意料之外，且往往由世人目为颓丧堕落的一代青年所为，其中原因，颇耐人寻味。赵鼎新先生在其名着《天安门：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一书中曾指出，相比80年代初曾被赞誉为天之骄子的一代大学生，八九一代学生在事前曾广泛被认为是没有理想的一代，不思学习，盛行60分万岁，且平时并不关心时事，而寻求个人生活之满足，主要为以下几派：麻派（打麻将）、托派（考托福） 、旋派（跳舞）、鸳鸯蝴蝶派（谈恋爱），在当时人眼中，不啻为“垮掉的一代”。
无独有偶，太阳花学运的青年在事情也不为社会所好评。这批台湾年轻世代被称为草莓族，被认为普遍抗压性低、承受挫力底，忠诚度低，服从性低，稳定度低，个人权益优先于群体权益，简单低说，就是被老一辈人认为好吃懒做。可就是这样两代被看轻的年轻人，却作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事，挺身而出，独对权力，引来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
一个社会在需要作出重大的前途抉择之时，往往会陷入长期的酝酿过程，矛盾冲突的力量于暗中撕裂， 1980年代的大陆，因为有限的市场化改革，在人们内心引发了对于未来走向的思考，究竟是经由进一步的改革，直到最终改变整个体制，还是将改革局限在现有限制的范围之内，根本的分歧正在暗中发酵。对于孤独成长的个体青年而言，能本能地感受到其中的撕裂，却无能作出清晰的判断，赵鼎新先生从国家社会关系精辟地分析过89学运，而作为八九一代，我能回想起当时学生的苦闷与挣扎，不仅出于个人前途的担忧，也出于对所在社会未来走向不确定的恐惧，尤其是1986年底学运夭折后的冲击，于是，青年敏感的心灵选择了逃避，遁入个人的生活之中，这正是八九一代在学运前被看作是“垮掉一代”的心理基础。
在当时依旧强大的极权压抑之下，社会情绪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最终，更为敏感，也更为无私无惧的青年，在机遇窗口也就是胡耀邦突然逝世来临的当口，率先表达了出来，由于青年内心挣扎与社会脉动的共振，青年们看似莽撞的行为，又在瞬间点燃了社会的共鸣，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遂应运而生。与25年前相似，台湾社会近年来也陷入与大陆关系的重大选择分歧之中，青年们的个人前途与社会的忧虑相互纠缠激荡，最终被张庆忠强行通过服贸协议所点燃，而青年愤怒也切中了社会的脉动，引发了震动全台的318太阳花学运。
激发青年们登场的，往往是社会的根本选择，青年们的诉求大多彻底和清晰，这也因此引来争议。当学生们将根本选择清晰地呈现出来的时候，往往会招来激进的非议，尤其是那些认同渐进温和改变的人们，会畏惧突如其来的选择，可是，如果不是渐进温和改变的始终阙如，会需要最没有思想能力、最缺乏社会资源，也最缺乏阅历见识的学生站出来吗？无论是1989的天安门，还是2014的立法院，如果不是社会已经因此陷入到了某种危机状态之中，仅仅是少数学生的呼吁，能引发如此之大的共鸣吗？也因此，正是因为渐进改变的失败，才会有激进诉求的登场，如此的青年愤怒，不外是守护一个社会的最后底线，正如包刚升先生在微博所言：“激进固有害，但青年激进皆因社会陈腐。”
当然，学生也成长于陈腐的社会之中，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所在时代的烙印，89学运中的诸多思维特征、话语符号、行动方式，都带有共产意识形态的特征，太阳花运动中，也出现过是否占领行政院的内部争议，远推至五四运动，更是出现了打砸乃至火烧赵家楼的行为，但必须要看到，社会越进步，学生运动也越文明有序，即使在1980年的极权背景下，学生们也能做到严守非暴力和自觉维持秩序，更不用说生活在民主环境下的台湾青年了，他们有着更为充分的准备，这一群草莓族，早在2008年就发动过反集会游行法的“野草莓运动”，也经历了反核、反媒体垄断、反都更以及一系列的劳工、环保运动，行动组织能力更强，相比25年前的89学运，专业程度更高，也更智慧、冷静、更平和，有纪律。也因此，用学生运动中的若干言行瑕疵来指摘乃至否定学生运动，不仅是不成立的，更是无耻的，难道不该由成年人来为这些瑕疵负责吗？
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文革似专政群众运动的恐惧和对89年悲剧的错误反思，以渐进理性为旗号，而负面化看待学生运动，放大学生运动中的言行或策略的瑕疵，甚至将之比为红卫兵或义和团，在我看来，这乃是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念的严重扭曲，从守护底线出发的青年愤怒，截然不同于响应最高权力意图的红卫兵或义和团，这样的愤怒，不是为了取宠于统治者，反倒势必面对权力反噬的不测后果，如此的勇敢壮举，不应蒙受这样的污蔑。要知道，没有人会拒绝渐进理性的改变，但也要认识到，青年的愤怒并非从天而降，而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失败的产物，也因此，青年的愤怒往往也意味着社会重生的机会，对这样的青年愤怒，更需要的是珍惜，而不是痛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