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造成的经济危机中，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几亿农民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实现了集体劳动以后，一夜之间又改变了生活方式，吃上了大锅饭，过上了集体化的生活。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它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和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以三年的经济危机和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宣告了这种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产。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中，经济研究所派到河北省昌黎县的调查组写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人称《食堂报告》，揭示出公共食堂存在的几个问题，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看法相左。这一下触犯了龙颜，捅了个大漏子，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经济所也出现了一场过山车式的表演。因此，公共食堂的兴衰不仅集中反映了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和最高决策者的行为方式，而且折射出经济理论界的生存状态。
1.公共食堂的起源和发展
在公社化以前，个别地方为了解决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建立了公共食堂。如，湖北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1955年就办起了农忙食堂。但规模很小，且零星分散，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由于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和大办其他工业，各个地方普遍发生了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为了腾出劳动力更多地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一些地方试办了一些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开始引起共产党高层的注意。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与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共领导人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最早谈话。
7月12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发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了京山县八一社办食堂的四大好处，毛泽东看到以后，于7月14日批示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8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5期全文转载。这是毛泽东关注食堂问题的第一个记载。
8月4日～5日，毛泽东视察徐水、安国，称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当听到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汇报当地“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并且说，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
8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大谈粮食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1]，“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公共食堂就与共产主义划上了等号。
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大谈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他说，“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约时间，免得往返。节约粮食，节约柴火，节约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的经验。”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办好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特别是办好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当前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不仅提出食堂要把供菜一事“务必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而且极力称赞和大肆鼓吹“放开肚皮吃饭”，说什么“江苏有个很好的口号：”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它把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要鼓足干劲生产，就要放开肚皮吃饭，要放开肚皮吃饭，就要鼓足干劲生产“；并在第一版上发表了陶铸关于”三餐干饭不要钱“的谈话。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公共食堂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符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房、粉房、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热量和成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的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可以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这样的规定表面上看非常全面具体，但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
就在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把公共食堂的巩固和垮台与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巩固和垮台相提并论。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的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的分裂也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可见，公共食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成了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直接号召和大力推动之下，全国上下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共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农村人口的70%、80%和90%.其中，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等五省，共有人民公社5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842个，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吃菜不要钱）的2151个，占61.3%；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吃饭、穿衣等基本生活资料不要钱）的590个，占15%；实行全供给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全由公社包干）的103个，占2.7%.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而把粮食直接拨付给食堂，只给社员发一张就餐券。
2.昌黎调查组和《食堂报告》的写作
1958年1月，孙冶方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向国务院和中央书记的请示报告提出，为了探索社会科学为现实经济服务的道路，提高经济研究工作的水平，避免研究人员关在家里读书，而同实际联系，经济研究所要在农业合作社、工厂、商店各选择一个固定点，与之经常挂钩，研究人员轮流下去蹲点搞调查研究，每个工作人员的体力劳动任务也在蹲点的地方完成。据此，1958年10月10日，经济所开始进行试验，组织了第一个工作组，先到河北丰润县，以后转到昌黎县。这个工作组被所内看作是经济研究工作的“试验田”，而中宣部科学处希望工作组成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气象站”。
