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本的《火与冰》在台湾问世，距离删节版的《火与冰》在北京出版，已经过去整整十六个年头了。几乎与此同时，我的第四十本书也在台湾出版。四十本书，十六年光阴，似乎被压缩在一个平面上。
如果从一九九八年《火与冰》的出版算起，我与中共政权之间如同蝼蚁撼大树的抗争，也已经持续了十六年。因为写作，我成了没有工作、没有户籍、没有医疗保险的“三无人员”；因为写作，我成了中共宣传部下令不准中国的任何媒体发表我的作品的“黑名单上的人”；因为写作，我成了遭秘密警察软禁、绑架、酷刑以至昏死的“国家的敌人”。
十六年前，我还不到二十五岁，被视为一夜之间名满天下的青年才俊；十六年后，我翻越了四十岁的门槛，我的命运也被我所写的书改变：偌大的中国容不下我的一张小小的书桌，不仅我的书只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出版，而且我这个人也只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写作。
不过，我并不为之后悔。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自甘为奴、忍辱偷生；也有人愿意为了自由前赴后继、风雨兼程。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如同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一模一样。米沃什在随笔式的回忆录《米沃什词典》中写道：“我们一方面沉浸于回忆，另一方面强烈渴望逃出时间，逃到永恒律法之乡。”我的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战斗，另一半的时间是在逃亡；逃亡不是失败者的耻辱，每一次的逃亡都是在为下一次的战斗作准备。《米沃什词典》的译者、诗人西川在《译者导言》中写道：“作为一名流亡者，米沃什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把一切噩梦化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并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如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绝对不能成为受虐狂，不能因为批判专制政权而与专制政权“精神同构”；或者用圣经中的话来说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不过，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做起来却难于上青天。
在我四十岁的生命中，有两个如路标般的时间节点：“五四”和“六四”。我想以这个时间为中心，来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抗思想史和我个人的心灵史。
我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的一个尾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自一九四九年建立之后，一段罕见的异端言论和思想解冻时期，我有幸赶上了八十年代的一个尾巴。八十年代末期，我只是一名身处四川的一个小镇的中学生，未能像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那样亲身感受大学校园里的理想与激情、自由与渴望，但早熟的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通过阅读与比我年长几岁的那一代大学生有了精神上的共鸣。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五四遥远的回响，一九八九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那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生，都以五四青年的传承人自诩。
对我来说，有这样一些八十年代的人物、书籍和电视片，在我的心灵世界中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首先是八十年代后期轰动一时的电视专题片《河殇》。那时候，央视播放《河殇》，偏偏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们全家老小聚集在小小的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完。父母甚至顾不上我第二天上学是不是睡眼惺忪。一部《河殇》，让官方教育灌输的理念如纸房子一般坍塌了。多年以后，我德拉瓦州拜访处于半隐居状态的苏晓康，他先于我流亡了二十三年。《河殇》从解构黄河、长城、龙等中国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文化图腾下手，批判黄色文明，呼唤蔚蓝色文明，苏晓康在二零一三年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屠龙年代》中说：“从八零年代的龙认同，可以一路梳理到今日泛滥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一统、偶像崇拜。这四样，因背离普世价值，恰成专制统治的隐形支点。”我在一篇书评中说，一部《河殇》，其实是五四之后第二次“屠龙”的尝试，只是那时谁也不敢说破：五四屠的那条“龙”是皇帝，《河殇》屠的那条“龙”是毛泽东。
