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与“六四”屠杀25周年，中国当局掀起了一场25年来对民间纪念活动最严酷的打压，全国先后因参与或有意参与纪念活动而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了近100人，被强制“旅游”、软禁达上千人。如此打压，加速了知识界与政府的疏离，极大地激化了中国社会原本紧张的官民矛盾，加剧了业已深重的社会危机。一时间，国人为之瞠目，世界为之震惊。关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人士普遍感到困惑：时隔25年了，新的中国权力集团何以如此严酷打压民间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纪念活动？这简直是成心将“六四”屠杀的污血往自己脸上抹，让自己原本干净的双手沾染屠夫的污名，使中国改革凝聚力极大丧失，社会和谐稳定机率急剧降低。这种稍有正常思维者都会避而远之的做派，究竟怎么会公然上演？中国社会这种吊诡时局，原因究竟何在？
一、严酷到荒唐程度的打压
1、 一样的会议与两样的结果
2014年5月3日，在北京六四难属、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先生家中，崔卫平、郭于华、胡石根、黎学文、梁晓燕、刘荻、浦志强、秦晖、王东成、吴伟、徐友渔、野夫、张先玲、周枫等人，举行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回忆六四事件，探讨其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因事未能到场的书面发言者有：陈子明、贺卫方、慕容雪村、王小山。从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开始，与会者纷纷遭到长达几小时甚至整夜的传唤与全天的软禁，其中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刘荻等五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直到一个月后的6月5日，其中四人取保候审，但浦志强律师仍然被继续拘押。
2009年5月10日，在北京郊区香山饭店，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等召开“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 会议就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课题进行了研讨。其中研讨会还选登了论文：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张博树《论敌对思维–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张耀杰《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中除极个别被单位领导谈话之外，其他人未受任何干扰。
五年前与五年后同样议题的一个会议，参加者也大多一样，却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并且五年前的会议是八九之后20年的第一次，五年后属于第二次召开；五年前是在饭店，应属公共场所，而五年后的会议是在家中，属于私人空间；五年前与会者多提交了论文，还有公开发表的，五年后与会者多口头发言，属于私下座谈探讨。从影响情况来看，五年前的要比五年后的大。这样两次会议，五年前没有任何干扰，五年后遭到如此严酷镇压。让人难以理解！
2、 一样的公祭与两样的结果
2013年4月1日，中国传统清明节前，赵常青、陈卫、于世文、胡石根、郭海峰、安宁、常伯阳、陈兵、陈青林、陈天石、陈晏彬、董广平、丁矛、方言、郇建生、 侯帅、姬来松、康玉春、李海、刘昆、刘真、罗志峰、孟晓东、马少方、马中飞、宁文忠、欧阳小戎、彭全江、邵晟东、史宗伟、魏强、吴双、许剑雄、徐琳、徐旭、杨海、殷玉生、殷越、朱虹、翟为民、张明、张玉祥、赵昕等数十名民间人士到河北省正定县，举行公祭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从而拉开了中国民间公开纪念六四的序幕。事后活动组织者于世文被河南当局扣押询问24小时。
2014年2月2日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三，民间祭奠先人和故友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民间人士聚集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河南省滑县，举行第二次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的活动，参加及在《公祭词》上签名者有：陈卫、于世文、胡石根、郭海峰、马少方、彭全江、安宁、常伯阳、陈兵、陈青林、陈天石、陈晏彬、董广平、丁矛、方言、郇建生、 侯帅、姬来松、康玉春、李海、刘昆、刘真、罗志峰、孟晓东、马中飞、宁文忠、欧阳小戎、邵晟东、史宗伟、魏强、吴双、许剑雄、徐琳、徐旭、杨海、殷玉生、殷越、朱虹、翟为民、张明、张玉祥、赵昕等42人。
今年5月23日，民间公祭六四活动组织者陈卫和于世文夫妇与外界失去联系，后被证实被河南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随后发现公民石玉、律师常伯阳与姬来松等人也相继被以同样罪名拘押，并且之后很长时间河南当局不允许他们委托律师前往会见。
