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媒体上获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素来提倡自由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竞争的学者夏业良，因为政治因素，遭到他所任教的北大的解聘。这起事件引发身为北大姊妹校的台湾大学一群教授的不满联署，这群台大教授联署要求北大无条件恢复夏业良老师的教职，台大法律系特聘教授颜厥安表示，夏业良是杰出的经济学者，其出版的许多著作深受学界肯定，却因长期鼓吹在中国进行自由宪政改革，导致北京大学违反应有程序解聘，摧毁大学学术自由的精神。台大工会代表施彦廷认为，北大在国际上是排名很前面的知名大学，却未保障教师最基本的工作权，只会让世界顶尖大学的华丽光环失去意义。美国知名学府卫斯理学院，也已有超过130名教授联名发表公开信予以谴责，要求卫斯理学院停止与北大的合作关系。
在关于夏教授被解聘的多篇评论中，我尤为欣赏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学者黄国昌就此事所撰的一篇文章，文章叫做《自我作贱的北京大学》。文中认为，当北大决定不再续聘长期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夏业良教授时，就已自我对全世界正式宣告，北大早已将蔡元培所曾标榜“研究学问、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糟蹋殆尽，更已配不上“大学”这个称号。
在这起北大教授遭解聘的事件中，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夏业良在授课过程中的某些言论被学生举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比如他在课堂上，提到中国的国际专利发明数量，甚至不如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台湾及芬兰等规模较小的国家，结果有大一学生告到学校，说他公开宣称台湾是一个国家；又比如，夏业良在讲课时指出，近10年来，中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尤其是向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集中。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被学生举报说他抹黑党和政府的形象。
面对被学生告密的尴尬处境，夏业良教授说：“我在讲很多东西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些问题的判断。受正统意识形态灌输的一些人，肯定会觉得有和教科书不一样、和党政策宣传不一样的地方。”对于举报学生的身份，夏业良教授指出，本科学生里面有信息员制度，凡是在老师同学中有不适当的言论，都要及时地上报。与此同时夏教授认为：“现在的学生被洗脑太严重了，没有什么正确的观念和自己的思想，什么是法制精神，年轻学生里面很少有人懂得，如果没有家庭背景的话，没有家长或者亲戚朋友特别的指引，靠自身发展的话，基本上是以拜金主义为主要导向的，追求物质生活、追求时尚，现在的学生已经基本没有了辨别是非、善恶、好坏的能力。”
这起教授被学生举报的事情，让我想起了一部在英语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文学名著——《一九八四》。1949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作品《一九八四》问世，这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通常也被认为是政治小说文学的代表作。书中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监管人民为特征、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未来极权主义社会。这个国家里的人民全都互相监视，有异端思想的人会在别人的举报下成为“思想犯”，之后必须接受思想改造以便转化为“思想纯洁者”。这使得人民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全都处于权力的严密监控之下，每一个人在他人监视的阴影下没有丝毫的喘息空间。
这部名为《一九八四》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至少62种语言，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并且在1956年、1984年两度被改编成电影、颁上银幕上映，但也被许多国家的当局视为危险和具有煽动性的书籍，而列为禁书。书中的一些术语和作者本人，已成为讨论隐私和国家安全问题时的常用语，例如“奥威尔式的”（Orwellian）形容一个令人想到小说中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行为或组织；而那句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标语“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则意指任何被认为是侵犯隐私的监视行为。
有意思的是，这部政治讽刺小说当年在出版时，曾被出版界归类为科幻小说。然而时隔六十多年后，在当下中国社会情势中重读这本书时，却益发让人感到书中情节故事的真实。
类似夏业良教授被学生告发的事例，在中国大陆也层出不穷。数年前，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师群在课堂上讲授《古代汉语》课时，因发表了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政府的言论，而被两名女大学生以“反革命”罪名告到公安局。这一告密事件使得当时的舆论广泛关注，也引起广大网民参与到对这些新红卫兵的沸沸扬扬的讨论中。
当年，就在上海高校的告密事件还在发酵中，《武汉晚报》又报道，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级数学2班推行了一项“小天使计划”，让每个学生都有一个“秘密同学”在暗中盯梢监督，定期写出监督报告。据说，开展这项以“小天使”命名的“盯人”计划，是为了加强该班的学风、班风建设。也是在那年，网友发现山东德州学院在学生中建立“校内秘密力量”，以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官方文件。山东德州学院在学生中招聘“安全信息员”，对全校学生进行有组织、全方位的“特务”控制。
以上这些告密事件让许多人对中国大陆大学校园里的告密文化惊讶万分，其实，在校党委团委治校、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可望不可及的中国大陆的各所大学里，告密行为乃至因言获罪的事例并不稀见，比如2005年的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教师卢雪松事件。卢雪松老师因在课堂上讲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中的有关历史文化问题，被班上的“学生资讯员”告密，说她“讲述反动内容”，进而被校方剥夺授课资格，后被当地公安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处以劳动教养。
这些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大陆高校里的这一幕幕荒诞现象，让善良的人们不寒而栗，更有种时空错置的感觉。若不仔细阅读，乍一听，读者还以为发生在古代的中国、或黑暗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呢。在当代这样一个资讯发达、民智渐开的全球化时代，这些告密事件之匪夷所思，简直就是一部科幻小说。
其实，这种告密现象，对于比80后、90后年轻一代年长的华人来说并不陌生。1949年后至“文革”结束前的中国大陆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全民互告的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局视全民为嫌疑犯，实行人盯人的监督制度。在同事、邻居之间，在亲友、熟人之间，乃至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之间都互相检举揭发，在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告密大网之下，一个又一个的“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之类的“坏人”被揪了出来，进而沦为被社会抛弃的政治贱民。那种让中国人民陷入恐惧和不安的告密文化，极大地破坏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信任土壤。
这种破坏，由于权力的尚未开放和制度的尚未转型，时至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也仍未恢复过来。后“文革”时代的中国虽说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告密文化的浸透及社会的恐怖气氛也稍逊于那个极左时代，但互害社会的毒素仍然未消，告密揭发的风气仍然未灭，因言获罪的案件也不胜枚举。如此说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仍然是水中花镜中月。
在告密风气盛行的国度，倡导所谓的“和谐社会”抑或“中国梦”实在是太过黑色幽默，论及“大国崛起”更是沦为笑谈。告密文化宛如中国社会人际网络中的三聚氰胺（即毒奶粉中的化工原料），让中国人的心灵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不铲除产生这种告密文化的制度土壤，将“免于恐惧的自由”还给中国民众，中国人将永远没有未来，而只能永远地生活在“一九八四”。面对此情此景，目睹夏业良教授遭解聘以及其他层出不穷的种种告密事件，让人在愤懑之余不禁想要问一句：“告密文化”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