第二本书是《山坳上的中国》。读书人张冠生在《纸年轮：民国以来百年中国私人读本》中以每一个年份对应一本书，一九八八年对应的就是《山坳上的中国》。清末的改革派知识分子郑观应有一本《盛世危言》，《山坳上的中国》就是一本当代的《盛世危言》。那时的中国，有一种向上的气氛，如一首歌所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但希望中也有隐忧，作者何博传举凡经济、交通、农业、环境、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把当时中国的状态比喻为“已经艰难地翻上一个新的山坳”，“顶上有金碧芙蓉，四周佳木茏葱，却又到处浮沉起荡，危岩滑石，危险万状”。这本书宛如先知的预言，二十多年后中国仍未摆脱书中的若干预测。当年，在我心目中，《山坳上的中国》最可贵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可惜，六四以后，此书被禁，作者从此悄无声息，也许那一声的呐喊，耗尽了他全部的心力。倒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许医农，像母鸡孵蛋一样不断推出好书。九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跟许老师有很多来往，后来我的学术论文集《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本来請許老师做特约编辑，却一直无法在中国出版，后来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然后就是两位台湾作家柏杨和李敖。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李敖的《千秋评论》是少年时代的我爱不释手的枕边书。他们对国民党的独裁制度的批判，每一句话都可以移用到共产党身上，只需要将书中的“国民党”替换成“共产党”就可以了。他们的文风和思维方式都对我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说，直接延续了“五四”先贤的反传统思路，让我重新思考“五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吊詭的是，当时柏杨和李敖的书的简体字版，都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出版社是国家安全部的背景。是国家安全部以此实施统战策略？还是国共两党文宣斗争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对我而言，借来的火种也是火种。十多年之后，李敖堕落为共产党暴政的帮闲以及我的论敌，那又是后话了。
最后一位是刘晓波。读到刘晓波是在“六四”屠杀之后了，那时由官方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批判刘晓波的书《刘晓波其人其事》，副题是“插手学潮的‘黑马’，煽动动乱的‘狂人’”。那些批判的文章没有一篇是有分量的，倒是书中以附录的方式收入刘晓波的若干文章、演讲，若干段落让我百读不厌、倒背如流。比如：“中国历史变革的希望在于做三百年殖民地”、“孔子是个庸才”、“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不能从专制注意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性，只有奴性”等。刘晓波让我认识到，思想家的伟大就在于其思想的彻底性和独创性。十年之后，我与从狱中归来的刘晓波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度过了为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而奋斗的十年。然后是他再度入狱，而我远走异国他乡。
“六四”屠杀让我提前完成了成年礼
我不是“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用王怡的话来说，仅仅比大哥哥大姐姐们小几岁的我们是“迟到者”。但是，这一场屠杀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的思想史，也让我提前完成了成年礼。
那时，我主要从两个途径了解“六四”真相。一是收听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西方国家的中文广播。我们全家都凑在收音机前，一字不漏地收听有关的新闻报道。我恨不得自己能年长几岁，这样就能成为广场上的学生中的一员了。还有一个途径是香港报纸，我有一位在广州工作的亲戚，他比较容易得到香港报纸，他把香港报纸上好多关于“六四”屠杀的报道复印之后邮寄給我们，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报道让我毛骨悚然又怒发冲冠。我甚至写了一篇现代武侠小说，在小说中，我成了一个像《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那样的大侠，身怀绝技、飞檐走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到中南海去刺杀邓小平。
那一年，十六岁的我发出誓言：从此用笔与这个杀人的政权抗争。那时，我正在读巴金翻譯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三卷本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我读到十四岁的赫尔岑在沙皇处死十二月党人时发出的誓言：“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的使者夜战的证据。”我意识到，我也有我的战斗。
后来，当我认识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之后，我才知道，丁子霖老师的儿子蔣捷连只比我大一岁半。我在丁老师的一篇追叙文章中了解到蔣捷连遇难的情形：六月三日深夜，蔣捷连和同学骑车去广场，到了木樨地就走不动了。然后，军队开枪，两名中学生都中弹了，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蔣捷连的同学被子弹擦伤了胳膊，而蒋捷连则被射中了后背，子弹斜穿心脏。那位同学听到蒋捷连轻松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说罢他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黄色的T恤衫。读到此处，我就想，倘若我在北京，那个死去的少年，何尝不可能就是我？