同样的两场公祭活动，前一次在河北正定，后一次在河南滑县；祭奠对象都是胡耀邦、赵紫阳与“六四”英烈；参加祭奠者多是八九当年过来的学生；公祭形式和平、理性；公祭诉求合情合理。2013年第一次基本没有受到干扰，而2014年却有这么多人受到拘押。这不能不使人倍感惊异！
3、 八九过来的学生感觉今年“六四”25周年是最严酷的一年
除了北京与河南先后拘押一批与纪念“六四”25周年相关人士外，广东拘押了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等人，湖南拘押了尹正安（邵阳）、罗茜（邵阳）、李铮然 （衡阳）、陈俊贤 （长沙）等人，辽宁拘押了姜力钧、宁先华等人。
在一个和平时期，公民完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来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发表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追思，举行对死难者祭奠，有心前往天安门故地凭吊，结果居然遭到从南到北大规模疯狂性抓捕。这哪是一个正常社会所表现的起码状态？
我作为八九过来的学生，25年中虽然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几次被传唤抄家，但完全因为“六四”纪念日，以前从来没有被带离过家中。就是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20周年期间，我当时居住在北京，也只是受到监控，而没有被带走。今年“六四”25周年，我身在边陲广西桂林市下面的全州县，可以说是边远的乡下了，居然被桂林市国保前来带走控制两天。这真让人难以理解！
如此吊诡情况，如果仅仅用社会危机加深，权力集团不安全感加大，进而引发对民间打压加重，显然理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因为中共新领导集体已经公开宣称自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一批御用文人都叫嚣中国创立了可以师范世界的“中国模式”。在如此不仅自信，简直到狂妄的地步，怎么还会在一个事隔25年的历史性纪念事件上如此惊惶失措？如此风声鹤唳？如此大动干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考察新权力集团，缺乏镇压的理据
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之下，一批新的权力掌控者的意旨，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政策法度。“六四”25周年的严酷打压，是否力证出新权力集团在“六四”问题上的意志？对此我也曾一度迷惑，但这次“六四”被控制期间，我反复思考发现其中有许多值得深究的东西。
纵观中国权力新执掌者习近平以及李克强、王歧山等先生的成长历程，难寻制造如此镇压的理据。
首先，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不仅是中共元老中与胡耀邦先生齐名的一生没有迫害过人的大好人，而从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录中，确证当年他为胡耀邦被逼下台而怒斥过一些元老“逼宫”，并且坊间还传闻，习老在八九“六四”屠杀后指责过采取这种镇压的决定者。习老一生坐国民党的牢是四年，而坐共产党的牢是十六年。如此深重的人生苦难，为他开启中国改革增添了急迫感，在习老晚年任职人大期间还曾提出为保护不同意见立法的动议。还有，我曾亲耳听到在体制内享有最开明的中宣部部长之称的朱老厚泽先生说，他在86年因提出“三宽”遭到体制内顽固势力打压时，习仲勋有一天专门打电话让他到自己家中，借吃荔枝表示对他的安慰与支持。可见，习老一生思想是与胡耀邦、朱厚泽等同仁相通的。还有，在赵紫阳先生与朱厚泽先生去世时，习老的夫人都以率儿女名义送挽联致哀。由此可见习氏家传忠厚而开明！至少是同情支持胡赵等体制内开明改革势力的。
其次，习近平先生少年时就遭逢国乱家变，父亲被打入反革命行列，自己受到严酷迫害。在远去陕北下乡后，吃了不少苦。后来到清华上学，参加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些苦难历程，理当使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深切思考。事实上习近平先生执掌重权后，2009年9月在中央党校提出“权为民赋”。如果仅仅从“权为民赋”这个说词来看，并没有太大的新意，但是如果将此放入中国当代史中考察，就会发现，这个“权为民赋”很不简单。因为2003年曹思源先生在青岛召开民间修宪研讨会时，会上朱厚泽先生就提出过“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情为民系”的“三民主张”前应该添加个“权为民授”，结果这次会议遭到封杀，曹思源先生自此受到长达十年的严控，而朱厚泽先生也因此受到过压力。可见，这个“权为民授”在中共权力体制内所受到的抵制，而习近平先生在党校省部级干部开学典礼上公开提出“权为民赋”，显然其中是有深意的。后来，习近平先生成为新领导集团掌门人后，提出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宪法的关键是落实，要求依宪治国等等，这都是与现代文明价值一脉相承。同时，他会见胡德平，今年五四接见北大有八九背景的汤一介教授。如此种种情况，逻辑非常清晰地表明着他对胡赵以来向普世文明转化的努力意向。
