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的《1985》是奥威尔《1984》的续作，书中描写了“老大哥”去世后“大洋国”发生的故事。《1984》作于1948年，奥威尔将最后两个数字颠倒过来，作为书名，《1985》则有明确的含义，描写的是“1984”之后。
在《1984》中，“真理部”成员温斯顿由于对“老大哥”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成员裘莉亚产生感情，成为了思想犯，后来经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终于脱胎换骨。而在《1985》中，温斯顿重新被起用，担任《时代》文学副刊的主编，任务是推动思想解放，在不脱离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有一点点批评，一点点诗歌”。
“老大哥”去世后，纸派在秘密警察的支持下，粉碎了老大哥遗孀和铝派的政变阴谋，但由于纸派也参与了从前的迫害，他们不敢答应铝派残余势力的要求，将过去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公布于众。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官方不再介入人们的私生活，人们可以在性爱上有更大的自由，也可以讨论“可不可以写悲伤的诗”，“谁将运走垃圾”，“糖在哪儿”之类的社会问题。
然而，精神一旦释放出来，就像脱缰的马车收不住了。温斯顿等人成立了“星期一俱乐部”，人们开始取笑“新语”、“双重思想”，介绍亚当·斯密的理论。一篇比一篇激烈的诗歌和文章出现在报纸上。在一次《哈姆雷特》的演出中，人们对过去年代的憎恨终于爆发出来，这促使官方对“老大哥”做出政治评价：早期功劳大，晚年错误多。这些错误主要包括处死老革命家，国有化速度过快，对官方哲学原则的僵化阐释，以及对1978年地震的处理。
裘莉亚也参加了《时代》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但她与温斯顿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她支持思想解放和改革，但反对全盘否定过去，“我们不要忘记，老大哥的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刑室和牢狱，它还意味着数百万人的辛勤劳动，他们用自己的臂膀与才智将大洋国建设得强大起来。”在她看来，党已经吸取了沉痛教训，清算了过去的错误，终止了动乱，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
在与另一个极权国家“欧亚国”的战争中，“大洋国”接连遭受失败。铝派要求决战到底，纸派则主张和平谈判。最后纸派占了上风。与此同时，一些激进者成立了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希望推动改革。在一次拘禁中，一名肇事的巴基斯坦人突然死去，这次偶然事件引发了平民起义，温斯顿等人主张“知改委”介入进去，裘莉亚则表示反对。她担心这会给铝派以镇压借口，使改革进程中断。
温斯顿等人希望说服群众保持理性，但他们面对群众起义却束手无策。政府一边承认从前的暴政和当下的腐败是动乱的原因，一边谴责无政府状态和犯罪浪潮。改革演变成了革命，起义者占领了政府机关。为了恢复秩序，大洋国临时政府邀请欧亚国进行武装干涉。革命失败后，起义者领袖被处死，温斯顿被判无期徒刑，而裘莉亚则成为新政府高官。
《1985》显然从匈牙利事件、捷克事件，甚至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中获取了灵感。这几个国家都曾在外来干涉或威胁下中断了改革进程。作者久尔吉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六十年代末，曾因同情中国而卷入“毛派分子案”，被判七个月徒刑。作者的政治理念也接近于奥威尔，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惯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阐释极权，因而自有其历史的深刻性。
自从被判入狱后，久尔吉就被开除公职，作品也不能在国内出版，只能以萨米亚特的形式流传。1984年移居国外后，他又成为东德萨米亚特报纸《奥斯科瑞兹》的编辑。尽管他这部作品的影响远不如奥威尔的《1984》，但却写出了一个奥威尔没有看到的现象：即在极权国家的“克里斯玛”型人物去世后，统治层的权力斗争会加剧，同时也会达成临时性的团结，“国家政权只有几个相互对立的政治集团通过恐惧而勉强维系”。
作者的结论是悲观的，即这个继承政权不可能从内部发动真正的改革。牢牢掌握权力始终是这个政权最重要的目标。正如书中秘密警察奥勃良所说，改革不是为了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是为了使国家运行得更好。
久尔吉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第一篇大学俄语论文，写的就是中国的赤眉军起义。此后又因关注中国而影响了一生的命运。在中文版序言中，他写道：“中国从那时开始始终没从我的视野里消失。”这部小说写于1981年，正是文革结束后四年。当年许多争论话题，也都类似小说描写的情景，“现在想来肯定滑稽可笑，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激发出人们激烈的情绪”。
久尔吉在小说中预见了权力斗争，预见了社会冲突，却没有预见市场经济改革及其结果，但还是让我们记住他的话：“如果可能的话，试着植入自己的历史。想来，世界历史之所以有趣，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都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