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范围内的大抓捕还在继续。每一天都有坏消息传来。维权律师浦志强、刘士辉、唐荆陵，民主维权人士胡石根、袁新亭、王清营、圣观法师、秀才江湖、谢文飞、杨崇、贾灵敏，记者高瑜、吴薇、向南夫、辛建，学者徐友渔、郝建，艺术家徐光，纪录片制片人沉勇平等等，三个星期之内，至少60多名知识分子和维权公民被拘捕，另有不少人失踪。
有人把这解释成六四前的维稳升级；有人解释成政法系统滥用警力、警察权失控；有人解释成中央派系斗争，这恐怕都不对。这一波对民间社会的大规模镇压，不是从今年抓捕“53五君子”开始的，而是从去年抓捕“西单四君子”开始的。 2013年3月31日，袁冬、张宝成等四人在西单演讲，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当场被捕，正式揭开了当局镇压新公民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序幕。一年之内，在全国范围内至少两百名维权人士被捕入狱，许志永，王功权，郭飞雄，李化平，陈宝成，张林，丁家喜，刘萍，袁奉初，伊力哈木等等，其中着名维权者曹顺利被当局折磨致死。不仅仅是维权人士，针对异议人士、地下教会、法轮功信仰者、上访者、网络活跃人士、自由派学者的打压都在明显加强，对信息传播、意识形态的控制明显收紧。
这一波打压虽然从形式上并没有采取茉莉花时期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酷刑的方式（应急状态下的维稳升级），但从持续时间、波及范围、被捕人数、惩罚力度上，都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
显然习近平上台后，试图要转变对付民间社会的模式：从这一转变已经发生，2013年“西单四君子”事件可以作为开端；当局在打击过程中收集信息、观看反应、摸索经验，继续深化和强化这一新模式。这种转变可以称之为“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或者“从控制模式到清洗模式”。这并非是应急的、针对事件的，而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并非针对特定少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民间社会的。原来抓捕的是越过红线的、冒头的、上街的、有组织化色彩的等等，现在则有对民间社会一网打尽之势。活跃的、有影响的、有行动力的，都可能在被捕名单内。某人在某个事件中被捕，不能说明这个事件是这个人被捕的原因。抓捕只是找个借口、找个机会，似乎要算旧账、算总账。原来主要以惩罚个别越线者为目标，维持维稳力量的优势，现在同时要清除民间集结的节点、消灭民间领袖的萌芽、瓦解民间反抗的能力。去年春天以来至今，抓捕规模之大、打击力度之凶狠，可以看出当局意在彻底瓦解民间的抗争力量，至少要遏制公民社会在过去十年中稳步成长、悄然壮大的势头。
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他是毛主义之子。从他的太子党立场、从他受教育的经历、在党文化中摸爬滚打的经历，从他上台之前之后的发言来看，他头脑中没有民主宪政这些东西。“不输出革命”、“两个不能否定”、“七不讲”、“九号文件”、“819讲话”、拜毛、国安委，书记已经磨刀霍霍，公知何必意淫连连。目光敏锐的《经济学人》在封面上给习主席穿了皇袍，但与毛权相比，皇权实在不足挂齿。毛主义、一党制、江山永不变色，乃是习所服膺的“宇宙真理”。其实胡锦涛的想法和习近平的差别并不太大，但习更有动力、更有魄力、更有自信、更少掣肘，对“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教会、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摆开阵势、真刀真枪地杀将起来。更重要的是，在党国领导人看来，如果不对以“黑五类”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反对力量进行“非常规威慑”、摧毁性打击，他们就会“现实而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党的政权和利益（也就是所谓“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但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然具备自我修复、稳健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化、全球化、法律化、公民意识的发展、社会运动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现政权的合法性先天不足、现有体制不断侵犯公民权利、不断制造矛盾冲突、现有意识形态不断丧失吸引力、现有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发展模式不断暴露危机。这些大背景、大环境，使得中国的公民社会、自由民主力量的上升趋势，几乎无法被个别人的意志所打断。这个过程中会有迂回、有挫折、有低谷、有牺牲，更多的人要付出令人痛心的代价，坏消息会一个又一个地到来。但前面描述的时代大背景、社会大环境，既是当局转换镇压模式的原因，也是新的镇压模式无法最终达到目的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