再次，从目前权力集团主掌国家行政的总理李克强先生来说，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就参加学生人大代表的选举。当时北大联系紧密的胡平、张炜、李克强、王军涛被称为“北大四君子”，而其中三人先后因追求现代民主自由而被迫流亡海外，只有李克强先生独自留在国内体制中。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规则，李克强先生价值取向照理不会与胡平、张炜、王军涛诸君相去太远。至于现在执掌中纪委承担反腐重任的王歧山先生，他年轻时就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与翁永曦、朱嘉明、黄江南诸君被称为“改革四君子”，而其中朱嘉明八九之后流亡海外，翁永曦、黄江南淡出体制。王歧山先生不仅有这样一批致力改革的朋友，而且他还是风靡一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成员。如此的历程，彰显着他为中国改革奋斗的身影。这样一个一生致力推动中华民族进步的人物，对胡赵改革岂止是认同？！
从目前权力体制中最倚重的这几个人物的经历来看，无法找到他们打压“六四”民间纪念活动的理据。那么究竟是谁在制造这场严重打压中国社会纪念改革先烈活动的灾难？
三、值得特别关注的诡异现象
要想拆解中国吊诡时局的重重疑团，应该注意中国社会近年来如下一些诡异情况。
其一、在舆论宣传上，习近平的一系列与现代普世文明相符的中国表达被严重忽略，甚至遭人为淡化、隐匿与曲解。
习近平执掌大权以来，提出了“权为民赋”，要“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依宪治国与重在落实宪法，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承继传统价值、融合现代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社会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等。这些与现代人类文明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官僚掌控的舆论上被严重淡化、忽略，甚至许多解说、引申与原意是南辕北辙。而那些意在融合左右，平息历史区隔的两个三十年说，被充分以各种形式长期铺天盖地宣传灌输给社会，或者强加于新权力执掌者头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上，官媒除了一味反复重弹与GDP一致的富强之调，就是将爱国狭隘化的民族主义渲染，其它如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却避而不谈，甚至打压社会对这些价值的研究探讨。官媒这种选择性宣传，极大地强化、甚至极端化一些话语的内在精神，严重扭曲了讲话的本意。如此诡异现象，只要大家稍加留意便随处可见。
为什么中国官媒舆论会出现如此扭曲新掌权者讲话精神的宣传？日前网络有篇披露凤凰网平稳过关的文章说到：一位主管宣传的官僚跟凤凰网负责人说，不要为“习近平的任何右派行为”背书，但要对他继承和弘扬薄熙来的做法做突出报道。这个话真实与否值得考证，但这话真实反映出了最近一年多来的中国官僚宣传状况，这却是无容置疑的。这种状况很值得世人深思！
面对这种有意疏离普世文明而苦心将新当权者染上“左”与“毛”色彩的选择性宣传，让人联想起几年来的一桩舆论怪象，即薄王未出事前，他们都被宣传成清廉而高大的英雄形象，相反，身为一国总理的温家宝却被在网络上长达几年张贴着一些并未查证的污点材料，以致社会出现严重的贬温崇薄现象。媒体何以能造成如此现象？管控宣传与政法的系统显然难辞其咎。如果不是后来出现薄王事件，让民众看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诗意真实，那么今天中国的时局就难以猜想了。
其二、现实权力执行的政策上严重背离中央一些改革精神。例如新的权力集团一再强调法治，公开提出对律师执业的尊重，但现实上却出现一波高过一波的对律师群体的打压，现实执法中的违法乱纪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再如对宗教，新当权者讲话中曾肯定宗教对社会的作用，但现实中却出现拆教堂，抓信众等等严重侵犯公民信仰权的事；再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公开说明农村集体土地将逐步明确产权，允许入市、流转、置换等等，与国有土地应该享有同等权利地位，而现实中却出现疯狂的拆毁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加大打压推毁集体土地财产。如此等等现实与“新政”严重背离，甚至完全相反的诡异现象，真是发人深思。
其三、对王薄的吊诡认知，显露出强力部门对历史的留恋与对现实的不满。几年来，在与体制内一些官员的接触中，感觉一般政府部门官员普遍对中共中央处理薄熙来与王立军事件给予理解、认同与支持，但是强力系统，尤其是公安、法院系统的官员对处理薄熙来与王立军许多人存在质疑，甚至不少人公开表露对薄王的同情。我在接触某地级市国保头目时，发现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王立军的敬佩与对薄熙来的崇拜，他公开说王立军是自己的偶像，是他们警界的明星。我在与强力系统一批人员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大多数同情王立军与薄熙来，认为导致薄王事件可能是中央前一些领导的阴谋，是有人策反了王立军，故意让他出来陷害了薄熙来。如果说强力系统有个别人或少数人存此看法，那并不奇怪。然而，强力系统一批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僚，居然大多有此看法，这不能不让人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强力系统对薄王有如此的认知？