丁子霖老师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送给我《生者与死者》一书，在题签中写了这样几句话：“连儿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把你当做他的好兄弟。”我的写作就是为了无愧于这句话。有人批评我的文章说，你太偏激，太绝对，共产党总有好的一面吧？共产党不像你说的那样完全漆黑吧？我的回答是，屠夫就是屠夫，就这样简单。米沃什曾经谈到“西方的愚蠢”，西方总是迟迟不相信纳粹德国和苏俄的暴政，关于集中营和古拉格，他们认为这是少数人的夸张和宣传，他们对幸存者说：“纯粹是邪恶？先生，你真的要我们相信魔鬼的存在吗？”这就是我面对的问题。是的，就是有魔鬼，那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政权就是魔鬼。
在北大像打井一样挖掘被遮蔽的历史
一九九二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是“五四”和“六四”的发源地，尽管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已经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但毕竟还有流风余韵存在，我在一些老师身上捕捉到了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的残留，比如钱理群老师，他对鲁迅和周作人的阐释让我如同回到“五四”的现场；我更在图书馆“港台文献中心”读到无数外人看不到的“禁书”，心灵的窗户就这样被打开了。
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当局下令对此后的北大和复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以洗脑为目标的“军政训练”。此后，连续四届的北大学生增加了一年的军训时间，我们刚好是最后一届。我们这些新生必须直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并自行携带《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所以，第一年时间我们连北大的校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
那一年的“军政训练”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期，我也洞悉了极权体制对人性的戕害。就好像乔治•奥威尔在缅甸当警察的岁月增强了他对权威的天生憎恨一样，我一边阅读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有关论述，一边将这段如同监狱一般的生活记载下来。我没有被洗脑，我变得更加反叛了。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被惩罚，我也更迫切地寻求真相——直到大二的时候，在一名参加过韩国民主运动的韩国留学生的房间里，看到若干关于“六四”的照片和光碟。在雪中回到我自己宿舍的路上，我暗自发誓：我的一生都要与这一天联系在一起，我的写作的目标是为了呈现真实的历史。
在北大求学期间，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居然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文学社团——以诗人为主体的“五四文学社”，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之后，便受不了诗人们的矫揉造作而退出了。哲学家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之间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他指出：“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其实，古拉格之后的苏俄，“二二八”之后的台湾，光州屠杀之后的韩国，以及“六四”之后的中国，何尝不是同样的处境？
于是，我告别了诗歌以及浪漫主义的文学，偏偏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晓波说过，幸存本身就是一种罪孽，苟活者必须对死难者有所交代，于是反抗遗忘的写作就成了必须。我意识到挖掘真实的历史的重要性，它与我自身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在北大，我选修的课程大半与历史有关，我的硕士论文也是研究梁启超在清末的澳门办的一份名叫《知新报》的报纸，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新闻史和文学史的一部分。我感兴趣的是，那一代人是如何从传统的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而从“五四”到“六四”的这一反抗者的传统又是如何草蛇灰线般地传承下来的。
再后来，我有机会拜访和求教于居住在美国的思想史大师余英時先生和张灏先生，我差不多算是他们的私淑弟子，他们指点我的学术论文，并为我的书写序，在他们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治学的严谨，更是陈寅恪张扬的最可宝贵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所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四十岁和四十本书
