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四心路
那年6月4日的凌晨，一夜未眠的我孤独地走在武汉的大街上，心中充满悲伤。我总幻想会从街角突然杀出一支队伍，人人高唱国际歌，抗议刚刚在北京发生的大屠杀。但是，大街风平浪静。接下来的几天，除了校园有过小规模的集结，大街上始终风平浪静。
街上看不到期待的场景，我便试图从报纸上找到蛛丝马迹。财经向来是我的短板，但那时我看报纸看得最多的是财经，因为我相信经济危机就在眼前。头几年的确如此，国民经济各项指数，都印证山雨欲来。没想到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的活力一下被激活，并一路增长至今。
也许还有国际压力可以指望？但这其实更不靠谱。中国市场的闸门一开，各国投资便蜂拥而来，如今都是公开的秘密了：最谄媚中国政府的境外势力，就是美国资本家尤其华尔街。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暧昧，也是尽人皆知。
但不是还有海外民运么？某次政治学习，领导宣布要对单位的传真机实行管制：派专人二十四小时守候，收到任何传真都得报送领导审阅。据说这是全国统一部署，因为有海外民运组织宣布通过传真对国内发动宣传战。这让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点星光。
但是，海外民运后来的情况……，就不用说了。
整个八零年代，仿佛流光溢彩的泰坦尼克。六四则如坚硬的冰山，把一切撞得粉碎，一切的光荣，一切的梦想。从激情的甲板上，突然被抛落杳无人迹的海上，所有挣扎都被证明为徒劳，所有呼喊都激不起一点涟漪。那种焦虑和绝望，在此后的很多年中，都不敢回想。
这是个不断制造心理创伤的国度，却没有任何疗伤机制，我也是心理灾民的一员——在我曾经执教的那家医学院，我是绝对的另类：六四后持续一整年的“双清”，全校才两个“双清”对象，一个党内一个党外，党外那个就是我。有一天我太太回家说，单位有同事悄悄问她：你先生卷入动乱，是不是因为想出位？我听了半晌无语，不知是何滋味。
《历史的先声》中的六四回响
那样窒息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正事做，如果不能转移注意力，自己不被憋死，也一定要被憋疯。我必须设法走出这末路。
机会来了。
六四之后，组织上的反攻倒算是所谓“双清”，理论上的反攻倒算则是所谓反和平演变。文革僵尸理论借机纷纷复活，气势汹汹地登上大小报章的主要版面。有一天系部领导笑眯眯地找我，问我想不想接几个课题？我颇纳闷：我作为当时的“牛鬼蛇神”，居然也有机会？看了课题指南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教育部开列的课题指南，鼓励高校政治课老师炮制“反和平演变”的雄文。听命者一律升职加薪，实则就是大规模收买。系部领导也摆明了告诉我：我的问题很严重。但如果我能接几个课题，写几篇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就可设法找党报发表，以此向校方证明：我已“洗心革面”。回头是岸，则不仅我过去的问题一笔勾销，说不准还会受重用。
又过了十多年，我早已离开了医学院，老领导也早离休了。我回武汉看望他时，他才告诉我，当年我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不仅面临审查、停课，甚至有人想就此把我送入监牢。
当时的课题指南没打动我，反倒激怒了我。列入指南的几百个课题，都是批判自由民主的所谓虚伪性。而我原本就是教党史的，最清楚的就是中共曾经怎样信誓旦旦地向全国人民承诺自由民主。于是我决定用一种最客观也最有力的方式来回击，便有了《历史的先声》（1993年编，但拖到1999年9月才出版）。这本书不止搜罗当年中共的民主高调，其中一个板块，更与六四相关。该板块的诸多篇章，譬如《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譬如《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譬如《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譬如《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来了》等等，都是隐喻六四。当时的我还有对学生运动残存的一点希望。
基于这残存的希望，停课七年好不容易复课之后，我在讲台上依然大讲特讲自由民主。每堂课的头一刻钟，我会给学生讲应试要点，其他时间就都属于自由发挥，都是结合某章节的主题，抛开书本讲我知道的历史真相，讲中外比较。但坦白地说，收效甚微，没多少学生真的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前程，只是挣钱。我不得不承认，八零年代的学生状态是一去不复返了。
更有一年年末，教务处通报批评我在课堂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指控的具体内容与我实际讲课的内容完全不符，我去讨说法。教务处最初说是退休老教师组成的教学督导团举报的，后来教务处承认是学生信息员告的密。
这一次的抗争表面是我赢了，教务处灰溜溜地收回了通报。但我即便赢了也一点胜利的感觉没有。“双清”期间，我的很多学生被保卫处带走，威逼他们交代我的问题。甚至不惜离间师生关系，骗他们说我已经出卖他们，他们没必要再为我扛。但没一个学生上当。后来罗列的罪状，只有我手写的大字报，和电视台拍到的我走在游行前列的镜头，人证为零。学生出来之后，反而第一时间告诉我学校审问他们的情况，提醒我要提防。对比今天的举报，我不禁寒心。校园还能有多大希望？在校园的坚持还有多大意义？我不得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其实也已经由不得我了。大约在2001年末，还是那位老领导找到我。没有客套，他直截了当地说，这回他真扛不住了，这回跟我过不去的，已经不是校方而是警方。因为《历史的先声》、《刘文彩真相》两本书，我被列入黑名单，当局不许大学给我提供讲台。如果我不想一辈子靠边，最好跳槽。