导致中国强力系统对薄王同情甚至叫屈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如下几点应是明确的：其一、王薄在位时都特别加强警权与警力，强化权力专政机能，对社会采取强力控制手段。在薄王时代的重庆，警权让各方敬畏。这对身为警界的人士当然羡慕，以致期望警界永享那种荣耀与权柄，这是人性使然，而制度又提供了这种可能，故而警界人士多心向往之；其二、中国舆论那几年一边倒式地对薄王英雄形象的宣传，造就了人们对他们崇拜的心态，作为警界自然更是引以为荣，向往千秋永续；其三、那种不受约束的打黑除恶，可以使他们为所欲为而无所不能，这会极大满足人性的欲求，自然也就成为他们的留恋；其四、十八大后政法强力系统在权力架构中被降格，这必然带来一些人的不满。
如果说对薄王同情与对事件质疑带有对强力系统历史的留恋的话，那么最近强力系统流传较普遍的一种说法，说新中央领导甚至直接说习先生将难做满届，这很值得警惕与深思：为什么强力系统会流传出如此说法？这是一种担心，还是一种诅咒，或者一种期待？要想真切地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就得回到现实吊诡的时局上来。
为什么从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大肆抓判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与要求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者？这些人事实上是民间对新当权者反腐与改革的强力呼应，怎么反而会遭致抓判？后来又出现反宪政狂潮，出现抓判网络大V与意见领袖，再到今年六四25周年的全国性大镇压。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居然出现如此接二连三的背逆人类文明主轨，割裂政府与民间联系纽带，激化官民矛盾，侵犯人权，践踏法制，也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以致使新当权者形象在国际社会与民众心中严重受损。这种打压要求签署公约与公示财产的公民运动，将新当权者与普世文明区隔开，阻止其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打压六四纪念，将新当权者与胡赵革新的历史割裂开，剥蚀其聚合体制内改革精神与力量。因此，这一年多来的打压，事实使新当权者孤立于世界、孤立于历史、孤立于知识界与广大民众。
四、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家统治主要工具的宣传与政法强力系统，怎么会将新当权者置于这样一种孤立状态？这除了历史的惯性外，显然有现实的急迫利益需要。纵观新当权者上台一年多来，为争取民心集中力量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反腐。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最大共识是改革的话，那么在历经30余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被污名化，那么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应该是反腐。当反腐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号令下，的确将一批批贪官查处法办，而由此引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严重恐慌。然而反对反腐显然是个难以摆上台面的说词，而保权却是整个权力系统的共同利益与身家安危，于是以保权来压过反腐就自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选项。如何成功将权力内部反腐力量扭转到保权上？那么不断制造敌人，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危机，使权力系统中人人感到政权面临威胁，从而促使权力系统将集中力量保权变成第一要务，于是反腐就被保权压过。这应该就是最近一年多来反腐浪潮下宣传与强力系统不断打压民间，制造矛盾，加剧社会动荡，加重社会危机的深刻根由。从今年五月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说中纪委今后的查处重点是“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就清楚地表明中国宣传与政法强力系统已经成功阻止了中国新当权者发起的反腐运动，成功绑架了新当权者革新的手脚。外界舆论称，中共高层经历了前一段的反腐恶斗之后暂时达成妥协，不再继续折腾的“老老虎”将获得“特赦”，甚至可能包括万众瞩目的“周老虎”。
在这种情势下，摆在中国新当权者面前有两条路径：其一、与即成体制同流，延续过往历轨，遵循固有规则，沿袭“击鼓传弹”游戏，等待最后时刻；其二、坚持反腐，厉行革新，那么体制性顽固势力（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必将以政变来寻求自保。这就是他们现时私下流传的“习王做不满届”的预言。