从一九九八年“五四”前夕（北大百年校庆）出版处女座和成名作《火与冰》以来，十五年半的时间我先后出版了四十本书，有散文集、政治评论集、长篇小说、学术论文记、游记、人物访谈、传记，涵盖不同体裁，涉及诸多领域。有读者说，你算是著作等身了。其实，远远没有到“等身”的高度。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我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把这四十本书（包括不同的版本）像砖头一样堆砌起来，它们还没有我五岁的儿子高，差不多对齐了儿子的下巴。那天，我跟儿子打赌说，以后我们每年比赛一次，看是爸爸的书更高，还是你的身高更高。我像，以儿子身高增长的速度，我无论如何勤奋，在他十八岁之后，我估计很难打败他。在他十八岁身高差不多定型之后，我或许能够继续前进，后来居上。
圣经中说，要珍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也是我如此勤奋地写作的原因，四十岁之前，我写了一千五百万字；四十岁之后，我不给自己设限。写作就是我选择的反抗极权主义的凡是。与邪恶的中共政权的对抗，如同一场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斗争，它需要极大的体力和意志力。我不期望在一场战役中打败中共，因为思想启蒙以及建构公民社会的工作，漫长而艰巨。从“五四”到“六四”，多少血与火，多少泪与汗，一次次跌回原点，然后又一代人启程出发。用鲁迅的话来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中间物”，我们不一定能够亲眼目睹黑暗的终结，但只要与黑暗抗争过，便可问心无愧。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书中说，人们从事写作一般有四种动机：一是纯粹的自我中心。大部分的人在三十岁以后放弃了个人意识，主要是为別人而活着，或者干脆就是被单调无味的生活重轭压得透不过气来。有少数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决心要过自己的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阶层。二是审美方面的热情。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欣赏词语和它们正确组合的美，享受一篇好文章的铿锵有力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明确。第三是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看到事物的如实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实把它们存起来供后代使用。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变別人对他们要努力争取到的到底是那一种社会的想法。
很多作家的写作动机兼具以上几种。乔治•奥威尔說，他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乔治•奥威尔的这番表白，差不多也是我的心里话。如今，我虽然身在美国东岸，但通过写作，仍然深切地介入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之中，这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
我的第四十本书，是由台湾主流出版社出版的《萤火虫的反抗》（香港版为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我以在黑暗中飞翔并且发光的萤火虫自我期许。黑暗是何其地大，萤火虫的光是何其小，但萤火虫依然锲而不舍。五年以前，“六四”二十周年的那天，我被秘密警察软禁在北京的家中，刘晓波也被软禁在家并因试图出门而遭到警察殴打。那一天，整天都是雷雨，我写了一首题为《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的诗歌，献给天安门母亲群体、献给刘晓波夫妇以及成千上万为人权和自由而奋斗的朋友。今天，我把这首诗作为这次演讲的结尾：
一位台湾的朋友说
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清明节
那么，六四便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二十年没有祭祀的地下清明节
那一天，孩子来不及尝一口母亲包的粽子
便一去不返
如今，母亲被刽子手幽禁在家里
不能去孩子的墓地
死去的孩子，永远是孩子
而母亲，已是白发苍苍
我早已不是那个十六岁的少年
那个听到噩耗之后咬牙切齿的少年
此刻，穿警服和穿便衣的警察，倾巢而出
他们还临时招募了一群无业的少年
站在我家楼下，每时每刻
他们是旁边村子里的失学少年
皮肤黝黑，衣衫褴褛
他们的土地早已被掠夺
为了每天能有二十元
抢着参加这项轻省的工作
他们还不到二十岁
在那场屠杀之后，才来到世界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监视这个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害怕这一天
他们像苍蝇一样停下来
在午夜抽烟
黑暗中，火光闪闪
二十年后的孩子，目光那么呆滞
二十年前的孩子，眸子那么明亮
二十年前肉体的死亡
与二十年后精神的死亡
息息相关
因为，所有的叶子
都长在一棵树上
是谁流无辜人的血
是谁躲在黑屋子里下命令
是谁摘掉血迹斑斑的白手套
然后，枕着权力的钥匙
鼾声如雷
我的父亲，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梦见警灯闪烁，警车呼啸
一群如狼似虎的警察，将儿子从家中抓走
