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独立中文笔会2007年第五届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2007年10月2日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把2007年度自由写作奖授予廖亦武先生，既向廖亦武个人致敬，也为华人社会和汉语世界提供一份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档案。

廖亦武先生有音乐和诗歌的天赋，这样的异类在大陆中国生活，注定烙有这片土地强加的种种荒诞的印记。他的成长之路充满戏剧性，有悲剧，也有喜剧。他早年遭遇文革，沦为流浪儿，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也曾开着大卡车奔波于崎岖的川藏路，但青春年少的诗情本能地趋于理想主义，并跟当时的主流话语保持协同。他曾在四川的《星星》诗刊当业余编辑，也写过极受官方欢迎的诗歌，还得过20多个所谓的文学奖，80年代的名嘴瞿弦和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过廖亦武的诗。和现在许多内外通吃的艺术家、作家相似，在当时，他的那些场面上的作品跟其他主流文艺一道，营造了后极权社会的所谓自由幻象。

但诗人很快受到另外一种流行话语的影响，80年代的文化热给中国人带来大量的西方文艺，诗人孤独的天性很快在现代派那里找到了知音，他跟先锋、实验艺术一拍即合。正是在现代派艺术的中国创造里，一个诗人的本我才从空洞的概念迷团里解放出来，并反身置疑这些概念的正当性，勇于审判它们的绩效；也只有在这样的反身省思中，诗人才与活生生的苦难建立起血肉关系，那是野蛮制度下的一个个鲜活个体的遭遇。当 1989年的六四事件发生时，诗人虽远在祖国西南，血肉的伤亡创痛却如同亲证。他说：\”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是狗崽子。狗崽子不如人子聪明，人子知道适时地沉默，而狗崽子凭着本能发出叫声。\”于是，在血案发生的同时，他写下了长诗《屠杀》，并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一道，录制配乐诗歌朗诵磁带。随后，他组织四川、重庆等地的诗人和朋友们，创作、主演、拍摄了诗歌电视艺术片《安魂》。这一行为作为90年代的涉外反革命大案被侦破，戴迈河被驱逐出境，几十人入狱。检察官丁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在秘密法庭上宣告：\”九十年代始于对《屠杀》《安魂》一案的起诉。\”廖亦武被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谈论诗人随后的经历需要长长的篇幅，在六四后次法西斯的中国，诗人之心不可避免地被踢进监狱，与一些死囚共渡铁窗生涯。他在苦水、碱水、泪水、血水中浸过、煮过，在呵斥、背铐、电棍中抗过、狂过，甚至在绝望中两次自杀，一次以头撞墙，一次纵身跳楼。但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了诗人。他的身心经过了地狱、炼狱之惨烈，活了下来，仍是不幸中的大幸；在狱中，他不仅写下了撼人心魄的《古拉格情歌》，而且向一位老囚犯学会了吹箫。箫声使他挣脱了勒进肉体的背铐，让写给死刑犯的诗句长出音乐的翅膀。更幸运的是，他获得了看待中国生活的\”第三只眼睛\”，他的艺术生涯如凤凰涅槃般地获得了新生。

80年代的主流或反主流的歌唱，在中国生活面前都是虚幻的。中国生活需要一种更有效的语言来表达。一个社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更可悲的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诗人因此反身以诚，把诗歌之笔转向叙述之笔，不无笨拙却尽可能忠实地叙述他遇到的人和事。先从自身开始，将自己从诗人到犯人的改造经历作为一份历史证词留下来；然后写出了影响广泛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最近几年，则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冤案录》。

在诗人生活、写作的同时，受惠于内部功利政策和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策略，即中共统治集团主导的资源资本化过程，以污染环境和人心、收买精英阶层、压榨社会底层为代价，用所谓杀鸡取卵办法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一波接续一波，至今不绝。中国成为资本原始积累和现代积累完成得最快最戏剧性的国家。当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嘎然终结，困扰世界、分裂人类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不共戴天的对峙，被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取代。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和资金流通的最大障碍陡然消失，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劳务输出如血液循环畅通无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类财富在十几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巨大的变迁里，中国的统治集团及其接漏油的社会精英们，受益良多，是实实在在的暴富一族。即使以穷酸势利见长的文人，也顺守默从中国的繁荣，并从中多少分享到一份红利。