该工作组定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董谦，副组长是王绍飞，成员有（以姓氏拼音为序）方留碧、李惠贤、刘泽曾、经君健、狄超白、秦文、田光、王北苑、吴朝林、张诗蕴、朱娇春、周慎之、北师大一位教师等十五人，另有北京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王洛林[2]等。工作组的活动方式是，挂职参加当地工作。经省、地、县各级党组织批准同意，工作组的成员按当时的机构建制相应担任县、人民公社、管理区、大队等各级党和行政的副职，在当地党委领导下与基层干部一道工作。研究的重点地区是昌黎县果乡人民公社，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昌黎县，乃至附近的抚宁、卢龙两县。工作组进村以后，就住在社员家中，白天跟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晚上与干部社员一起评工记分、讨论工作，或者听积极分子“辩论”错误思想。因此，对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如何在农村贯彻执行，实施的效果和问题，以及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真实思想，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1959年4月13日，由王绍飞执笔，经济所昌黎工作组完成了第一个调查报告，主要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四大问题。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了生产运动。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不很关心，干劲不大。其原因是：（一）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三）粮食问题。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即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目前公社和管理区的关系已基本解决，但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影响着生产队的积极性。
董谦通过在高层的熟人[3]把报告转呈给毛泽东。毛看到以后非常重视，立即写信转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4]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并“即送刘、邓、震林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阅”[5].可见，毛泽东的重视程度和急切心情。应当肯定，这个调查报告对于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调查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由经君健执笔，5月10日完成了第二个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董谦把报告带回北京，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有中宣部科学处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科学部的负责人参加）对报告进行了讨论，据说没有原则性不同意见，并决定由董谦分送中宣部、学部、河北省委、昌黎县委等有关领导。1959年5月23日，《食堂报告》刊登在中宣部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6]上。
3.《食堂报告》的内容概述及刊发时编者的改动
3－1内容概述
《食堂报告》首先指出，公社化前夕，公共食堂在一些地方出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和解决了一部分缺粮户的口粮问题，但大力推广，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食堂化以后，由于条件不同，一些地区的食堂化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并根据“我们在昌黎县果乡人民公社看到的一些情况”，写下了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七个问题。
一、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解放妇女劳动力一般表现在妇女出勤人数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延长，但在食堂成立前后，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过去出勤的，现在继续出勤，过去不出勤的，现在仍然干自己的事。农村妇女结婚后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早饭前不出勤，食堂成立前，他们起床后的三件事是：做饭、喂猪、带小孩，食堂解决不了照顾孩子的问题，而当时在农村办全托的托儿所又没有条件。办食堂使得做饭从分散劳动变成集体劳动，引起了做饭方法上、燃料上、条件上的变化，原来由老年妇女附带做的事情，现在不得不占用一批强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量的16%～25%.所以，有相当一部分食堂没有起到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作用。
二、食堂与粮食问题。食堂浪费粮食的表现有：第一是忙闲不分。过去是农忙吃干，农闲吃稀；主要劳力吃干，不参加田间劳动的人吃稀。食堂成立后无冬无春，不分老少，一律平等，大家一样。第二是先吃粮食。过去自己安排，要找一部分野菜、青菜做代食品，食堂不能用野菜当粮食。第三是说食堂节约粮食，主要是口粮定量不够，把粮食分发到户，浪费也不能超过定量。第四是责任转移，过去粮食分配到户，够不够自己负责；现在粮食归食堂掌握，吃不饱就要找食堂，找领导。
三、食堂与肥料。食堂影响社员养猪积肥。食堂化后，粮食集中加工，糠、麸都归食堂，泔水也没有了，社员家庭养猪大大减少，而集体养猪，育肥率低死亡率高。既影响了城市副食供应和减少了社员收入，也影响了积肥和农业生产。
四、食堂与燃料。造成燃料供应紧张。食堂化前，烧柴草还可积肥；食堂化后烧煤，增加了煤炭供应。到了冬季，不做饭也得烧炕，增加燃料和生活费用。
五、食堂的房屋设备。食堂占用了社员不少的房屋和家具，有的没有给予合理的报酬。
六、食堂与生活集体化。食堂做什么就得吃什么，吃不到想吃的东西和可口的东西，再加上不管天寒地冻、不管距食堂远近、不分老小病弱，一律到食堂吃饭。社员认为，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
七、食堂与管理水平。食堂管理混乱，有的现金与粮票混在一起，账目不清；有的空报人口，多领粮食；有的压制民主，不准提意见。
在指出上述问题以后，《食堂报告》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考虑生产小队的具体情况，不可强求一律。……可以不搞经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为零，把粮食按照定量分到户里去”。即使搞农忙食堂，“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现，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为小，一般一个食堂不超过十户或一个小队为宜”。“要强调自愿原则”。“总之，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群众满意，有利于生产”。
3－2编发时的改动
《宣教动态》在刊发《食堂报告》时，编者对原稿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没有任何改动，但对报告的题目和分节标题作了较大修改。将报告题目“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改为“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七个分节小标题的改动分别为：将“食堂与妇女劳动力的解放”改为“食堂化并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将“食堂与粮食问题”改为“浪费粮食”；将“食堂与肥料”改为“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将“食堂与燃料”改为“燃料紧张”；将“食堂的房屋设备”改为“占用房屋增加社员负担”；将“食堂与生活集体化”改为“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将“食堂与管理水平”改为“缺乏管理食堂经验”。还有，原稿关于改进食堂的建议部分没有小标题，编者加了“认为解散食堂，化整为零，可以解决许多矛盾”的标题。
可见，编者的改动只是按照报告的本意，且用报告中的话，把原来的中性标题一律改为否定性标题，使问题更为突出和明显。经过改动以后，即使不看全文，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食堂报告》全面地、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农村公共食堂的所谓优越性。
4.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食堂报告》和反食堂的人
1959年庐山会议的情况，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作了权威性的描述。原先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但是，由于彭德怀和张闻天等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反“左”而变成反右，并且把敢于执言的彭德怀等人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也成为他批判的重要对象。
由于7月23日是会议的转折，我们也分前后两个部分来叙述。