可是，父亲，你依然要庆幸
只是因为我晚生了三年
否则那躺在街头的孩子
便是你的孩子
今天，是我们的清明节
在一场五分钟的暴风骤雨之后
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低头祷告
哦，天上的父，行公义好怜悯的父
求你让孩子在阳光下奔跑
累了便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
求你把羊群中剩余的
招聚出来，领他们回本圈
求你让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果从一九九八年《火与冰》的出版算起，我与中共政权之间如同蝼蚁撼大树的抗争，也已经持续了十六年。因为写作，我成了没有工作、没有户籍、没有医疗保险的“三无人员”；因为写作，我成了中共宣传部下令不准中国的任何媒体发表我的作品的“黑名单上的人”；因为写作，我成了遭秘密警察软禁、绑架、酷刑以至昏死的“国家的敌人”。
十六年前，我还不到二十五岁，被视为一夜之间名满天下的青年才俊；十六年后，我翻越了四十岁的门槛，我的命运也被我所写的书改变：偌大的中国容不下我的一张小小的书桌，不仅我的书只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出版，而且我这个人也只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写作。
不过，我并不为之后悔。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自甘为奴、忍辱偷生；也有人愿意为了自由前赴后继、风雨兼程。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如同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一模一样。米沃什在随笔式的回忆录《米沃什词典》中写道：“我们一方面沉浸于回忆，另一方面强烈渴望逃出时间，逃到永恒律法之乡。”我的生命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战斗，另一半的时间是在逃亡；逃亡不是失败者的耻辱，每一次的逃亡都是在为下一次的战斗作准备。《米沃什词典》的译者、诗人西川在《译者导言》中写道：“作为一名流亡者，米沃什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把一切噩梦化为自己的写作资源，并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如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绝对不能成为受虐狂，不能因为批判专制政权而与专制政权“精神同构”；或者用圣经中的话来说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不过，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做起来却难于上青天。
在我四十岁的生命中，有两个如路标般的时间节点：“五四”和“六四”。我想以这个时间为中心，来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反抗思想史和我个人的心灵史。
我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的一个尾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自一九四九年建立之后，一段罕见的异端言论和思想解冻时期，我有幸赶上了八十年代的一个尾巴。八十年代末期，我只是一名身处四川的一个小镇的中学生，未能像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那样亲身感受大学校园里的理想与激情、自由与渴望，但早熟的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通过阅读与比我年长几岁的那一代大学生有了精神上的共鸣。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五四遥远的回响，一九八九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那些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生，都以五四青年的传承人自诩。
对我来说，有这样一些八十年代的人物、书籍和电视片，在我的心灵世界中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首先是八十年代后期轰动一时的电视专题片《河殇》。那时候，央视播放《河殇》，偏偏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们全家老小聚集在小小的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完。父母甚至顾不上我第二天上学是不是睡眼惺忪。一部《河殇》，让官方教育灌输的理念如纸房子一般坍塌了。多年以后，我德拉瓦州拜访处于半隐居状态的苏晓康，他先于我流亡了二十三年。《河殇》从解构黄河、长城、龙等中国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文化图腾下手，批判黄色文明，呼唤蔚蓝色文明，苏晓康在二零一三年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屠龙年代》中说：“从八零年代的龙认同，可以一路梳理到今日泛滥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一统、偶像崇拜。这四样，因背离普世价值，恰成专制统治的隐形支点。”我在一篇书评中说，一部《河殇》，其实是五四之后第二次“屠龙”的尝试，只是那时谁也不敢说破：五四屠的那条“龙”是皇帝，《河殇》屠的那条“龙”是毛泽东。