廖亦武没有加入这一时代的富贵事业。他自承，只吃自己的一份口粮。这个完全把自己等同于底层劳动者的诗人，不曾迈步跨入繁荣的中国殿堂，而是浪迹于中国西南，跟政治犯、江湖艺人、小商贩、打工妹、老右派、民间传道人、土改幸存者等等\”失败者\”混在一起。他近乎偏执地记录他看到的人和事，如同司马迁为平凡普通的同胞作传，廖亦武记录了一个同样活着的中国。严打幸存者左长钟历尽折磨、还在日复一日地上访、申冤；三轮胡小松为自己花 300元买的三轮车被没收而上告；政治犯刘德在川北某新华书店的仓库里扛着沉重的麻袋；十几岁的武文建因六四入狱，出来后已经三十立过……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并持续存在。更为关键的在于，对这些底层平民的生活，尽管今天的中国媒体已经报道了足够多的故事，但绝少如廖亦武那样抵达事物的本质。尽管不少见光的中国作家倡导并力行\”新写实主义\”，但他们绝少如廖亦武那样忠实于生活本身的想象力。因此，廖亦武的见证写作是潜隐着的，少为人知的，即使在海外华人媒体上，他的写作也淹没于海量的汉语信息中。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授予廖亦武先生自由写作奖，意在表彰廖亦武先生个人写作的示范性努力，并提请华人社会和外人关注中国诗人的状态和当代汉语的繁难。尽管廖亦武先生和他的写作远非完美，但在当代中国的写作者队伍里，却少有他那样回向平常、回归底层，触及中国繁荣的另一面和中国生活的本质。他不停地奔走于乡村山野和北京的上访村，一路伴着时而愤怒、时而凄厉、时而低沉、时而粗狂的萧声。当他如滚刀肉般在土房中吃着糙粮陋食，当他合衣睡在没有被褥的土炕上，当他与蹲在身后、等待吃掉他的粪便的野狗相视一笑，那个光鲜外表下的褴褛中国，似乎已经完全属于他一个人了。

的确，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繁荣的大背景里，无论海内外华人如何势利圆滑，如何为自己获得多少历史红利和发展红包而庆幸，但仍然有廖亦武这样的中国写作者，将自我的命运与利益受损的绝大多数失败者的命运等同起来，从\”解放\”以来的一系列共产盛世神话中，追寻、挖掘、呈现出另一部被中国人篡改和遗忘的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爱祖国，却被视为祖国的叛徒；他们爱党和人民，却被视为党和人民的仇敌；他们竭力拥抱时代，却被时代强奸、消灭；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却最终像一个个污点，被官方或所谓民间的历史轻易抹掉。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意识形态对峙终结后的国际社会已经有了明晰可辨的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尽管文明世界的保障有赖于关注那些生活在文明之外的中外仁人志士，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的仁人志士仍然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尽管与无数次出国观光的贪官污吏和中国成功人士相比，与那些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坛同辈相比，廖亦武自嘲为\”落伍者\”，早已自我放逐到喧嚣的边缘。不，准确地说，那不是自我放逐，而是野蛮制度和冷漠社会的挤压，走出有形小监狱的廖亦武仍然被困在无形大监狱之中，他日常生活仍然受到专政机关的监视、限制和侵犯，他的出国权利至今仍被剥夺，但他的生命依然充满活力，他是全身心地戴着镣铐的顽强舞者，他努力地忠实于自己的诗人之心，忠实于他颠簸底层亲历的原生态。所以，他的生存和写作比势利者们更契合于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廖亦武的写作强化了汉语世界的耻辱，又庶几洗刷着汉语世界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