4－1会议前期有关食堂的议论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上到庐山以后，为会议拟定了14个讨论的议题，其中，第7个是食堂问题。在7月2日的常委会上又扩展成18个问题，并就食堂问题讲了很多话。他说，“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20%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30%至50%，将来达到80%.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据李锐回忆，“在刚上庐山的7月2日常委会上，毛讲了19个问题，其中第5个是有关食堂的”，这个讲话的一些说法“就是采纳了（科学院经济所昌黎）调查组的意见”。主要是指，从以前的“吃饭不要钱”到“基本上要钱”和“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以及“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但是，“积极办好”食堂的方针丝毫未变。李锐这里的推断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毛泽东在上山以前看过《食堂报告》的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7月23日的点名批判。
在7月23日以前的讨论中，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就办不办公共食堂的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有反对的，如朱德、周小舟、周惠等。据李锐记述，“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家庭，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饭、吃好，人心才能稳定”。
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被毛泽东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会议各同志。彭德怀在讲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条时，并未直接提到公共食堂，只是指出“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饭”“是一种‘左’的倾向”。他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张闻天7月21日在小组会上的讲话，在肯定和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就食堂问题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强迫命令也还有：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张闻天关于贯彻按劳分配，缩小供给部分，实行社会保险的想法是很有见地的。
支持办公共食堂的人也不少。如程子华、王任重、谭震林、陈正人、贺龙、柯庆施、李井泉等。
不管毛泽东是阳谋，还是引蛇出洞。总之，这时庐山上还能自由议论，各持己见。
4－2毛泽东7月23日对《食堂报告》的批判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昌黎调查组在一个月之内提出了两个调查报告，两个报告都是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出发，所反映的情况有理有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其政治倾向性也完全一致。然而，两个报告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对于前者，毛泽东高度评价，立即批示，要求贯彻落实；对于后者，则嬉笑怒骂，严厉批判，必置死地而后安。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谈到了食堂问题，把《食堂报告》定性为右派进攻。他说，一亿几千万人“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留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毛泽东的话很明确，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公共食堂是公社化前就有的，公社化中是一亿几千万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他只是支持、提倡和推广的。二是食堂是个好东西，是无产阶级的。三是食堂要继续办好，“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四是在食堂以及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问题上，他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更不是极“左”派。四是《食堂报告》的要害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对采取这种方法的人深恶痛绝，他曾经说，“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1934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1954年高岗饶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总之，一切反动派都采用这种办法。
4－3会议后期毛泽东对反食堂的人的批判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在7月29日、30日，8月5日、10日，采用讲话和批示文件的方式，继续批判反对公共食堂的人和言论。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和《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印发到会各同志，并在批示中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7月30日，在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对于右倾，我也给了些影响，我说过食堂留一半，留三分之一也好的话。出现了两种传话，先念传达的是三分之一，吴芝圃传达提百分之百。到郑州，还有人以为我是不主张办食堂的人。食堂未可厚非，平江一个大队书记下令解散，第二天群众又自动集合办起来”。“所谓办公社的物质基础问题，西方国家物质基础雄厚，波兰等国家也不错，但他们要办食堂、办公社就难”。
8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的《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情况》写了指示，大谈食堂合乎历史潮流。批语说，“此件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掉是不应当，也是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是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功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是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这段话似乎语重心长，襟怀坦荡，高屋见瓴，高瞻远瞩，足见毛泽东把公共食堂看作是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桥梁。
8月4日，安徽省委给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中央的报告说，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8月10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印刷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与前一个批示相比，这个批示却是另一种心态，其措辞之严厉和不容分辩，使人惊心动魄，上纲上线之高和咬牙切齿之痛恨，使人毛骨悚然。
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在《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再次强调，“农村的公共食堂应该坚持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粮食依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大办公共食堂的荒谬主张，不顾很多地方公共食堂已经断炊，继之而来的大量饿死人[7]的情况，要把所有反对公共食堂的人统统打倒，把公共食堂坚持到底。正如《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作者所说，“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5.经济所对《食堂报告》的批判和处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把经济所昌黎工作组及其《食堂报告》定性为“右派”，与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里应外合。庐山会议闭幕以后，首先在社会上开展了对《食堂报告》大批判。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根据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了题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逐条不点名地系统批判经济所的《食堂报告》。现摘录如下。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现了许多新鲜事情，公共食堂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就是其中的一桩。可是新生事物总是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农村公共食堂也不例外。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仅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的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事实是公共食堂解放了大批的劳动力，他们却硬说多占用了劳动力；事实是公共食堂大大有利于生产，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妨碍生产；事实是公共食堂改善了农民生活，方便了社员，他们却硬说公共食堂降低了农民生活，对群众很不方便。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在少数地区，有些农村工作人员甚至下令解散公共食堂。可是，群众坚决不散，或者过后很快又把公共食堂办起来，就这样，围绕着公共食堂展开了一场斗争。
