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顾问　李兆富）

 

 

 

「留低却需要好大勇气。」见到郑若骅落得如此田地，我竟然想到了董建华的这句话，也想到了那个时空的一些往事。话说当年的我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立法会议员的助理，亦有幸地（或者是不幸地）在非常近距离，见证了特区史上首个立法会对高级官员的不信任动议。

 

当年对梁爱诗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律界的吴霭仪议员提出，我依稀记得，那次不信任动议是有可能通过的，关键在于工商界会否有人愿意支持议案。

 

「建制派又点会唔听阿爷支笛呀，儍佬。」尤其是比较年轻一辈的，应该会这样想吧。

 

此一时也彼一时，记忆中廿年前的香港，虽然已经有民主派，但仍然未有建制派这个标签。就算是广义上来讲，所谓的建制也有分蓝和红，即是工商专业界别，以及民建联和工联会等亲中组织。当时虽然已经改旗易帜，但是政治和社会脉络，仍然维系着过渡期的结构。

 

请容许我大胆讲，当年在立法会里工商专业界别的代表，立场是更加贴近所谓的业界，不似今天的建制派那样，有时要兼顾建制派的身份，而作出必要的取舍。话说，当年就是否要支持吴霭仪的动议，工商界的确存在分歧，但是我见到当年工商专业精英的主流观点是：「假如可以因为一个人而放弃香港的法治，还成何体统？」

 

由提出动议到辩论的日子，是排山倒海的游说和舆论。依我片面的观察，特区政府的其它官员有参与游说，但不算得非常积极，反而当时在隐隐约约间，有来自北方的声音，间接地向香港政经界重要人物晓以大义。

 

顺带一提，新华社香港分社要在2000年1月才正式改组成中联办。虽然当年主流舆论认为只是改个招牌。但历史客观事实反映，中央每次对港的人事和组织变动，都几乎意味着加紧对香港的影响和控制，无一例外。

 

梁爱诗不信任动议事件其中一段小插曲，就是我当年的老板夏佳理在讲完「今天没有赢家，最大的输家是香港」，然后潇洒地离场。在那一役之后，他淡出了议会政治，专心其它公职。回想起来，他是极少数一早看穿热厨房不宜久留的智者。

 

重提旧事，因为我觉得，在某方面来说，梁爱诗和郑若骅的处境值得相提并论。当年不信任动议后，梁爱诗虽然留在政府，但已经没有政治能量和公信力，去推动极具争议的廿三条立法，结果由另一个人为国家作出了事业上的牺牲。

 

至于郑若骅，虽然未知道是否要处理廿三条立法，但肯定要推一地两检。有不少网民觉得既然麦齐光都可以下台，为甚么郑若骅不可以。可是，在今天香港以权力为大前提的中式政治逻辑之下，一地两检是既定事实，廿三条立法亦如是。至于对郑若骅的不信任动议，有理由相信其实这个位置和以上的各种任务，由谁去做，可能已经不重要。但是当年对梁爱诗的不信任动议也未能通过，我见不到对郑若骅的不信任动议有通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