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大屠杀25周年，6月24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决通过，将在华盛顿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一段路改名为“刘晓波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地址将变成“刘晓波路1号”。此举意义重大，不仅给被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送去莫大的安慰，“那些在使馆工作的中国官员每天开车上下班经过这里都会路过这条街。它告诉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权斗士们有人支持他们的言论自由。”
当局喉舌《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恶搞中国使馆路名是小人之举》，认为“刘晓波路”“是个再明显不过的挑衅，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中国方面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阻止改名的最终发生”。
究竟谁是小人，又是谁在恶搞、践踏人权，挑衅整个世界？
刘晓波的经历和两位德、俄人权斗士惊人地相似。
1931年1月20日，德国著名记者奥西茨基在《世界舞台》发表文章，矛头直指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希特勒：”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1933年2月28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不满1月，奥西茨基即遭逮捕，被送进集中营饱受虐待。
1936年，狱中的奥西茨基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与北京当局一样，纳粹严禁媒体评论奥西茨基获奖的消息，更禁止奥西茨基前往挪威领奖。1936年11月，诺贝尔委员会到德国给奥西茨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纳粹迫于国际压力释放了奥西茨基，将其送入一家医院。
经济崛起的北京当局，摆出有恃无恐的架势，不仅继续关押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还软禁、迫害其家属和支持者，比纳粹还要凶狠、无耻！
以人权斗士命名街道、彰现正义立场、抗议独裁政权，于美国并不新鲜。1984年美国国会曾将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前的一段路改名为”萨哈罗夫路”。萨哈罗夫为苏联著名人权活动家，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86年萨哈罗夫结束流放生涯，1991年苏联解体，挑衅世界终将自食其果。
“刘晓波路”不过是”萨哈罗夫路”的再现，人们唯一应该感到惊讶的是，2009年刘晓波被重判11年，迄今仍在服刑，国际社会给予北京当局的压力实在太过微弱，功利主义对自由、人权价值观的侵蚀触目惊心。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丧失自由，是中国大陆、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耻辱。
经济增长提升了北京”抗压”底气和外交方面的银弹攻势，但国际社会不可能在人权议题上与北京保持一致、”互不干涉对方的核心利益”；这种”核心利益”建立在无视、践踏人权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的良心不可能永远沉默。
5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六四25周年的听证会上发言，认为六四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导致了美国的衰落：”历史的一个可悲的转折是，通过扩大与这个政府的贸易，我们使得那些应该为’六四’负责的人更加富裕，更加有力量，也使得他们更大胆。当他们的子女开着宝马和奔驰车在美国东西部的城市里畅游时，这就是美国衰落的样子。”
5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纪念六四民主运动25周年。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提出这项议案是为了向”作出极大牺牲的成千上万和平的中国活动人士致以敬意”，”我们必须继续在美国国会纪念天安门屠杀，直到中国人民可以在不受骚扰和抓捕的威胁下公开讨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意义为止。”
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软弱和国际社会的姑息养奸，已在伊拉克、乌克兰结出了严重的恶果，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也在日益恶化，当局对异议人士、人权律师、记者、维权人士、言论自由的打压和钳制空前严酷，律师、记者成为高危行业。
今年高考江苏理科状元吴呈杰曾获得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现在，吴呈杰改了主意：”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读）新闻，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读金融。”
作为记者，对大陆媒体受到的严格管制最清楚不过，花费无数心血的新闻稿件常常胎死腹中。“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审查体系固然扼住了媒体的咽喉，但绝对无法抑制人们内心愤怒的火山。失去舆论监督的公权、官员一路裸奔，结局就是监狱和暴力反抗。
中共18大以来，周永康、苏荣等落马的大小官员犹如过江之鲫。李承鹏就此评论：”想升官，不行贿行吗？升了官不受贿，同僚不排挤你吗？升了大官不操控大项目，怎对得起多年官场的苦楚呢？贪来的钱不孝敬更大的官，怎堵得住政敌举报呢？都说体制使然，但我不同情这些贪官，当初你自愿交了投名状，你正是这体制一部分，这时就别装体制受害者了，你们丫残害忠良时，谁也没手软过。活该。”