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分子借我国的公共食堂为题而发出的种种谩骂，这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们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而是他们自己。
在经济研究所内，昌黎工作组负责人以及《食堂报告》更是难逃被批斗、遭打击的厄运。
1959年8月，经济所开始搞反右倾运动，按照运动布署，“第一阶段：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暴露思想，开展群众鸣放，要求领导带头检查右倾思想。重点在科处级以上干部。第二阶段，重点批判《食堂报告》作者董谦等同志。第三阶段，孙冶方作检查、批判”。8月24日，经济所党总支将昌黎工作组撰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印刷，作为经济所《反右倾学习参考材料之一》。所加按语是，“这份材料是昌黎工作组的一部分同志参加写出的，没有征求过核心小组的意见。现在发给大家供讨论农村食堂问题的参考”。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在这里经济所党总支隐瞒了事实真相，说了假话。对此，董谦大为不满，直到去世前还对此耿耿于怀。
为了批判《食堂报告》，经济所还组织了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再调查，由王绍飞带队，有昌黎调查组第二批人员参加，写了一篇大批判的文章：《公共食堂万岁——驳〈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刊发在1959年10月28日出版的《经济研究工作通讯》第9期上，认为《食堂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编者按的全文如下：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省昌黎“试验田”第一期工作组组长董谦写的而用工作组名义发出了一个《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经济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写的《公共食堂万岁》一文，全面地驳斥了上述报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初步总结了试验工作的经验教训。现在发表出来，供经济学界学习八中全会文件时参考。
与此同时，经济所还组织干部再赴昌黎，写了《对昌黎公共食堂的重新调查》，明确指出，自己得到的“许多事实同他们上次的调查完全相反”。调查报告也发表在《宣教动态》上，其直接用意在于，消除流毒，表明忠心。
1959年年末，经济所昌黎工作组负责人董谦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哲学社会科学部和经济研究所展开了对董谦及《食堂报告》的批判。报告的执笔人经君健，系非党人士，也在不同范围和不同场所受到批判[8].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王绍飞是昌黎工作组的副组长，因为其所写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又没有参与《食堂报告》的写作，而且负责完成了食堂问题的再调查，写出了《公共食堂万岁》的报告，因而，在反右倾运动的初期，王绍飞是经济所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但是到了后来，却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是由于他发现了与董谦联合署名批评农村形势的报告，而且他在整理董谦材料时，把自己的名字抹掉了。后来被人揭发出来，一下子从天上跌到了地狱。
6.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坚持办食堂及其恶果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大反右倾，把“左”倾路线推向极端。庐山会议以后，又不顾严重经济危机的出现和人口不正常死亡的发生，要把这条路线贯彻到底。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文件，发指示，极力推动公共食堂在全国的普及和发展。
1960年1月，国家统计局上报了《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的材料，截至1959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比前述10月底增加了126.9万个，增加了48%.材料还详细列举了各省市的情况：90%以上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7个省市；70%～90%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广东、河北、山西7个省市区；50%～70%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陕西、江苏、宁夏6个省区；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7个省区，参加食堂人口的比例最高的是河南，为97.8%；最低的是内蒙古，为16.7%.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大笔一挥批示：“中央认为，这样的统计极为有益，使读者对全国面貌，一目了然。”
1960年2月24日，贵州省向中央提交了一个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报告说，贵州全省现有公共食堂十三万多个，固定的或者基本固定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也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食堂。这些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其实，贵州的报告假话连篇，谎报军情，而毛泽东却信以为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代中央批示转发，要求各地仿照执行，不能例外。他写道，“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依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到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这个以命令式口吻写出的中央批示下发以后，各地纷纷仿效，掀起了又一个办食堂的高潮。
3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17期刊发了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八个省公共食堂情况》以及河南省3月5日向中央报告《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国家统计局的《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三个材料，其中，河南全省有公共食堂336000个，在公共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到农村总人口的99%，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就只占2.8%.尽管这些都是荒唐的浮夸和假话，但毛泽东深信不疑，3月15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并在批语里大加称赞，说什么这些材料“都好，使人看了高兴。现在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仿行。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并对前两个文件分别作了批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河南以至全国各地已经大量饿死人，毛泽东还居然宣布，公共食堂是个“极其重要”的事情，要“普遍推行”。
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天津会议，毛泽东提出17个问题，“（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在毛泽东反右倾的推动之下，1960年继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来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建项目上得过多，粮食征购一再加码，公共食堂也越办越多，“共产风”也越刮越猛，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超过了1958年。其实，其问题早已显露，到1960年四五月份以后，形势已经相当紧张，毛泽东也感到很大压力，开始睡不着觉。到了十月份，大量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出，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的材料已经送达毛泽东的手里[9]，毛泽东也表示要与民同甘苦，不吃肉而吃素了。形势迫使决策者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也称《十二条》），经毛泽东修改，并指示“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足见其急切的心情。但直到这时，坚持办好公共食堂的立场仍未有丝毫改变，办好食堂是其中的第10条。十二条的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量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同一天（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还发了《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12月中旬以前“必须原原本本地向群众传达，不折不扣地切实执行”。