当然，新当权者应该还有第三条霹雳手段、力挽狂澜，离倾覆之轨，避亡党之道的“披荆斩棘，以启山林”之路，那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以振民气、聚民心、凝民力，清除腐政恶政以除牢笼、释活力，立足国情，融合世界文明成果，开启中国式宪政民主之千秋大业。
中国如果没有走成这第三条道路而困顿于前两途中，那么新当权者政治及身家性命都将危殆，而中国也将陷入二三十年之深远动荡、冲突与流血的灾难之中。如此，民族危难，国家危难！
2014年6月
一、严酷到荒唐程度的打压
1、 一样的会议与两样的结果
2014年5月3日，在北京六四难属、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先生家中，崔卫平、郭于华、胡石根、黎学文、梁晓燕、刘荻、浦志强、秦晖、王东成、吴伟、徐友渔、野夫、张先玲、周枫等人，举行了“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回忆六四事件，探讨其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因事未能到场的书面发言者有：陈子明、贺卫方、慕容雪村、王小山。从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开始，与会者纷纷遭到长达几小时甚至整夜的传唤与全天的软禁，其中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刘荻等五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直到一个月后的6月5日，其中四人取保候审，但浦志强律师仍然被继续拘押。
2009年5月10日，在北京郊区香山饭店，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晖、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等召开“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 会议就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课题进行了研讨。其中研讨会还选登了论文：钱理群《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张博树《论敌对思维–为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而作》、徐友渔《从1989到2009——中国20年思想演进》、张耀杰《根本解决与点滴改良》、崔卫平《为什么要谈六四》。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中除极个别被单位领导谈话之外，其他人未受任何干扰。
五年前与五年后同样议题的一个会议，参加者也大多一样，却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并且五年前的会议是八九之后20年的第一次，五年后属于第二次召开；五年前是在饭店，应属公共场所，而五年后的会议是在家中，属于私人空间；五年前与会者多提交了论文，还有公开发表的，五年后与会者多口头发言，属于私下座谈探讨。从影响情况来看，五年前的要比五年后的大。这样两次会议，五年前没有任何干扰，五年后遭到如此严酷镇压。让人难以理解！
2、 一样的公祭与两样的结果
2013年4月1日，中国传统清明节前，赵常青、陈卫、于世文、胡石根、郭海峰、安宁、常伯阳、陈兵、陈青林、陈天石、陈晏彬、董广平、丁矛、方言、郇建生、 侯帅、姬来松、康玉春、李海、刘昆、刘真、罗志峰、孟晓东、马少方、马中飞、宁文忠、欧阳小戎、彭全江、邵晟东、史宗伟、魏强、吴双、许剑雄、徐琳、徐旭、杨海、殷玉生、殷越、朱虹、翟为民、张明、张玉祥、赵昕等数十名民间人士到河北省正定县，举行公祭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从而拉开了中国民间公开纪念六四的序幕。事后活动组织者于世文被河南当局扣押询问24小时。
2014年2月2日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三，民间祭奠先人和故友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民间人士聚集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河南省滑县，举行第二次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的活动，参加及在《公祭词》上签名者有：陈卫、于世文、胡石根、郭海峰、马少方、彭全江、安宁、常伯阳、陈兵、陈青林、陈天石、陈晏彬、董广平、丁矛、方言、郇建生、 侯帅、姬来松、康玉春、李海、刘昆、刘真、罗志峰、孟晓东、马中飞、宁文忠、欧阳小戎、邵晟东、史宗伟、魏强、吴双、许剑雄、徐琳、徐旭、杨海、殷玉生、殷越、朱虹、翟为民、张明、张玉祥、赵昕等42人。
今年5月23日，民间公祭六四活动组织者陈卫和于世文夫妇与外界失去联系，后被证实被河南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随后发现公民石玉、律师常伯阳与姬来松等人也相继被以同样罪名拘押，并且之后很长时间河南当局不允许他们委托律师前往会见。
同样的两场公祭活动，前一次在河北正定，后一次在河南滑县；祭奠对象都是胡耀邦、赵紫阳与“六四”英烈；参加祭奠者多是八九当年过来的学生；公祭形式和平、理性；公祭诉求合情合理。2013年第一次基本没有受到干扰，而2014年却有这么多人受到拘押。这不能不使人倍感惊异！