我马上提出了辞职。如果说六四是我心的流浪的开始，那么这回，则是我第一次被逐出体制，是我身体流浪的开始。我不认为自己失去了什么，反倒认为走出了围城，有了一种解放的感觉。
刚过春节我就去了北京，到《中国改革》杂志做编辑。国保尾随而至，要我规规矩矩，否则，随时把我赶出北京。观察了三年，他们断定我确实不可救药，终于兑现了把我赶出北京的诺言。2013年1月我出差北京，又一次被他们驱逐，遣返的路上，我开玩笑说：我还要回来的，我已经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他们马上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不可能。我们绝不允许。
专政之下无平反
无论北京三年，还是离京后去到南方，我的身份都是媒体人。《历史的先声》和《刘文彩真相》出版引爆的震撼，尤其当局对这两本书的恐惧和对我的打压，让我领教了传播的巨大空间与能量。这不是大学的三尺讲台能够比拟的。告别体制后，我选择以媒体为业。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职业的转换。万万想不到，这会带来几乎整个思维方式的转型。
六四的血腥记忆挥之不去。但渐渐的，我不再认同平反六四的主张。刚闯入言论场，我以强烈的道德义愤，尖锐地抨击几乎所有我能见到的罪恶，为我视野中的几乎所有受难者呼吁。为宜黄血拆的钟家姐妹呼吁，为重庆钉子户呼吁，为黑砖窑的奴工呼吁，为川震中的死难孩子呼吁。罪恶比我想像的还更广泛，这个国家无时不在制造六四，无处不在制造六四。从早年的苏区肃反，到文革，到六四，再到今天形形色色的国家暴力，背后是同样的幽灵作祟，那就是对权利尤其对生命权极度鄙视的暴力文化，以及建立于暴力文化基础上的专政体制。
所以，我不再相信什么六四平反。八零年代可以平反冤假错案，那是因为八零年代的确呈现了体制自我改革的空间，而且全国人民都在体制内，体制的合法性并没有破产。但随着六四一声枪响，体制合法性扫地以尽；胡温以来的刚性维稳，更将专政之恶发挥到淋漓尽致。体制积重难返，以致不可能承受平反六四带来的任何冲击。专政之下无平反，这在今天已无可置疑。今天不是要不要给六四平反的问题，而是必须首先终结专政的问题，即必须首先转型的问题。六四昭雪只能是转型的结果至少是阶段性结果，不可能指望平反六四成为转型的起点，专政体制决不会答应。
就此而言，即就目标而言，我是更激进了。
从刘晓波到许志永
但无论如何激进，我始终忘不了当年六四凌晨，我走过空旷大街时的感受。我不能不承认，“人民”真的不在我们这一边。人民的神话于我早已破产，但我也不相信，只靠所谓先锋队即少数先知先觉，就能与专政体制抗衡，就能改变世界。政治是实际的，有几分实力说几分话。只是存量，只是三五个人七八条枪，就会永远边缘化，没资格参与实质的博弈。
关键在于增量，增量只能来自社会，来自作为最大多数的普通人。但不是传统的所谓依靠人民，不是民粹主义的人民至上，而是怎样从虚无的人民升级到具体的公民，怎样从人民社会升级到公民社会，这成了我思考的重心。恰好媒体生涯也让我能够触摸到真实的社会，给了我巨大的想象空间，让我认识到生活的复杂和隐藏在复杂生活中的丰富的可能性。一扇扇天窗朝我打开，六四之后一直折磨我的悲怆、孤独和绝望，渐渐烟消云散。
从此，推动社会运动、呼唤公民社会，就成了我笔下的主题，也成了我、许志永和企业家王功权的最大共识。我们三人既是私交，也是精神上的共同体，在几乎所有转型问题上，我们都不谋而合。我们坚信，中国必须改变，但必须是新的改变：必须是基于爱的改变而不是基于恨的改变，必须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改变而不是抢占自己的基本盘，必须是尽可能追求最小成本的改变而不是不计代价，必须是精确制导的改变而不是大呼隆。我们都对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尤其对不择手段煽动底层造反的共产革命模式深恶痛绝，所以归根结底，都要求手段和目的相统一的阳光的、文明的改变。这些主张落地，即为许志永2012年5月发起的新公民运动。
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以50后、60后为主，多数亲历六四，刘晓波是他们的代表之一。新公民运动则以70后、80后为主，多数是六四后成长起来的，许志永是他们的代表之一。不仅世代上接续，思想上也有接续。如果说零八宪章是对六四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总回答，强调的是中国必须宪政；新公民运动则是对如何推动转型、如何实现宪政的具体探索。即零八宪章和新公民运动，分别是六四一代人和六四后一代人，对以民主改革为总诉求的六四学运的总回响。六四学运是失败了，但历史没有停止前进，每一个世代都在前一个世代的基础上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前仆后继。
25年前的六四凌晨，我踯躅街头，那是心的流浪，绝望的流浪。25年后的今天，我的身体还在流浪，没有归宿。但我的心不再流浪，我已经有了自己确定的方向。我也不再幻想大街上突然杀出一支队伍，我自己就是一支队伍，我充满了自信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