对于严重形势，毛泽东不认为是自己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而是基层干部出了问题。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1/3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坏人破坏，归结为阶级斗争，结果由基层干部承担了罪责。这也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和1963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由来。
7.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食堂解散
形势已经严重到了极点。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9年下降26%.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1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承认的：“据今年10月份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而据中央工作组调查，信阳地区就死亡105万人。全国各地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出，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毛泽东不仅难辞其咎，而且是首当担责。怎样才能平息事端，解散食堂，而又不影响他的权势地位。这是需要下一番工夫的。毛泽东找到了他的拿手好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13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毛泽东重提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说，“这一次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比过去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问题，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以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布置调查研究工作。他写道，“（二）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到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
田家英到浙江嘉兴魏塘公社和合大队调查后，2月6日向毛汇报了三个问题，一是由于“五风”破坏严重，造成粮食大幅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400多斤下降到291斤；二是生产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11个小队；三是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同一天，毛泽东又听了林乎加、江华等人的汇报，在谈到食堂问题时，讲了与田家英汇报时大致相同的话。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情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可见，到这时，在食堂问题上，毛泽东虽然有所松动，但并未放弃他的主张，只是开了个口子。
2月11日、12日，毛泽东两次听取胡乔木和张平化的汇报，胡乔木在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生产队，听到的是对食堂肯定的话，与浙江调查的情况相反。
3月19日，毛泽东看到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纪要认为，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供给和工资的比例、公共食堂等问题上。公社干部认为，“劳动力强的和弱的都一样地吃，能挑百斤泥的没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起工分了”。群众在公共食堂吃不饱，很多人患了水肿病，有的甚至饿死。
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汇报钢铁、煤炭生产和市场情况，毛泽东突然讲起了食堂问题。也许当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食堂问题比钢铁问题更重要。毛泽东还说，“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说得多轻巧！
3月7日，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一方面讲了食堂存在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明确表示，“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还是肯定了的”。
1961年3月11日在广州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些食堂难乎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讲的都是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尽管这个书记的讲话与《食堂报告》没有多大差异，这时毛泽东转而赞同他的讲话，但仍然没有取消食堂的意思。
1961年4月9日，张平化和胡乔木从下面调查回来，在去长沙的专列上，毛泽东先后同二人谈话，都谈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自己原来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确实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在家里开火”，“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看来，毛泽东对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不过，他一方面坚持要搞食堂这一头，一方面又说食堂是平均主义，表现出退却时的反反复复和步步为营。
与2月11日完全不同，胡乔木这次向毛泽东汇报，彻底改变了对公共食堂的看法。他说，“看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问题。……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10].”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八十九个食堂，已经散掉五十多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看来，这次汇报对毛泽东最后下决心解散食堂起了重要作用。剩下的事情就是具体操作了。
4月14日，胡乔木写信给毛泽东，并附有4个材料，其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的反应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列举了公共食堂的种种问题以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工作有利”。毛泽东把此件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刷给湖南三级干部会议讨论。
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影响了生产发展，对于救灾也十分不利”。
4月26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把胡乔木的信和四个附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解决食堂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参考。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到此为止，历时三年造成巨大灾难的公共食堂问题即告解决。
8.给《食堂报告》平反
公共食堂解散了，给《食堂报告》平反也提上了日程。
在1961年6月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一方面认为庐山会议上反右和批判彭、黄、张、周是对的，另一方面，认为庐山会议后县以下应当继续反左。这是一种脑袋和身子分家的论调。他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几十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讲得是不正确的”。这也算是毛泽东检讨和认错！
根据胡乔木的回忆，1961年，在广州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时，曾经谈到经济所的《食堂报告》，毛泽东对胡乔木说，“看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胡乔木说，“他们受了处分”，毛泽东说，“赶快撤销”。
王任重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到这件事。他说，1961年初，毛泽东同他谈论食堂问题调查时曾说，“看来，过去过分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是不对的”，“1959年科学院经济所有一个调查组到河北丰润[11]作过调查，不赞成办农村食堂，调查组的同志还因此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当时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