3、 八九过来的学生感觉今年“六四”25周年是最严酷的一年
除了北京与河南先后拘押一批与纪念“六四”25周年相关人士外，广东拘押了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等人，湖南拘押了尹正安（邵阳）、罗茜（邵阳）、李铮然 （衡阳）、陈俊贤 （长沙）等人，辽宁拘押了姜力钧、宁先华等人。
在一个和平时期，公民完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来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发表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追思，举行对死难者祭奠，有心前往天安门故地凭吊，结果居然遭到从南到北大规模疯狂性抓捕。这哪是一个正常社会所表现的起码状态？
我作为八九过来的学生，25年中虽然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几次被传唤抄家，但完全因为“六四”纪念日，以前从来没有被带离过家中。就是在八九爱国民主运动20周年期间，我当时居住在北京，也只是受到监控，而没有被带走。今年“六四”25周年，我身在边陲广西桂林市下面的全州县，可以说是边远的乡下了，居然被桂林市国保前来带走控制两天。这真让人难以理解！
如此吊诡情况，如果仅仅用社会危机加深，权力集团不安全感加大，进而引发对民间打压加重，显然理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因为中共新领导集体已经公开宣称自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一批御用文人都叫嚣中国创立了可以师范世界的“中国模式”。在如此不仅自信，简直到狂妄的地步，怎么还会在一个事隔25年的历史性纪念事件上如此惊惶失措？如此风声鹤唳？如此大动干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考察新权力集团，缺乏镇压的理据
在中国这种极权体制之下，一批新的权力掌控者的意旨，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政策法度。“六四”25周年的严酷打压，是否力证出新权力集团在“六四”问题上的意志？对此我也曾一度迷惑，但这次“六四”被控制期间，我反复思考发现其中有许多值得深究的东西。
纵观中国权力新执掌者习近平以及李克强、王歧山等先生的成长历程，难寻制造如此镇压的理据。
首先，习近平先生的父亲习仲勋不仅是中共元老中与胡耀邦先生齐名的一生没有迫害过人的大好人，而从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录中，确证当年他为胡耀邦被逼下台而怒斥过一些元老“逼宫”，并且坊间还传闻，习老在八九“六四”屠杀后指责过采取这种镇压的决定者。习老一生坐国民党的牢是四年，而坐共产党的牢是十六年。如此深重的人生苦难，为他开启中国改革增添了急迫感，在习老晚年任职人大期间还曾提出为保护不同意见立法的动议。还有，我曾亲耳听到在体制内享有最开明的中宣部部长之称的朱老厚泽先生说，他在86年因提出“三宽”遭到体制内顽固势力打压时，习仲勋有一天专门打电话让他到自己家中，借吃荔枝表示对他的安慰与支持。可见，习老一生思想是与胡耀邦、朱厚泽等同仁相通的。还有，在赵紫阳先生与朱厚泽先生去世时，习老的夫人都以率儿女名义送挽联致哀。由此可见习氏家传忠厚而开明！至少是同情支持胡赵等体制内开明改革势力的。
其次，习近平先生少年时就遭逢国乱家变，父亲被打入反革命行列，自己受到严酷迫害。在远去陕北下乡后，吃了不少苦。后来到清华上学，参加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些苦难历程，理当使他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深切思考。事实上习近平先生执掌重权后，2009年9月在中央党校提出“权为民赋”。如果仅仅从“权为民赋”这个说词来看，并没有太大的新意，但是如果将此放入中国当代史中考察，就会发现，这个“权为民赋”很不简单。因为2003年曹思源先生在青岛召开民间修宪研讨会时，会上朱厚泽先生就提出过“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情为民系”的“三民主张”前应该添加个“权为民授”，结果这次会议遭到封杀，曹思源先生自此受到长达十年的严控，而朱厚泽先生也因此受到过压力。可见，这个“权为民授”在中共权力体制内所受到的抵制，而习近平先生在党校省部级干部开学典礼上公开提出“权为民赋”，显然其中是有深意的。后来，习近平先生成为新领导集团掌门人后，提出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宪法的关键是落实，要求依宪治国等等，这都是与现代文明价值一脉相承。同时，他会见胡德平，今年五四接见北大有八九背景的汤一介教授。如此种种情况，逻辑非常清晰地表明着他对胡赵以来向普世文明转化的努力意向。
再次，从目前权力集团主掌国家行政的总理李克强先生来说，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大就参加学生人大代表的选举。当时北大联系紧密的胡平、张炜、李克强、王军涛被称为“北大四君子”，而其中三人先后因追求现代民主自由而被迫流亡海外，只有李克强先生独自留在国内体制中。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规则，李克强先生价值取向照理不会与胡平、张炜、王军涛诸君相去太远。至于现在执掌中纪委承担反腐重任的王歧山先生，他年轻时就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与翁永曦、朱嘉明、黄江南诸君被称为“改革四君子”，而其中朱嘉明八九之后流亡海外，翁永曦、黄江南淡出体制。王歧山先生不仅有这样一批致力改革的朋友，而且他还是风靡一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成员。如此的历程，彰显着他为中国改革奋斗的身影。这样一个一生致力推动中华民族进步的人物，对胡赵改革岂止是认同？！
