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设立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结果，2014年第1季度，中国发生了202起劳资纠纷，绝大多数属于制造业，比去年增加了30%以上。而根据深圳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统计数字，仅在3月与4月两个月期间，全国各地500人以上的罢工，就已经发生了至少30起。其中，东莞裕元鞋厂的大罢工，规模更是超过3万人。如此高密度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大潮，在大陆近年来实属罕见。
根据报道，裕元鞋厂工人的抗争诉求，是希望资方补缴社保差额、补缴住房公积金，以及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按照中国的惯例，企业应该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亦即所谓的“五险一金”。这是为员工的基本福利。但是实际上，很多中低端行业，劳动者连一纸正式合同都很难拿到，更何况享有完整的“五险一金”。
中国在近十几年以来，大量的劳动者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仅仅在几年前，初级制造业的劳动市场上，还呈现出供大于求的局面。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取消了自治工会等自主性劳动组织的存在，在强大的资方面前，单个劳动者的博弈能力极低，长期以来处于“忍气吞声”的境地。某些大型的制造业公司，如为苹果、戴尔等知名品牌代工的台资企业富士康，更是在公司内部引入维稳体制，将工人严格管制在孤立的原子状态。2010年的一年之间，在富士康公司，竟有14名员工坠楼身亡，多数疑似自杀。大陆劳工的生存状态之恶劣，可见一斑。
不过，资方并不是压低劳工人权的最大获益者。根据统计，2013年中国财政收入近1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22.7%，增长率为12.2%，明显高于GDP的增长率7.7%。中国制造业的500强企业，在2013年资产利润率下降了2.8%，近7%的企业亏损，亏损数比上一年增加了1.4倍，但纳税总额居然还增加了6.7%。显然，因压低劳动者福利而挤压出来的额外财富，最终大部分被政府所占有。
那么，为何在中国GDP增速放缓以及制造业利润下滑的同时，财政收入反而在继续高速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税赋结构非常特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以直接税种为税收主体，但是中国则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种为主体，这些税收占据了全体的近70%。而同时，86%的财政收入则来自于税收。由于间接税征收于流通渠道，而不是征收自利润所得部分，因此，尽管经济产出在总体上趋于放缓，但由于交易总量仍在快速上升，所以中国政府仍然能继续加速财政收入。政府以间接税为主而征税，实际上是将经济周期的起伏风险，有效地转嫁给社会，从而保证政府的财源稳定。
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劳工运动，带有双重的冲击效应。第一，大规模的工运，本身就是一种城市集体行动，而此类集体抗争行动，常被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向来被官方视作威胁政治稳定的重大风险，也是维稳的重点对象。而站在资方立场，工商业主显然也有动机，将本身并不含有太多政治色彩的劳工运动，引向“政治化”，从而得以借用官方的维稳之手，来压制劳工的对抗，谋取自身的博弈优势。这在多起劳资纠纷案例中，均可找到或明或暗的例证。
第二，劳工运动，如果得以正常发展，将会大幅增加劳动者群体的博弈能力，在长期必然会提高行业整体的劳动分配率，改善劳工福利。但是，这势必会加大资方的利润压力，而最终资方将会把这种压力，传递给长期占有大块分配蛋糕的政府，甚至还会对目前这种极有利于政府的税赋结构，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在当前体制下，政府必须保持相当高的财富分配占有率，才能够获取足够的资源，从而保持凌驾于社会抗争的绝对优势。从这一角度来说，劳动者低下的人权水平，与政治上的高压，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如果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得以提升，则必然通过推动处于中间夹层的资方，转身去挤压政府的财富空间，加深资本与政府的紧张关系，而这也是政府极不愿意看见的一种局面。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大陆的工运大潮，与其说是在勃然发展，毋宁说是由于体制措手不及，而暂时产生的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体制既不能容忍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愈演愈烈，更不会坐等体制的资源攫取能力，被工运带来的劳工福利进步所“侵蚀”。所以，和许多一度兴起的维权运动类似，本次的工运大潮，也将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并且最可能的一种命运，就是将因此而沉寂下去。当然，沉寂并不意味着静止。当今的中国，已是如此庞大，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一项单纯的因素，都不足以改变它；而一旦它将要发生改变，也绝不会是仅仅发生在某一个单纯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