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4月5号的自由微博上，偶然看到一条消息：几年前认识的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一个人辗转到了甘肃夹边沟附近，最终却被当地警方拦阻，未能进入夹边沟。但从她发出的照片上，至今依然可见块块人间骸骨裸露在干枯的黄土上。
当局之所以忌惮人们探访神秘的夹边沟，乃是因其人为制造的人间惨剧足以摧毁“伟光正”面罩上的虚伪装潢。一如25年前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那场屠杀一样，至今他们仍然在封堵一切与此相关的文字和活动。
一
这两天一口气读完全都来源于真人真事的《夹边沟记事》，心中不禁满是悲凉和伤痛。该书用口述历史的方式，生动地记叙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地处甘肃一带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茫茫戈壁上，三千多名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如何被迫劳改，如何在死亡中绝望地挣扎⋯⋯
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除了农场的领导尚能保证一日三餐之外，劳改人员根本就没有正常人的三餐可言。“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小两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夹边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三千名劳改犯中，最后能活着出去的仅剩下200人左右。那么多死去的冤魂，无一例外都是活活累死或慢慢饿死的。
夹边沟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就是一部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笔下《古拉格群岛》在中国的再现或叫翻版。其实前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只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而夹边沟却是中国酒泉附近的真实地理名称，所以当局才如此惧怕人们去重拾惨痛的历史记忆。
二
以下不妨随便挹取书中的一处细节描述。有一位名叫董坚毅的“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三、四十岁的上海人，“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
董被发配到夹边沟的最初一年“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后来，董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已明白自己来日无多，于是恳请同住窑洞的“我”，在他死后帮他办一件事。
董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了，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他指了指那片空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三天后董坚毅死去。”
三
不久，他的爱人来看他了。狱友们一开始不敢告诉她，但后来在她爱人的一再追问下，只好告知了实情。但“我”没想到他的爱人是一个一如董坚毅的名字一样性格坚毅的女人。她一定要“我”带她去看一眼董的坟地才回上海，可“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个女人看到自己丈夫被草草掩埋的坟地。因为“我”很清楚，与其说那是坟地，不如说是一片尸体乱葬岗。董的尸体实际上就是草草掩埋在原野上的。而且“我”更不忍让她看到的是，由于当初并没有地下，而是露出了尸身的下半部，所以董的屁股已经被其他饿极的劳改犯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挖去了两、三块股肉。
然而，他的爱人就是不依不饶地在窑洞里哭了一天一夜，眼泪都快哭干了。终于感动了“我”和同窑的几位狱友，只好带她去看了董的坟包，并挖开了董的尸体。他的爱人终于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丈夫遗体，接着便是撕心裂肺的嚎哭⋯⋯
但接下来让“我”更加为难的是，“这媳妇够固执的。”非要火化遗体，然后带上遗骨才愿返回上海。于是，经过一番费劲的火化折腾，他的爱人终于装好了一大包董的骸骨，踏上了回家之旅。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
四
惨死于夹边沟的所谓右派分子，有入朝作战负伤的志愿军功臣，有满怀一腔热血的知识青年、党员干部，有在美国学成归国的博士、教授，还有顶尖的艺术家、工程师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但他们只要到了夹边沟，就不仅被剥夺了正常人的生存条件，也一概被剥夺了所有做人的基本人格和尊严。活得不如一条狗，甚至不如一只惊恐不安的老鼠。以后若等中国民主化了，夹边沟的纪事一定可以拍一部媲美《辛德勒名单》的中国版集中营故事。不过导演会为很多形销骨立，瘦骨嶙峋的演员而大伤脑筋。因为像夹边沟劳改犯那么瘦弱的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这时，我忽然想到火箭专家钱学森来。钱老不仅学问了得，而且识时务的本领也非同一般。现在通过阅读到一些真实的回忆文章才知晓，钱老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十分善于跟风识时务，并适时作一些思想检查式的妥协表态，那么，即使作为享受过被毛泽东接见的殊荣，也同样会被毛及其帮凶们好好修理。
钱学森的同学就是一个显例。例如，比钱学森从美国留洋回国更早的，还有一位他的同学好友——徐璋本。徐、钱两人都是学导弹的：钱搞导弹制导，而徐专攻反导研究。这两人可谓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徐、钱两人都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又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于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则于1940年获博士学位。应该指出的是，徐、钱两人的私交也很好。
1957年大鸣大放之时，徐提出“右派言论”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反对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切科学的指南。由此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了无期徒刑。判刑之后，周恩来总理曾传话给徐说，只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可立即释放。但徐在狱中却不为所动。
现据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五
