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国国家乒乓球代表团的9名成员获邀到共产党中国打比赛。他们是自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以来首批获准进入该国的美国人。当年23岁的美国乒乓球女子冠军康尼。斯维里斯（Connie Sweeris）接受了美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讲述了她首次访华及其对美中关系的记忆。
当听说我们获邀到中国时，我既害怕又高兴。当时正是东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天，这个邀请令我们吃惊不已。我们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历史教科书和电视新闻，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好的：饥荒、暴力、侵犯人权。两名队员选择不去，我觉得我们作为客人会得到好的待遇，因而决定不妨一去。我们离开东京前，美国大使馆拿走我们的护照，用一种黑色的记号把禁止我们去中国的那一栏注销掉。我这才知道此行并不寻常。
当我们走向连接香港与中国内地的那座大铁桥时，数十名记者主动跟我们说话。由于他们不能过界，因而把相机交给我们，让我们记录下行程。我的一些队友因此成了新闻记者，在那次6天之行的其余时间，他们记笔记、拍照片。在中国人中间，我们显得太扎眼了。所有中国人都穿灰色或蓝色裤子和高领上衣，看上去一模一样，而我们的装束都是典型美国式的：牛仔裤、风衣、T恤。
19岁的加利福尼亚州人格伦。科恩穿着扎染牛仔裤，戴着“兰博”式的红色吸汗带，在北京的街头到处转悠。小孩子们一路跟着他，街上川流不息的多是两轮或三轮脚踏车和人力车。在参观当地的一个工厂时，我们发现工人们在用砖块当球网的简易台子上打乒乓球。在北京周边的乡下，我们看到男人们用牛拉犁耕田，就像中国人数千年来所做的那样。
当然，旅途中还会有令人紧张的事情。到中国的头一天，我就看到一家商店的窗户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后来我们去欣赏歌剧，发现内容全是有关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肖像无所不在。大多数人都戴着红袖章。
我们在一座能容纳1.8万人的体育馆打比赛，中国选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他们让我们赢了不少局。其后，当我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见面时，格伦。科恩问他如何看美国的嬉皮士。总理回答：年轻人寻求真理，这样注定会出现不同的变化。他的双眼熠熠闪光。
食物也许是最难忘的。我们通常一天吃四五餐，每餐都有8-10道菜。起初我问中国人给我们吃的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是诸如鲨鱼翅、鸡爪和猴脑之类的，之后我就不敢问了。当回到密歇根州的家乡后，我感到筋疲力尽，但心满意足。似乎每个人都想跟我聊几句——各种组织和报纸都来找我。但我当时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代表团访华的意义，一直到几十年后，我儿子在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发现我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站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
当2006年代表团和我重访中国纪念那次访问35周年时，我意识到我们当年不仅仅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访问团。我们是使以后类似的访问得以可能的访问团。（口述 Connie Sweeris；笔录 Tony Dokoup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