第二本书是《山坳上的中国》。读书人张冠生在《纸年轮：民国以来百年中国私人读本》中以每一个年份对应一本书，一九八八年对应的就是《山坳上的中国》。清末的改革派知识分子郑观应有一本《盛世危言》，《山坳上的中国》就是一本当代的《盛世危言》。那时的中国，有一种向上的气氛，如一首歌所唱“在希望的田野上”。但希望中也有隐忧，作者何博传举凡经济、交通、农业、环境、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把当时中国的状态比喻为“已经艰难地翻上一个新的山坳”，“顶上有金碧芙蓉，四周佳木茏葱，却又到处浮沉起荡，危岩滑石，危险万状”。这本书宛如先知的预言，二十多年后中国仍未摆脱书中的若干预测。当年，在我心目中，《山坳上的中国》最可贵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可惜，六四以后，此书被禁，作者从此悄无声息，也许那一声的呐喊，耗尽了他全部的心力。倒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许医农，像母鸡孵蛋一样不断推出好书。九十年代末，我在北京跟许老师有很多来往，后来我的学术论文集《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本来請許老师做特约编辑，却一直无法在中国出版，后来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然后就是两位台湾作家柏杨和李敖。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李敖的《千秋评论》是少年时代的我爱不释手的枕边书。他们对国民党的独裁制度的批判，每一句话都可以移用到共产党身上，只需要将书中的“国民党”替换成“共产党”就可以了。他们的文风和思维方式都对我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酱缸”说，直接延续了“五四”先贤的反传统思路，让我重新思考“五四”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吊詭的是，当时柏杨和李敖的书的简体字版，都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后来我才知道，这家出版社是国家安全部的背景。是国家安全部以此实施统战策略？还是国共两党文宣斗争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对我而言，借来的火种也是火种。十多年之后，李敖堕落为共产党暴政的帮闲以及我的论敌，那又是后话了。
最后一位是刘晓波。读到刘晓波是在“六四”屠杀之后了，那时由官方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批判刘晓波的书《刘晓波其人其事》，副题是“插手学潮的‘黑马’，煽动动乱的‘狂人’”。那些批判的文章没有一篇是有分量的，倒是书中以附录的方式收入刘晓波的若干文章、演讲，若干段落让我百读不厌、倒背如流。比如：“中国历史变革的希望在于做三百年殖民地”、“孔子是个庸才”、“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不能从专制注意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性，只有奴性”等。刘晓波让我认识到，思想家的伟大就在于其思想的彻底性和独创性。十年之后，我与从狱中归来的刘晓波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度过了为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而奋斗的十年。然后是他再度入狱，而我远走异国他乡。
“六四”屠杀让我提前完成了成年礼
我不是“八九”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用王怡的话来说，仅仅比大哥哥大姐姐们小几岁的我们是“迟到者”。但是，这一场屠杀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的思想史，也让我提前完成了成年礼。
那时，我主要从两个途径了解“六四”真相。一是收听美国之音、BBC、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西方国家的中文广播。我们全家都凑在收音机前，一字不漏地收听有关的新闻报道。我恨不得自己能年长几岁，这样就能成为广场上的学生中的一员了。还有一个途径是香港报纸，我有一位在广州工作的亲戚，他比较容易得到香港报纸，他把香港报纸上好多关于“六四”屠杀的报道复印之后邮寄給我们，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报道让我毛骨悚然又怒发冲冠。我甚至写了一篇现代武侠小说，在小说中，我成了一个像《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那样的大侠，身怀绝技、飞檐走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到中南海去刺杀邓小平。
那一年，十六岁的我发出誓言：从此用笔与这个杀人的政权抗争。那时，我正在读巴金翻譯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三卷本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我读到十四岁的赫尔岑在沙皇处死十二月党人时发出的誓言：“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的使者夜战的证据。”我意识到，我也有我的战斗。