《毛泽东传》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档案材料写道，“在1961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指出：”科学院有一个具体事例，就是董谦为食堂问题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主席、少奇同志指示要平反‘“[12].
1962年，经济所党总支在全所大会上宣布，撤销对董谦的处分。《经济学动态》1962年第10期发表了《关于错误批判〈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声明》，肯定了《食堂报告》，并向董谦道歉，全文如下：
原载《经济研究工作通讯》1959年第9期《公共食堂万岁》一文，最近经原编辑部和作者——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重新作了审查，认为被该文所批判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谦同志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如实反映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提出的意见也是正确的。因此，《公共食堂万岁》一文对董谦同志的报告的批判是错误的，编辑部在按语中把这个报告说成‘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也是错误的。为此，特作如上声明，并向董谦同志道歉。
原《经济研究工作通讯》编辑部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第二期工作组
1962年5月4日
到此为止，有关《食堂报告》的问题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9.有关《食堂报告》问题的记述错误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食堂报告》也因毛泽东的批判而出了名。有关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的记述不少。其中有些记述出现了错误。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看到《食堂报告》的？在1959年7月23日以前是如何看待这个报告的？至今未看到准确的记述。李锐在《公共食堂始末》一文中说，对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所写的《食堂报告》，“毛泽东很重视”，“5月2日即作了专门批示，指出，昌黎县的情况有普遍性，各地各级党委应该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应当指出，这里的记述是有错误的。前已指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共撰写了两个调查报告，第一个是王绍飞4月13日写的报告，是董谦通过高层人士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批示后刊发在《党内通信》上；第二个是5月10日写的《食堂报告》，刊发在5月23日出版的《宣教动态》上，毛泽东是从《宣教动态》上看到的。5月2日毛泽东批示的是第一个报告，不是《食堂报告》。据此推断，毛泽东看到《食堂报告》的时间应在5月23日到6月21日之间。因为毛泽东是6月21日从北京出来到各地巡视，6月29日到庐山的。
关于《食堂报告》的平反问题，王任重在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中曾经有一段记述。他说，“一九六一年春，毛主席派胡乔木、于光远等同志对农村食堂问题作过调查。中央在广州开工作会议时，问我：农村食堂办好还是不办好？我说，应当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办与不办，怎么办，都由群众讨论决定才好。毛主席说，看来，过去过分强调办农村公共食堂是不对的。他还说到，一九五九年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一个调查组到丰润县作过调查，不赞成办农村食堂，调查组的同志还因此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来只有那个调查报告是正确的”。
但是，《毛泽东传》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述与王任重的说法有很大出入。广州中央政治局会议是1961年3月5日～11日召开的。据《毛泽东传》说，3月7日，毛泽东与王任重单独谈话中又谈到食堂问题，他说，“参加食堂也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并且继续重申，“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很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得非改变不可！”这段记述是《毛泽东传》的作者从《毛泽东与王任重谈话简要记录》中抄录下来的，因而比较可靠。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毛泽东到这时还在坚持食堂制度，根本不可能提出为《食堂报告》平反的问题，平反肯定是另一次谈话中讨论的问题；另一方面，王任重的回忆文章是有差错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是看着毛泽东的眼色说话，既然毛泽东讲“食堂这个制度我们还是要坚持的”，王任重只能借坡下驴，顺着毛泽东的话，说什么“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不可能讲出“应当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可以办常年食堂，也可以办农忙食堂，办与不办，怎么办，都由群众讨论决定才好”的话；更有甚者，王任重把毛泽东讲的“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的话也放在了自己的头上。这一切并不奇怪，都是为了替自己开脱。这也反映了人性的弱点。
据《毛泽东传》的记述，毛泽东与王任重谈食堂问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1961年3月7日，一次是1961年4月3日。关于第二次谈话，《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在武昌呆了七天，四月一日，会见外国客人。三日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据《毛泽东传》的作者逄先知告诉笔者，这次谈话没有留下记录。据笔者判断，这次谈话就是王任重回忆文章中提到为《食堂报告》平反的那次。逄先知同意笔者的判断。
然而，《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87页加有一个脚注，有如下的内容：“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在同王任重谈话时曾指出，‘在一九五九年春，只有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是正确的’”。据逄先知说，这句话是从王任重的日记中抄下来的。很明显，这里记述的时间也是错误的。1964年，公共食堂问题早已解决，《食堂报告》早已平反，毛泽东不可能再同王任重谈论这一问题。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的判断是，王任重的纪念文章把4月3日的谈话与3月7日的谈话搞混了，而《毛泽东传》把1961年和1964年搞混了。逄先知经过一再查证，同意笔者的这一看法，并提出再版时加以更正。
10.几点反思和评论
从以上的记述可以看出，公共食堂是毛泽东式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个标本。其兴之也勃，其衰之也忽，恰如夏天的一阵雷电交加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狂风暴雨。如果说食堂的最初出现，是农忙时期相互帮工时的一种偶然的临时安排，其目的和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那么，毛泽东从理论上加以提炼概括，无限夸大，从地上抬高到天上，看作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同时利用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农村普遍地强制推行，以至80%～90%的人都吃了食堂。然而，公共食堂一开始就受到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抵制和反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的《食堂报告》，不过是如实反映了公共食堂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意见。但是，它却不符合毛泽东的胃口，于是龙颜大怒，出现了庐山会议上惊恐的一幕和庐山会议后长达两年的纠葛，以至加剧了危机和饥荒的为害。这里有很多重要问题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10－1关于公共食堂的所谓共产主义性质问题
大家知道，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的。那么，什么是共产主义？毛泽东怎么看待共产主义？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非常清楚：“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吃饱穿暖是最大的问题。从主观上来看，毛泽东大办公共食堂，也许是要使农民吃饱穿暖，过上所谓共产主义生活。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是普遍的饥饿，大规模的死亡。正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的题记引用F. Hoelderlin的话说，“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13].