读完《夹边沟记事》，谁都无法否认，只有毛泽东，才是制造夹边沟这种人间惨剧的罪魁祸首。一如“文革浩劫”一样，所有令人发指的罪错，其根源都应由毛泽东本人承担。
毛就是这样一个地道的暴君。他不习惯有任何身边或非身边的不服从者出现。否则一概从肉体上消灭之。这一点，像极了他那怀疑一切、冷血阴险的“斯大林同志”。
前苏联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曾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这样指出，斯大林“对他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自己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他还说，斯大林统治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好在后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主政时期，就从言辞和行动上开启了“去斯大林化”运动，公开承认斯大林犯下的、一度“被遗忘”的那些罪行。
梅德韦杰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同样也应该分毫无差地用在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身上。夹边沟的恐怖历史，必须得到还原。因毛泽东所发动的所有政治迫害受难者，都有足够理由要求当局进行清算。“六四”屠城的真相也同样应该得到还原。这不仅仅是为讨还血债，而是为了牢记罪错，永远不再重演。
毛泽东一人所造成的历史罪错一日不清算，国家的政治就一日无以清明；邓小平、李鹏对“六四” 的定性如果得不到彻底纠正，那么所谓政治改革的许诺，就只能镜花水月。
为什么中共至今不敢公开否定毛泽东？原因就在于否定了他，也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的合法性；而否定了中共的合法性，也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称谓。
六
今年4月15日，据法学家郭道晖在《中国胡耀邦研究会》上所引用的统计资料显示：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叶剑英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几近全部平反，可谓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未尝有过。
所以，毛死后由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看作“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够。”可是今天从毛尸仍然被可耻地供奉在天安门广场这一现实状况来看，中国的宪政转型之路还相当之漫长。由此也可以说，中国至今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常国家。因为在一个正常的文明国家，其政治道德的惯例乃是，统治者应该敢于直面历史创伤。国家罪错应该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所有受害者作出政治道歉。可今天，我们既未见国家出资设立文革浩劫博物馆，也看不到成立“六四”真相委员会的任何可能性。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党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还说什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不能否定之类的屁话，真是无耻到家了。
当局之所以忌惮人们探访神秘的夹边沟，乃是因其人为制造的人间惨剧足以摧毁“伟光正”面罩上的虚伪装潢。一如25年前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那场屠杀一样，至今他们仍然在封堵一切与此相关的文字和活动。
一
这两天一口气读完全都来源于真人真事的《夹边沟记事》，心中不禁满是悲凉和伤痛。该书用口述历史的方式，生动地记叙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地处甘肃一带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茫茫戈壁上，三千多名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如何被迫劳改，如何在死亡中绝望地挣扎⋯⋯
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除了农场的领导尚能保证一日三餐之外，劳改人员根本就没有正常人的三餐可言。“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十八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小两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夹边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三千名劳改犯中，最后能活着出去的仅剩下200人左右。那么多死去的冤魂，无一例外都是活活累死或慢慢饿死的。
夹边沟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就是一部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笔下《古拉格群岛》在中国的再现或叫翻版。其实前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只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而夹边沟却是中国酒泉附近的真实地理名称，所以当局才如此惧怕人们去重拾惨痛的历史记忆。
二
以下不妨随便挹取书中的一处细节描述。有一位名叫董坚毅的“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三、四十岁的上海人，“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
董被发配到夹边沟的最初一年“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的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后来，董出于医生的职业敏感，已明白自己来日无多，于是恳请同住窑洞的“我”，在他死后帮他办一件事。
董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了，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他指了指那片空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三天后董坚毅死去。”
三
