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当局所有改革承诺中，最高调的是法治，宣称要在每个案件中体现公平正义。但自五月以来的大抓捕，肆无忌惮地违反起码的法律程序，等于自己给了自己的法治承诺一记响亮的耳光。据说这波大抓捕起因于“六四”二十五周年忌日，属于所谓被动防守。但这辩解肯定不诚实，因为五月大抓捕之前，有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六四”二十五周年忌日之后，五月大抓捕中深陷囹圄的广州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等良心犯，郑州常伯阳等良心犯，继续身陷囹圄，没有任何可能获释的迹象。

所有这些，无疑属于一连串的事件，6月12日批捕律师浦志强则把这一连串事件推向高潮。尽管公众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仍不免深感震撼。这一连串事件尤其对浦志强的批捕，不仅显示了当局对社会保持高压而不惜一切代价的顽强意志，更显示了当局对基本人权和对法治承诺的不屑一顾。

固然，司法职业化、专业化领域，普通刑事、民事领域，法制体系确有改进苗头。但所有改进仅限于技术层面。党对司法的控制没有丝毫松动，司法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作为党的所谓刀把子的功能，不仅没有淡化，反而不断强化。这充分说明，当局理解的所谓法治，根本不是一碗水端平的法治，而不过是带刀把子的法制而已。

法治的这种扭曲，还不完全因为所谓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而很大程度出于当局的认知盲区，即对现代文明的隔膜，包括对作为现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法治的隔膜。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首先是用法律统治政府，限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但当局理解的法治恰好相反，即党仍然高于法律，法律仍然是统治者即党的意志，其首要任务，仍然是救党、保党。党的统治才是目的，法律不过党的工具。对法律惟有利用，没有任何信仰、任何敬畏可言。

这种所谓“法治”，老实说，还停留于不折不扣的专政水平。毛时代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而“对敌人实行专政”，今天则是所谓 “法治”跟“维稳”两张皮。“法治”只适用于当局认为的所谓“人民”；谁胆敢把宪法规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当真，即不再属于人民之列，不再受法律保护。即中国的不成文法里，实际上有一款“不高兴罪”，只要你让当局不高兴了，你就不配享受“法治”的待遇，就只配享受“维稳”即不受法律制约的国家暴力。用“法治”团结“多数”，用“维稳”打击“少数”，这不都是毛时代的专政遗产么？跟作为现代文明的法治，可有一毛钱的关系？

无独有偶，就在用“维稳”打击“少数”的同时，《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同日两篇文章互为呼应，一篇题为《警惕西式民主陷阱》，一篇题为《中国民主模式初步形成》。如果说对公民社会的打击是一连串事件，这两篇御用之文也是一连串事件——旨在抢夺“民主”解释权的一连串事件。用所谓“中国模式民主”，来给自己的“党天下”加冕；对挑战“党天下”的分权制衡，则用所谓“西式民主”的大帽子妖魔化，拒于国门之外。如此张冠李戴，世上便有了两种民主，即民主与李鬼式民主。当局所称“法治”，与此异曲同工，属于李鬼式法治即所谓“中国模式法治”，而绝不属于法治。沿着这样的歧路狂奔，中国离真正的民主与法治，只会愈来愈远。

显然，民主和法治的具体运行机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都必须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所以法国的不同于英国的，英国的不同于美国的。但无论具体运行机制如何千差万别，民主和法治的基本原理完全一致：民主就是分权制衡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首先是限制和规范公权力。这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当局所谓“中国模式民主”、“中国模式法治”，根本就不是具体运行机制范畴，根本就是对民主和法治的掏心术，即否定民主和法治的基本原理及其普适性。

这倒不是什么新鲜事，符合中国当局的一贯逻辑。区别只在于，过去是羞羞答答拐弯抹角，现在则理直气壮直截了当。即过去没底气，现在有底气。而所谓底气的全部来源，无非是2008年以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崛起和自由主义据说在世界范围的退潮。腰杆子硬了，所以过去不敢说的现在敢说了，过去不敢做的现在敢做了，过去不敢抓的人现在敢悍然抓了，以至于抓得完全没有了标准，想抓什么人，都有一个口袋罪等着。什么谴责，什么抗议，什么世道人心，全不在意。维稳机器的骆驼面前，所有同胞的自由与生命，都轻若稻草。

但是，真的不要看轻稻草。积累的稻草越多，最后那根稻草出现的几率就越大。最后那根稻草其实也轻的很，轻到微不足道，但前面所有稻草的铺垫，会赋予它神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