那么，这种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读过《礼记o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怎么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又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构造过改造社会的“新村”蓝图。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有两个：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和误读，而且有些还是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搬过来的；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曲解和模仿，因而继承和发展了几千年来小农经济意识和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尤其到了晚年，更对中国传统中的负面遗产情有独钟，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对此，李锐和经君健等都引用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示做了深刻的分析。
毛泽东的批示是1958年12月7日写的，时值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正处在人民公社化和食堂化的高潮之中，而且批示也直接联系到当时的时局。他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的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民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毛泽东认为，从五斗米教到太平天国，所有的农民革命“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至天王洪秀全”。“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的批示是印发全会各同志的，12月10日，毛泽东在铅印稿上删去了与人民公社相联系的话语，另写了一篇。但这正好暴露了毛泽东的心迹，说明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那就是：张鲁的“义舍”＝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完全是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经君健指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农民，不寡而患不均，均贫富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最大愿望，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正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农民的愿望。不过，张鲁‘义舍’中的免费餐是给行路人准备的，好像没有命令村子里的所有农民全去吃白食；毛泽东的公共食堂超过张鲁者多矣”。正如李锐所说，“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1960年代中，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曾经严厉批判过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甚至还不如“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10－2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问题
吃饭问题从来属于私人活动领域，在什么地方吃，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由个人自由选择和独立决策。在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农忙时期的食堂是个别的和偶然的；即使这种个别情况，也是个人自愿决策的结果。就是在工厂和机关开办的公共食堂中，也有人回家吃饭，或者从家里带饭，或者到别的地方吃饭。然而，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概念中，是不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也没有什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一切都可以集中起来公共决策。公共食堂就是这种集权和统制思维的产物。
毛泽东热衷于公共食堂，既是其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决定的，也和其实现的手段与统治的方式有关。目标问题前面已经做过一些讨论，这里再考察一下实现的方式和手段。
为了实现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首先要消灭私有制，剥夺所有个人的财产，剥夺地主土地，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进一步将其国有化，搞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在农业中建立无限的公有产权。这样，共产党就基本上控制了全部社会经济资源和个人的生活来源。然而，在个人生活资料的分配中，还不得不采取商品货币形式，在吃饭穿衣等生活消费上，还不得不让个人去解决。对此，毛泽东并不认可和赞同，他不仅要控制生产资料和个人生活来源，而且要直接控制个人的私人生活。因此，在财产的公有化实现以后，就向个人生活开刀，把个人生活的私人决策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此，毛泽东一方面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都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并通过推行供给制和刮“共产风”，企图尽快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从控制生产到控制分配；另一方面大办公共食堂，企图卡住每一个人的脖子，与此同时，在所谓提倡艰苦朴素，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反对奇装异服的强大压力下，也使老百姓几乎穿一色的服装。这样，就从控制分配进而控制个人消费。由此可见，共产党的统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专制统治，在这种统治下，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兵营，农民只是农奴[14]，无自由和权利可言。
顾准曾经深刻地揭示了这种以革命理想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的哲学根源。他说，“撷取了Hegel合理内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Hegel和培根的神妙的结合，这一结合的后果是异常巨大的。从政治上来说，它赋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从哲学上来说，唯理主义和唯物论结合在一起了，称做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绝对真理的某种重要成份），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坚持真就是善，才能一往无前地、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并明确表示，“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的，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奋斗到底！”
10－3关于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治理模式
庐山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毛泽东的处事风格。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还保留着皇权专制的基本特征，那么，庐山会议就是最好的证明。皇帝在朝堂上打了大臣的屁股，其他人只能三呼万岁，无人敢于表示异议，不过，也许有人会站出来为他求情，请皇上开恩。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把包括政治局常委、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在内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打成反党集团，罢官批判，侮辱人格，其他人都表示拥护，没有人敢于表示不同意见，不仅没有人为其求情，反而都争先恐后地发言，或表态效忠，或划清界限，或揭发批判，且上纲上线一个高过一个。其情其景，比之专制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说，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这场灾难，由于想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点，但是没有经验，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破坏和损失虽然很大，但情有可原，可以理解。这不仅从当时所有中央领导都自觉自愿地支持大跃进、全国上下踊跃响应可以证明，也从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共产风”问题加以纠正可以得到解释。那么，到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提出批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食堂报告》也成为山上山下、会内会外，配合彭德怀向党进攻的一个方面，必置死地而后安。除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地位和面子以外，别无其他解释。现在，很多材料仍以好心办坏事论之，够吗？至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云云，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极具辩护和说教的性质。难道毛泽东的权位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所谓团结大于民族的命运。
在庐山会议上以及会前和会后，毛泽东的言行，包括关于公共食堂的言论和做法，都充分表明，他是人而不是神，是有七情六欲之人，人性中的优点和缺陷，他都具备，只是由于我们身处造神的环境和大搞造神运动，他才成了神。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多次挫折，他比较谨慎，比较理智，对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相对正确，共产党高层还能相互制衡，协商共事，因而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地位和情况完全改变，他就骄傲起来，唯我独尊，个人崇拜，共产党内部和高层也都唯毛泽东之命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是他首先头脑发热，不懂装懂，其他人也都跟着盲动，结果捅了个大漏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毛泽东不仅不是从善如流，予以接受和采纳，反而心生怀疑，复仇之心顿起，把彭德怀等打翻在地，表现出一般人的那种“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一面坚持庐山反右正确，一方面纠正“左”倾错误，一方面反对共产风，一方面坚持公共食堂，仍然表现了一个常人对待自己错误的错误态度。可见，毛泽东不仅是人，而且是权力欲和报复心很重的人。难道不应当将其请下神坛，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吗？