从目前权力体制中最倚重的这几个人物的经历来看，无法找到他们打压“六四”民间纪念活动的理据。那么究竟是谁在制造这场严重打压中国社会纪念改革先烈活动的灾难？
三、值得特别关注的诡异现象
要想拆解中国吊诡时局的重重疑团，应该注意中国社会近年来如下一些诡异情况。
其一、在舆论宣传上，习近平的一系列与现代普世文明相符的中国表达被严重忽略，甚至遭人为淡化、隐匿与曲解。
习近平执掌大权以来，提出了“权为民赋”，要“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依宪治国与重在落实宪法，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承继传统价值、融合现代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梦”、社会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等。这些与现代人类文明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在中国官僚掌控的舆论上被严重淡化、忽略，甚至许多解说、引申与原意是南辕北辙。而那些意在融合左右，平息历史区隔的两个三十年说，被充分以各种形式长期铺天盖地宣传灌输给社会，或者强加于新权力执掌者头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上，官媒除了一味反复重弹与GDP一致的富强之调，就是将爱国狭隘化的民族主义渲染，其它如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却避而不谈，甚至打压社会对这些价值的研究探讨。官媒这种选择性宣传，极大地强化、甚至极端化一些话语的内在精神，严重扭曲了讲话的本意。如此诡异现象，只要大家稍加留意便随处可见。
为什么中国官媒舆论会出现如此扭曲新掌权者讲话精神的宣传？日前网络有篇披露凤凰网平稳过关的文章说到：一位主管宣传的官僚跟凤凰网负责人说，不要为“习近平的任何右派行为”背书，但要对他继承和弘扬薄熙来的做法做突出报道。这个话真实与否值得考证，但这话真实反映出了最近一年多来的中国官僚宣传状况，这却是无容置疑的。这种状况很值得世人深思！
面对这种有意疏离普世文明而苦心将新当权者染上“左”与“毛”色彩的选择性宣传，让人联想起几年来的一桩舆论怪象，即薄王未出事前，他们都被宣传成清廉而高大的英雄形象，相反，身为一国总理的温家宝却被在网络上长达几年张贴着一些并未查证的污点材料，以致社会出现严重的贬温崇薄现象。媒体何以能造成如此现象？管控宣传与政法的系统显然难辞其咎。如果不是后来出现薄王事件，让民众看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诗意真实，那么今天中国的时局就难以猜想了。
其二、现实权力执行的政策上严重背离中央一些改革精神。例如新的权力集团一再强调法治，公开提出对律师执业的尊重，但现实上却出现一波高过一波的对律师群体的打压，现实执法中的违法乱纪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再如对宗教，新当权者讲话中曾肯定宗教对社会的作用，但现实中却出现拆教堂，抓信众等等严重侵犯公民信仰权的事；再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公开说明农村集体土地将逐步明确产权，允许入市、流转、置换等等，与国有土地应该享有同等权利地位，而现实中却出现疯狂的拆毁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加大打压推毁集体土地财产。如此等等现实与“新政”严重背离，甚至完全相反的诡异现象，真是发人深思。
其三、对王薄的吊诡认知，显露出强力部门对历史的留恋与对现实的不满。几年来，在与体制内一些官员的接触中，感觉一般政府部门官员普遍对中共中央处理薄熙来与王立军事件给予理解、认同与支持，但是强力系统，尤其是公安、法院系统的官员对处理薄熙来与王立军许多人存在质疑，甚至不少人公开表露对薄王的同情。我在接触某地级市国保头目时，发现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王立军的敬佩与对薄熙来的崇拜，他公开说王立军是自己的偶像，是他们警界的明星。我在与强力系统一批人员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大多数同情王立军与薄熙来，认为导致薄王事件可能是中央前一些领导的阴谋，是有人策反了王立军，故意让他出来陷害了薄熙来。如果说强力系统有个别人或少数人存此看法，那并不奇怪。然而，强力系统一批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僚，居然大多有此看法，这不能不让人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强力系统对薄王有如此的认知？