形势没有不好的，官员没有不贪的。反腐如果只是对不同派系的清洗，不从制度上根除腐败的土壤，官员和记者一样是高危行业，只是眼前利益使得有人忘记了这一点。
“刘晓波路”警示北京，国际社会对人权价值的坚守，不可能被银弹攻势打垮，中国大陆的良心犯并不孤单。自助者，天助之。都想搭便车，车从何来？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必抱怨体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在网络或现实生活中发出真实的声音，也是对体制的一点改变。
当局喉舌《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恶搞中国使馆路名是小人之举》，认为“刘晓波路”“是个再明显不过的挑衅，严重违反了外交礼仪，中国方面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美方阻止改名的最终发生”。
究竟谁是小人，又是谁在恶搞、践踏人权，挑衅整个世界？
刘晓波的经历和两位德、俄人权斗士惊人地相似。
1931年1月20日，德国著名记者奥西茨基在《世界舞台》发表文章，矛头直指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希特勒：”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1933年2月28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不满1月，奥西茨基即遭逮捕，被送进集中营饱受虐待。
1936年，狱中的奥西茨基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与北京当局一样，纳粹严禁媒体评论奥西茨基获奖的消息，更禁止奥西茨基前往挪威领奖。1936年11月，诺贝尔委员会到德国给奥西茨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纳粹迫于国际压力释放了奥西茨基，将其送入一家医院。
经济崛起的北京当局，摆出有恃无恐的架势，不仅继续关押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还软禁、迫害其家属和支持者，比纳粹还要凶狠、无耻！
以人权斗士命名街道、彰现正义立场、抗议独裁政权，于美国并不新鲜。1984年美国国会曾将当年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前的一段路改名为”萨哈罗夫路”。萨哈罗夫为苏联著名人权活动家，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86年萨哈罗夫结束流放生涯，1991年苏联解体，挑衅世界终将自食其果。
“刘晓波路”不过是”萨哈罗夫路”的再现，人们唯一应该感到惊讶的是，2009年刘晓波被重判11年，迄今仍在服刑，国际社会给予北京当局的压力实在太过微弱，功利主义对自由、人权价值观的侵蚀触目惊心。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丧失自由，是中国大陆、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耻辱。
经济增长提升了北京”抗压”底气和外交方面的银弹攻势，但国际社会不可能在人权议题上与北京保持一致、”互不干涉对方的核心利益”；这种”核心利益”建立在无视、践踏人权的基础上，国际社会的良心不可能永远沉默。
5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六四25周年的听证会上发言，认为六四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导致了美国的衰落：”历史的一个可悲的转折是，通过扩大与这个政府的贸易，我们使得那些应该为’六四’负责的人更加富裕，更加有力量，也使得他们更大胆。当他们的子女开着宝马和奔驰车在美国东西部的城市里畅游时，这就是美国衰落的样子。”
5月2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纪念六四民主运动25周年。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提出这项议案是为了向”作出极大牺牲的成千上万和平的中国活动人士致以敬意”，”我们必须继续在美国国会纪念天安门屠杀，直到中国人民可以在不受骚扰和抓捕的威胁下公开讨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意义为止。”
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软弱和国际社会的姑息养奸，已在伊拉克、乌克兰结出了严重的恶果，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也在日益恶化，当局对异议人士、人权律师、记者、维权人士、言论自由的打压和钳制空前严酷，律师、记者成为高危行业。
今年高考江苏理科状元吴呈杰曾获得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现在，吴呈杰改了主意：”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读）新闻，所以我在考虑要不要读金融。”
作为记者，对大陆媒体受到的严格管制最清楚不过，花费无数心血的新闻稿件常常胎死腹中。“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审查体系固然扼住了媒体的咽喉，但绝对无法抑制人们内心愤怒的火山。失去舆论监督的公权、官员一路裸奔，结局就是监狱和暴力反抗。
中共18大以来，周永康、苏荣等落马的大小官员犹如过江之鲫。李承鹏就此评论：”想升官，不行贿行吗？升了官不受贿，同僚不排挤你吗？升了大官不操控大项目，怎对得起多年官场的苦楚呢？贪来的钱不孝敬更大的官，怎堵得住政敌举报呢？都说体制使然，但我不同情这些贪官，当初你自愿交了投名状，你正是这体制一部分，这时就别装体制受害者了，你们丫残害忠良时，谁也没手软过。活该。”
形势没有不好的，官员没有不贪的。反腐如果只是对不同派系的清洗，不从制度上根除腐败的土壤，官员和记者一样是高危行业，只是眼前利益使得有人忘记了这一点。
“刘晓波路”警示北京，国际社会对人权价值的坚守，不可能被银弹攻势打垮，中国大陆的良心犯并不孤单。自助者，天助之。都想搭便车，车从何来？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必抱怨体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在网络或现实生活中发出真实的声音，也是对体制的一点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