不久，他的爱人来看他了。狱友们一开始不敢告诉她，但后来在她爱人的一再追问下，只好告知了实情。但“我”没想到他的爱人是一个一如董坚毅的名字一样性格坚毅的女人。她一定要“我”带她去看一眼董的坟地才回上海，可“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个女人看到自己丈夫被草草掩埋的坟地。因为“我”很清楚，与其说那是坟地，不如说是一片尸体乱葬岗。董的尸体实际上就是草草掩埋在原野上的。而且“我”更不忍让她看到的是，由于当初并没有地下，而是露出了尸身的下半部，所以董的屁股已经被其他饿极的劳改犯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挖去了两、三块股肉。
然而，他的爱人就是不依不饶地在窑洞里哭了一天一夜，眼泪都快哭干了。终于感动了“我”和同窑的几位狱友，只好带她去看了董的坟包，并挖开了董的尸体。他的爱人终于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丈夫遗体，接着便是撕心裂肺的嚎哭⋯⋯
但接下来让“我”更加为难的是，“这媳妇够固执的。”非要火化遗体，然后带上遗骨才愿返回上海。于是，经过一番费劲的火化折腾，他的爱人终于装好了一大包董的骸骨，踏上了回家之旅。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
四
惨死于夹边沟的所谓右派分子，有入朝作战负伤的志愿军功臣，有满怀一腔热血的知识青年、党员干部，有在美国学成归国的博士、教授，还有顶尖的艺术家、工程师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但他们只要到了夹边沟，就不仅被剥夺了正常人的生存条件，也一概被剥夺了所有做人的基本人格和尊严。活得不如一条狗，甚至不如一只惊恐不安的老鼠。以后若等中国民主化了，夹边沟的纪事一定可以拍一部媲美《辛德勒名单》的中国版集中营故事。不过导演会为很多形销骨立，瘦骨嶙峋的演员而大伤脑筋。因为像夹边沟劳改犯那么瘦弱的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这时，我忽然想到火箭专家钱学森来。钱老不仅学问了得，而且识时务的本领也非同一般。现在通过阅读到一些真实的回忆文章才知晓，钱老如果不是在那个年代十分善于跟风识时务，并适时作一些思想检查式的妥协表态，那么，即使作为享受过被毛泽东接见的殊荣，也同样会被毛及其帮凶们好好修理。
钱学森的同学就是一个显例。例如，比钱学森从美国留洋回国更早的，还有一位他的同学好友——徐璋本。徐、钱两人都是学导弹的：钱搞导弹制导，而徐专攻反导研究。这两人可谓是珠联璧合的一对。
徐、钱两人都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又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于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则于1940年获博士学位。应该指出的是，徐、钱两人的私交也很好。
1957年大鸣大放之时，徐提出“右派言论”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反对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切科学的指南。由此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了无期徒刑。判刑之后，周恩来总理曾传话给徐说，只要徐放弃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可立即释放。但徐在狱中却不为所动。
现据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2005年6月刊载原钱学森秘书，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五
读完《夹边沟记事》，谁都无法否认，只有毛泽东，才是制造夹边沟这种人间惨剧的罪魁祸首。一如“文革浩劫”一样，所有令人发指的罪错，其根源都应由毛泽东本人承担。
毛就是这样一个地道的暴君。他不习惯有任何身边或非身边的不服从者出现。否则一概从肉体上消灭之。这一点，像极了他那怀疑一切、冷血阴险的“斯大林同志”。
前苏联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曾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这样指出，斯大林“对他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自己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他还说，斯大林统治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好在后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主政时期，就从言辞和行动上开启了“去斯大林化”运动，公开承认斯大林犯下的、一度“被遗忘”的那些罪行。
梅德韦杰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同样也应该分毫无差地用在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身上。夹边沟的恐怖历史，必须得到还原。因毛泽东所发动的所有政治迫害受难者，都有足够理由要求当局进行清算。“六四”屠城的真相也同样应该得到还原。这不仅仅是为讨还血债，而是为了牢记罪错，永远不再重演。
毛泽东一人所造成的历史罪错一日不清算，国家的政治就一日无以清明；邓小平、李鹏对“六四” 的定性如果得不到彻底纠正，那么所谓政治改革的许诺，就只能镜花水月。
为什么中共至今不敢公开否定毛泽东？原因就在于否定了他，也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党的合法性；而否定了中共的合法性，也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称谓。
六
今年4月15日，据法学家郭道晖在《中国胡耀邦研究会》上所引用的统计资料显示：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叶剑英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几近全部平反，可谓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都未尝有过。
所以，毛死后由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可以看作“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够。”可是今天从毛尸仍然被可耻地供奉在天安门广场这一现实状况来看，中国的宪政转型之路还相当之漫长。由此也可以说，中国至今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常国家。因为在一个正常的文明国家，其政治道德的惯例乃是，统治者应该敢于直面历史创伤。国家罪错应该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所有受害者作出政治道歉。可今天，我们既未见国家出资设立文革浩劫博物馆，也看不到成立“六四”真相委员会的任何可能性。我们所看到的，依然是“党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还说什么“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不能否定之类的屁话，真是无耻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