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很多人在政治讨论中喜欢抛出两个词，一为“站队”，二为“表态”。当然，“表态”从属于“站队”。争论甫一开始，甲方只要先指责乙方逼自己“站队”，就会瞬间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能暗指对方是义和团和红卫兵，就几乎可以把对方赶下辩论台，永世不得翻身了。
提起“站队”，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不太愉快的经历，“亲不亲，线上分”的文革年代，离现在也就三十多年。为了争论谁更忠于红太阳，闹得夫妻反目，兄弟成仇的乱世怪象，也为今天的年轻人所无法想像。人们对于无法想像的东西都有一种先天的恐惧，加之没有人愿意被任何东西尤其是政治束缚，所以你要求某些人“站队”或“表态”，你就是在与全社会为仇，况且大陆现在有这么多人自称信奉自由主义。
可是，我今天想说，讨论政治，前提便是要“站队”。不“站队”，无“表态”，便不是在讨论政治，至少不是在严肃地讨论政治。
我当然不会愚蠢到刘德华的演唱会现场，要求周围的歌迷对当下时局发生看法。公众中的大多数对政治问题表示沉默，无论是兴趣索然或者是逼于恐惧，都没有太多可以指摘之处。对沉默的大多数，你能唤醒则已，唤不醒倒也正常。可是，对那些讨论政治话题的人，就无法这么宽大了。你既然参与讨论，就无法免于别人的批评，也就有义务超脱恐惧，在话题范围内保持诚实。被恐惧所逼，不是为谬误解脱的理由，尤其谬误持有者并没有坦承其正被恐惧所逼。说白了，真害怕，你可以不讨论政治呀。
那么，讨论政治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同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在我看来，讨论政治首先得明晰以下问题：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管理社会的是什么样的政权？我们所信从的道德观是什么，哪些为是，哪些为非？
描述和定义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权，不仅仅展示出个人政见，更重要的是，能否诚实地描述现实，直接决定了政见的质量。评判的标准有很多，比如中国古代有治乱之别，有善政和暴政之分，西方政治学中有民主政体、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等的分野。每一种判断，都暗含着改变的可能性与路径。对于善政和民主政体，我们可以相信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权利倒逼，促进国家导向共同的善。对于暴政和极权政体，我们必须得承认当无权者主张权利时，基本上只会遭到权力的蔑视和镇压。
善对暴，民主对极权，都是比较粗疏的划分，也易被指责在政治讨论中代入道德评判。那么，是否可以明晰一个标准或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公民和政权可以共谋改变，在这个底线之下，公民只有不服从，只有持续抗争，才可以保持尊严，并促发改变？辞典中很可能没有某个词汇能精确地描述现实，但人类文明中，肯定有一些范式可以指导对现实的描述。
我很难相信一个拒绝明晰是非标准的政见有什么讨论价值，正如我难以相信一个从不谈及“敏感问题”的公知值得认真对待。有人评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其着作《动物农庄》和《1984》颠覆了人类对乌托邦的想像，而是他一直致力于“让政治恢复基本的是非观”。而在中国的媒体和网路上，谈是非的多，亮出是非观的少之又少。
事实认定不一，基本是非观缺位，导致大部分公共讨论都在混沌中进行。比如最近又热起来的改良与否之争，就很像一个伪问题。论争首先要解决的是，双方所讨论的对像是否同一个中国？双方所依据的论据材料，在现实中存在哪些互斥或重叠？最要紧的，双方是否坚持同一套是非观：哪些东西丝毫不容侵犯，哪些东西须臾不能容忍？
出于必要的诚实，主张改良的人必须得论证，无论在实定法的框架下，还是在现实政治格局中，公民都有改变政权的途径和可能。权力还能对不同意见保持起码的容忍和尊重。不认同改良的人则得论证，改良设计究竟是伦理上有亏，还是可行性阙如，甚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政治讨论中，类似根本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在根本问题上犯错，很多时候就相当于朝某一部分同胞脖子上套绞索。搞清楚问题之后，大家齐亮答题板，公共讨论才有继续进行的可能。宽容，指的是异见可以互存，不代表任何异见包括沉默都有同等价值。当人们介入政治讨论后，就有责任直面真相，表达立场。这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宏大的“站队”。只有尽快“站队”，才能最大程度避免首鼠两端、模棱两可，让那些以道德抒情代替实证逻辑的政治散文家难以立足，“国师”VS“口炮党”的人身辱骂也会少很多。
可惜，很多人不会亮答题板的，他们会抗议说，要他们亮答题板本身，侵犯了他们的“消极自由”，在逼他们“站队”“表态”。然而，他们转过头便会继续畅谈政治话题，直至为中国设计转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