导致中国强力系统对薄王同情甚至叫屈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如下几点应是明确的：其一、王薄在位时都特别加强警权与警力，强化权力专政机能，对社会采取强力控制手段。在薄王时代的重庆，警权让各方敬畏。这对身为警界的人士当然羡慕，以致期望警界永享那种荣耀与权柄，这是人性使然，而制度又提供了这种可能，故而警界人士多心向往之；其二、中国舆论那几年一边倒式地对薄王英雄形象的宣传，造就了人们对他们崇拜的心态，作为警界自然更是引以为荣，向往千秋永续；其三、那种不受约束的打黑除恶，可以使他们为所欲为而无所不能，这会极大满足人性的欲求，自然也就成为他们的留恋；其四、十八大后政法强力系统在权力架构中被降格，这必然带来一些人的不满。
如果说对薄王同情与对事件质疑带有对强力系统历史的留恋的话，那么最近强力系统流传较普遍的一种说法，说新中央领导甚至直接说习先生将难做满届，这很值得警惕与深思：为什么强力系统会流传出如此说法？这是一种担心，还是一种诅咒，或者一种期待？要想真切地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就得回到现实吊诡的时局上来。
为什么从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大肆抓判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与要求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者？这些人事实上是民间对新当权者反腐与改革的强力呼应，怎么反而会遭致抓判？后来又出现反宪政狂潮，出现抓判网络大V与意见领袖，再到今年六四25周年的全国性大镇压。在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居然出现如此接二连三的背逆人类文明主轨，割裂政府与民间联系纽带，激化官民矛盾，侵犯人权，践踏法制，也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以致使新当权者形象在国际社会与民众心中严重受损。这种打压要求签署公约与公示财产的公民运动，将新当权者与普世文明区隔开，阻止其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打压六四纪念，将新当权者与胡赵革新的历史割裂开，剥蚀其聚合体制内改革精神与力量。因此，这一年多来的打压，事实使新当权者孤立于世界、孤立于历史、孤立于知识界与广大民众。
四、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家统治主要工具的宣传与政法强力系统，怎么会将新当权者置于这样一种孤立状态？这除了历史的惯性外，显然有现实的急迫利益需要。纵观新当权者上台一年多来，为争取民心集中力量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反腐。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最大共识是改革的话，那么在历经30余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被污名化，那么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应该是反腐。当反腐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号令下，的确将一批批贪官查处法办，而由此引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严重恐慌。然而反对反腐显然是个难以摆上台面的说词，而保权却是整个权力系统的共同利益与身家安危，于是以保权来压过反腐就自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选项。如何成功将权力内部反腐力量扭转到保权上？那么不断制造敌人，激化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危机，使权力系统中人人感到政权面临威胁，从而促使权力系统将集中力量保权变成第一要务，于是反腐就被保权压过。这应该就是最近一年多来反腐浪潮下宣传与强力系统不断打压民间，制造矛盾，加剧社会动荡，加重社会危机的深刻根由。从今年五月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说中纪委今后的查处重点是“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就清楚地表明中国宣传与政法强力系统已经成功阻止了中国新当权者发起的反腐运动，成功绑架了新当权者革新的手脚。外界舆论称，中共高层经历了前一段的反腐恶斗之后暂时达成妥协，不再继续折腾的“老老虎”将获得“特赦”，甚至可能包括万众瞩目的“周老虎”。
在这种情势下，摆在中国新当权者面前有两条路径：其一、与即成体制同流，延续过往历轨，遵循固有规则，沿袭“击鼓传弹”游戏，等待最后时刻；其二、坚持反腐，厉行革新，那么体制性顽固势力（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必将以政变来寻求自保。这就是他们现时私下流传的“习王做不满届”的预言。
当然，新当权者应该还有第三条霹雳手段、力挽狂澜，离倾覆之轨，避亡党之道的“披荆斩棘，以启山林”之路，那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以振民气、聚民心、凝民力，清除腐政恶政以除牢笼、释活力，立足国情，融合世界文明成果，开启中国式宪政民主之千秋大业。
中国如果没有走成这第三条道路而困顿于前两途中，那么新当权者政治及身家性命都将危殆，而中国也将陷入二三十年之深远动荡、冲突与流血的灾难之中。如此，民族危难，国家危难！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