10－4关于围绕着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的调查研究及其他
本来，公共食堂问题并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主要问题，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看成是“最重要”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它是共产党极端集权的集中表现。它表明，当时共产党不仅要实行全面的无限制的公有制，控制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要实行生活集体化，强行进入私人领域，控制个人的生活决策。这就违背了人性，也违背了常识。由于走到了极端，会物极必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极力坚持，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结果搞得假话盛行，天怒人怨，一朝松动，土崩瓦解。其实，毛泽东不是不了解情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固然重要，《食堂报告》就是最好的调查，为什么不予采信，反而要大加讨伐？贵州和河南的食堂报告是最恶劣的伪调查，为什么要大加赞赏和极力仿行？为什么决定大办食堂时雷厉风行，不去调查？而解散食堂时却藕断丝连，要搞那么多调查？对于决策者来说，关键不在调查，而在对调查结果的态度，特别是调查结论与自己的看法和意图不合甚至相左的报告[15].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全党，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下台的台阶；与其说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不如说是当权者文过饰非和推卸罪责的一种策略。因为，经过庐山会议，毛泽东的确做到了定于一尊和一言九鼎。
经济所昌黎工作组的《食堂报告》，大不了是几个学者的一种意见，居然成为政治斗争旋涡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这并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种悲哀，一种无奈。它充分说明，在集权政治下，学术研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小的棋子，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从毛泽东到《人民日报》，从中国科学院到经济研究所，居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口诛笔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证明自己完全错了，仅仅就事论事地撤销处分就算了事，事情有这样简单吗？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
围绕着《食堂报告》，经济所的学者也作了充分的表演，从认真调查，如实报告，到严厉批判，彻底否定，最后又回到原点；经济所党的核心小组也反复无常，从开始时的集体讨论支持，到批判时的隐瞒不知，再到平反后的到处表功；调查组也自食其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相互揭发批判，学者的自信、尊严、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荡然无存。从《食堂报告》的命运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的包袱太重了。不彻底放下这样的包袱，我们能够迅速前进吗？
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错了怎么办。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和无知，不认错，不反思，不悔改，不救赎，那么，它还会有多少希望呢？如果不承认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产权吗？如果不承认反右派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人权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反思，事物有其必然性，历史也有其连续性。如果庐山会议不是反右，而是继续反“左”；如果庐山会议后，再次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的错误时，承认批判彭黄张周错了，批判《食堂报告》错了，早一点解散公共食堂，三年灾荒和经济危机能那么严重吗？饿死人能有那么多吗？能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吗？三年灾荒和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至少可以大大减轻；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过是庐山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演。直到现在，执政党仍然不能直面这些事情，类似的错误就会一再重演。
（相关简介：张曙光，经济学者。本文系作者所著《学问风雨60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史》（上卷：事件变迁）中的一章。限于篇幅，仅保留文章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据薄一波和李锐讲，吃饭不要钱的发明权是柯庆施，参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上的回顾》（下）第5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李锐说，“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夏衍回忆说，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亲耳听到柯对毛说，‘明年上海可以试行吃饭不要钱了’。毛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见《公共食堂始末》，载《李锐诗文自选集》第15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2]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当时他在北大读书，他们只参加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3]因董谦已经去世，其他人提供的几个人，经过调查均否认此事，故通过什么人转呈毛泽东，现在无法落实。
[4]附件即为王绍飞的调查报告。
[5]刘为刘少奇，邓为邓小平，谭为谭震林，尚昆即杨尚昆，周为周恩来，陈为陈云，林为林彪，朱为朱德。
[6]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河北昌黎县工作组：《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载《宣教动态》，1959年第36期。
[7]据杨继绳记载，河南信阳“1959年9月份就出现缺粮现象。……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见《墓碑》第16～17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据顾准商城日记记载，1959年11月4日，“刘引芝的父亲死了，肿病”。11月30日，“杨学冠家母弟同时死了。杨怀远母亲死了。夏伯卿家死了人。张保修家死了人”。12月17日，“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一起由综合队埋了，一起由何福祥、徐云周、老邓三人负责埋了。死者‘罗店’人”。“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审，据说20日要宣判。二起人相食，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顾准日记》140页、156页、177页、18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8]按中共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共产党内进行，经济所则扩大到了党外。
[9]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60.1～1961.12）第九册，第3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10]《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公共食堂的规定中最后一句是，“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
[11]应当是昌黎县。
[12]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87页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笔者就此问及逄先知先生，他说，他与董谦很熟，董谦曾向他谈起1959年受批判一事，请他在今后写历史时能够将此事如实交待清楚。这就是这个注释的来历。
[13]转引自《夏道平文集》，第82页，长春人民出版社，2012年；这句话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为“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为天堂——荷尔德林”，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译本）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4]据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1980年代初期，董辅在接待外宾时曾说，人民公社是农奴制。翻译听后感到惊讶，问他译不译？他说，就照我说的译。
[15]经君健将领导者的态度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认真研究，取其精华，修正或推翻原来的想法；第二种是不予置评，束之高阁了事；第三种是大加挞伐，批判调研内容，乃至罪及调研者。此论精辟。见《经君健选集》第558～5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8、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3、1996年。
《毛泽东文选》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经君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写作经过，载《纵横》，2005年第5期。
经君健：代价沉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试验，载《经君健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李锐：公共食堂始末，载《李锐诗文自选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人民日报》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1959年9月22日。
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胡乔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学科知名人士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座谈会的指示》，1978年2月14日。
王任重：实事求是的典范——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中国青年》，197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