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大陆官方媒体公佈“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成立。简称为“经专组”的机构由现任国家发改委正副主任徐绍史、刘鹤共同领衔，发改委则成了经专组的下设执行机构。

从中共高层权力结构方面来理解，可以认为：徐绍史只是挂名，实际操盘则由习近平亲信刘鹤一人担当。刘鹤虽甚得习所信任，但其工作领域仍从属於李克强的经改路线。

“纯中间立场”的基本困局

经专组要在年内启动从财税金融到社会事业诸方面的九项改革。尽管经专组承担了原来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全部任务，但是，它给自己所列清单的空洞化恰指向了体制外学者所言的“两死”结果──不改革，死；改革，也死！仅从技术角度看，李克强的经改路线就有三重阻力。这三重阻力与中共高层权力格局无关，也与什么人掌政、打什么样的改革旗号无关，而是基於政治伦理、制度习性的无可易改。第一重是改革的思维方式阻力，它仍由传统的体用之学所产生。

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回答了刘鹤的有关谘询后，评价刘是典型的中国实用主义者，本质上并不信奉市场机制。在中国大陆，这不是简单的学术现象。刘鹤在政治立场上与习近平一样属中间偏左，在工作体系上又从属於李克强中间偏右的体系。这个状态与权力格局无关，甚至与刘未来的仕途晋升无关.像刘鹤这样集两种原因而必选“纯中间立场”的人，都不信奉市场机制，目前对决策思维影响颇大的左翼经济学家更不可能信奉市场机制。

近期，中国左翼经济学者力批两个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为其一，民主原教旨为其二。但这两项批判完全忽视了两个重要前提：第一，作为鼻祖的亚当？斯密市场理论产生时，政府与国家是分开的，远不似今日中国党国一体、党府一体；第二，“市场原教旨”从未排除国家的作用，如要求国家保护社会、司法保护人权，更要求国家提供便利的税收体系与公共设施。忽略了这两点，批判市场原教旨与民主原教旨完全沦为“文革”式的大批判。弔诡的是，习近平、李克强乃至刘鹤诸改革领导人物恰是大批判时代成长起来的人。

远未认识福利压力的性质

一些与刘鹤“纯中间立场”一致的经济学家，现在又开讲威权主义的集权促分权的思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教授王佔阳就是这样，他使用“新权威主义”概念替换了“威权主义”的学术表达.事实是威权主义与西方经典的民主政治有同样的难题，是为从尼采到福山所讨论的“最后之人”的利益诉求。认识不到问题的本质而在最高权力层面还煽动对普世价值的批判，是中国改革“两死”的基因性影响。

冷静地说，作为中国现代化第二波的五四运动带来了两大成果：一是认识到了普通法精神，因此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进宪法；二是将福利压力转换成民本民主，满足“最后之人”的经济利益而使之放弃政治参与，尽管在政权层面远没有福利压力意识.大肆批判普世价值不仅从历史伦理上杀死了“还未出生”的中共──否定五四精神就是否定中共，也等於在福利压力这项普世价值上与民本民主为敌。因此，威权主义政治在集权保障分权而难以收效的情况下，很可能是自我毁灭。王佔阳教授的三种预测中有这一项，他表达为“天怨人怒，最终激起革命或动乱”。

认识不到福利压力的普遍性即其作为普世价值之核心，必然导致国家福利政策的盲目性。此为李克强经改路线的第二重阻力。回顾前苏联，最终导致其全面失败的根本经济因素仍然是福利压力。勃列日涅夫为争取合法性而推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发达社会主义意味着普遍社会福利，但由於太过盲目而无力承担到底。加重负担的因素又有两个：一是苏共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腐败本质上靠超额福利供养；二是匆忙的对外战争，出兵阿富汗等於削减了社会福利的供给量。

社会性“反攻倒算”浪潮

社会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在“市场原教旨”鼻祖斯密那里也是如此，从他要求国家提供公共设施那里可以看得出来。李克强经改路线推出之前，其医疗改革在推进社会福利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广义福利在本身本质本源上是价值公平，在历史欠账太多的国家里，普遍福利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反攻倒算”。此种福利性的“反攻倒算”不是“文革”大批判所指被镇压阶级的政治反击，而是基於历史权益的大规模追讨。

大规模追讨的显性情况有三：其一，公有制企业转制后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人们的生存诉求，即谓下岗职工问题；其二，为国防安全付出代价的军人群体，他们要求与后升福利水平看齐的“补偿之后的补偿”；其三，农村涉及到土地权利的经济利益补偿，进一步地涉及到“小产权”被非法化以处置而衍生的日后追诉.也许此类描述有嫌琐碎，但是，集体所有制其完整权益确实属於集体职工，但地方政府运用过去的“改革权力”非法处置了大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有，“人民公社”时期无偿划拨土地造成的权益后果也渐显出来。比如，一些村庄土地被徵为公社三场地用地，公社体制失败后三场土地被易名为乡镇政府的机构当作自己的有价资产转移出去。此种转移显系非法，而农民追究则属合法。

弥补历史不公是李克强经改路线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而不管经专组所列改革清单是否包括。威权主义政治有其控制有力的一方面，中央党权能够垂直到以下任何层次。但是，这种控制体系是逆市场方向的，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屡调屡败之持续事实上不难得出结论。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是政权福利已经远高於社会福利──中央政府从政治伦理上反对卖地财政，但地方政权无卖地财政却无以存活。换言之，政权福利高於社会福利才是最根本的中国特色，在福利压力这项核心性普世价值上，中国与西方真正区别也恰在这个特色之处。此谓李克强经改路线的第三重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