后来，当我认识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之后，我才知道，丁子霖老师的儿子蔣捷连只比我大一岁半。我在丁老师的一篇追叙文章中了解到蔣捷连遇难的情形：六月三日深夜，蔣捷连和同学骑车去广场，到了木樨地就走不动了。然后，军队开枪，两名中学生都中弹了，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蔣捷连的同学被子弹擦伤了胳膊，而蒋捷连则被射中了后背，子弹斜穿心脏。那位同学听到蒋捷连轻松地说了一句：“我可能中弹了！”说罢他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那件乳黄色的T恤衫。读到此处，我就想，倘若我在北京，那个死去的少年，何尝不可能就是我？
丁子霖老师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送给我《生者与死者》一书，在题签中写了这样几句话：“连儿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把你当做他的好兄弟。”我的写作就是为了无愧于这句话。有人批评我的文章说，你太偏激，太绝对，共产党总有好的一面吧？共产党不像你说的那样完全漆黑吧？我的回答是，屠夫就是屠夫，就这样简单。米沃什曾经谈到“西方的愚蠢”，西方总是迟迟不相信纳粹德国和苏俄的暴政，关于集中营和古拉格，他们认为这是少数人的夸张和宣传，他们对幸存者说：“纯粹是邪恶？先生，你真的要我们相信魔鬼的存在吗？”这就是我面对的问题。是的，就是有魔鬼，那个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政权就是魔鬼。
在北大像打井一样挖掘被遮蔽的历史
一九九二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是“五四”和“六四”的发源地，尽管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已经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但毕竟还有流风余韵存在，我在一些老师身上捕捉到了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的残留，比如钱理群老师，他对鲁迅和周作人的阐释让我如同回到“五四”的现场；我更在图书馆“港台文献中心”读到无数外人看不到的“禁书”，心灵的窗户就这样被打开了。
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当局下令对此后的北大和复旦的新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以洗脑为目标的“军政训练”。此后，连续四届的北大学生增加了一年的军训时间，我们刚好是最后一届。我们这些新生必须直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并自行携带《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所以，第一年时间我们连北大的校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
那一年的“军政训练”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期，我也洞悉了极权体制对人性的戕害。就好像乔治•奥威尔在缅甸当警察的岁月增强了他对权威的天生憎恨一样，我一边阅读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有关论述，一边将这段如同监狱一般的生活记载下来。我没有被洗脑，我变得更加反叛了。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被惩罚，我也更迫切地寻求真相——直到大二的时候，在一名参加过韩国民主运动的韩国留学生的房间里，看到若干关于“六四”的照片和光碟。在雪中回到我自己宿舍的路上，我暗自发誓：我的一生都要与这一天联系在一起，我的写作的目标是为了呈现真实的历史。
在北大求学期间，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居然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文学社团——以诗人为主体的“五四文学社”，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活动之后，便受不了诗人们的矫揉造作而退出了。哲学家阿多诺公然挑明了诗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之间令人不安的紧张对峙：“自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他指出：“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其实，古拉格之后的苏俄，“二二八”之后的台湾，光州屠杀之后的韩国，以及“六四”之后的中国，何尝不是同样的处境？
于是，我告别了诗歌以及浪漫主义的文学，偏偏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晓波说过，幸存本身就是一种罪孽，苟活者必须对死难者有所交代，于是反抗遗忘的写作就成了必须。我意识到挖掘真实的历史的重要性，它与我自身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在北大，我选修的课程大半与历史有关，我的硕士论文也是研究梁启超在清末的澳门办的一份名叫《知新报》的报纸，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新闻史和文学史的一部分。我感兴趣的是，那一代人是如何从传统的士大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而从“五四”到“六四”的这一反抗者的传统又是如何草蛇灰线般地传承下来的。
再后来，我有机会拜访和求教于居住在美国的思想史大师余英時先生和张灏先生，我差不多算是他们的私淑弟子，他们指点我的学术论文，并为我的书写序，在他们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治学的严谨，更是陈寅恪张扬的最可宝贵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所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的四十岁和四十本书
从一九九八年“五四”前夕（北大百年校庆）出版处女座和成名作《火与冰》以来，十五年半的时间我先后出版了四十本书，有散文集、政治评论集、长篇小说、学术论文记、游记、人物访谈、传记，涵盖不同体裁，涉及诸多领域。有读者说，你算是著作等身了。其实，远远没有到“等身”的高度。二零一三年十月三日，我四十岁生日的时候，把这四十本书（包括不同的版本）像砖头一样堆砌起来，它们还没有我五岁的儿子高，差不多对齐了儿子的下巴。那天，我跟儿子打赌说，以后我们每年比赛一次，看是爸爸的书更高，还是你的身高更高。我像，以儿子身高增长的速度，我无论如何勤奋，在他十八岁之后，我估计很难打败他。在他十八岁身高差不多定型之后，我或许能够继续前进，后来居上。
圣经中说，要珍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也是我如此勤奋地写作的原因，四十岁之前，我写了一千五百万字；四十岁之后，我不给自己设限。写作就是我选择的反抗极权主义的凡是。与邪恶的中共政权的对抗，如同一场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斗争，它需要极大的体力和意志力。我不期望在一场战役中打败中共，因为思想启蒙以及建构公民社会的工作，漫长而艰巨。从“五四”到“六四”，多少血与火，多少泪与汗，一次次跌回原点，然后又一代人启程出发。用鲁迅的话来说，我们都是历史的“中间物”，我们不一定能够亲眼目睹黑暗的终结，但只要与黑暗抗争过，便可问心无愧。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书中说，人们从事写作一般有四种动机：一是纯粹的自我中心。大部分的人在三十岁以后放弃了个人意识，主要是为別人而活着，或者干脆就是被单调无味的生活重轭压得透不过气来。有少数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决心要过自己的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阶层。二是审美方面的热情。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欣赏词语和它们正确组合的美，享受一篇好文章的铿锵有力或者一个好故事的节奏明确。第三是历史方面的冲动。希望看到事物的如实面貌，找出真正的事实把它们存起来供后代使用。四是政治方面的目的。希望把世界推往一定的方向，改变別人对他们要努力争取到的到底是那一种社会的想法。
很多作家的写作动机兼具以上几种。乔治•奥威尔說，他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乔治•奥威尔的这番表白，差不多也是我的心里话。如今，我虽然身在美国东岸，但通过写作，仍然深切地介入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之中，这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
我的第四十本书，是由台湾主流出版社出版的《萤火虫的反抗》（香港版为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我以在黑暗中飞翔并且发光的萤火虫自我期许。黑暗是何其地大，萤火虫的光是何其小，但萤火虫依然锲而不舍。五年以前，“六四”二十周年的那天，我被秘密警察软禁在北京的家中，刘晓波也被软禁在家并因试图出门而遭到警察殴打。那一天，整天都是雷雨，我写了一首题为《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的诗歌，献给天安门母亲群体、献给刘晓波夫妇以及成千上万为人权和自由而奋斗的朋友。今天，我把这首诗作为这次演讲的结尾：
一位台湾的朋友说
二二八是台湾人的清明节
那么，六四便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二十年没有祭祀的地下清明节
那一天，孩子来不及尝一口母亲包的粽子
便一去不返
如今，母亲被刽子手幽禁在家里
不能去孩子的墓地
死去的孩子，永远是孩子
而母亲，已是白发苍苍
我早已不是那个十六岁的少年
那个听到噩耗之后咬牙切齿的少年
此刻，穿警服和穿便衣的警察，倾巢而出
他们还临时招募了一群无业的少年
站在我家楼下，每时每刻
他们是旁边村子里的失学少年
皮肤黝黑，衣衫褴褛
他们的土地早已被掠夺
为了每天能有二十元
抢着参加这项轻省的工作
他们还不到二十岁
在那场屠杀之后，才来到世界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监视这个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害怕这一天
他们像苍蝇一样停下来
在午夜抽烟
黑暗中，火光闪闪
二十年后的孩子，目光那么呆滞
二十年前的孩子，眸子那么明亮
二十年前肉体的死亡
与二十年后精神的死亡
息息相关
因为，所有的叶子
都长在一棵树上
是谁流无辜人的血
是谁躲在黑屋子里下命令
是谁摘掉血迹斑斑的白手套
然后，枕着权力的钥匙
鼾声如雷
我的父亲，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梦见警灯闪烁，警车呼啸
一群如狼似虎的警察，将儿子从家中抓走
可是，父亲，你依然要庆幸
只是因为我晚生了三年
否则那躺在街头的孩子
便是你的孩子
今天，是我们的清明节
在一场五分钟的暴风骤雨之后
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低头祷告
哦，天上的父，行公义好怜悯的父
求你让孩子在阳光下奔跑
累了便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
求你把羊群中剩余的
招聚出来，领他们回本圈
求你让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