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中国农历的六月十九，据老人们说，这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得道日，一个大日子。可接踵而至的却是1959到1962年的可怕饥荒，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已去世的父亲曾回忆说，我1岁多就浑身浮肿，小鸡鸡透亮，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多亏成都牛市口一个老中医，才起死回生，捡了一条小命。父亲还说，老中医的办法是先消肿，后补充营养。于是在几个月内的每天早晚，我被架在一口熬着各类草药的沸腾的铁锅上熏蒸，将体内的黄水一滴滴逼出来。
就这样，饥饿成为我的第一个老师，追随我渡过整个童年，这虽然极大地影响我的发育，令我反应迟钝，5岁左右还举步维艰，却磨砺了我的胃口，并最终确定了我的写作路数。乃至多年以后，类似刻痕在我的狱中回忆录《证词》里还俯首皆是：哪怕天垮了也得填饱肚子。我害不起病，在这个猪圈国家里必须要有一副什么都能消化的铁胃。见证人的胃，有时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牙齿、血、骨头去舐舔和咀嚼周围的人味，过时记忆发酵的溲味。
我刚上小学时爆发了文革，父亲因讲授中学课文《松树的风格》有名，而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家庭解体，满腔悲愤的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川北小城盐亭擅自迁往成都，寄居曾是旧官僚太太的二姨妈家。再接着是无数次搬家，无数次盘查，记得9岁那年，母亲还在深夜被当作逃亡地主带往当地派出所关押审讯。自此，\”黑人黑户\”这个中国特有的名词烙入我的心灵，成为我的第二个老师。乃至多年以后，我还在这个\”老师\”的严厉管教之下。为了洗刷与生俱来的耻辱，也为了清理各种阶段各种情绪纠结在一块的\”师生关系\”，我自甘沉沦于更深的耻辱，触摸了更多更广的\”黑人黑户\”，知识界将他们或我们定义为\”沉默的大多数\”。
我写出了《中国底层访谈录》，毁誉参半，也因此触痛了中国官方和一些非官方的新闻界正派业内人士的神经。他们想不到考量一下作者黑人黑户的特别背景，尽管我已在《底层问答》一文里招供：《底层》是私下的，伤痕累累的，却又是自嘲自虐的。从某种意义上，《底层》是一本\”无耻之书\”，在血腥和无尽的苦难及羞辱之下，我们仗着无耻才活下来。才有了蟑螂一般健康而忙碌的日常生活。所以，无耻才是解读《底层》最恰当的钥匙……它只会让我们蒙羞，让我们的后代为我们蒙羞。
我的第三个老师是居无定所。由于文革的冲击，家庭成员天各一方，我曾在成都和盐亭之间持续流浪。爬车、混饭、当童工、伪造出行证明及公章、在山道上长途奔走、寄居于极端贫困的农村亲戚的茅屋，还好没有沦为乞丐和小偷。因光阴虚渡，知识基础差，我在文革结束后的四次高考中，均落榜。第五次得到官方作协推荐，免试入武汉大学作家班，却因早年养成的游荡恶习，屡屡违规，竟遭开除–这不间断的\”超常教育\”的刺激，造就了我野狗般的诗人天性，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岁月中，我跑遍大江南北，像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前辈那样，写诗、朗诵、打架、办民刊、也乱交女人。这种种混淆的印戳辟哩啪啦盖在后来的文字和生活里。乃至我在长诗《死城》里狂叫：我是一座空城沉陷于另一座空城。世界宽敞。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跟着我在1989年的屠杀之夜同步创作了《屠杀》，由于在诗歌里再次狂叫：汉人没有家了！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以此反抗第三个老师强加给我的灵肉的绝对\”居无定所\”，第四个老师–监狱–就适时亮出它的铁血面目。我的被捕现场叫\”牛角沱\”，国家在牛角两端事先埋伏了一二十名勇猛如公牛的警察，整个过程可以拍成一部围歼超级杀人犯的短片。如此隆重的招生工作实在出乎我的意外。跟着是搜身，还没回过神呢，我这个满怀文学野心的坏学生就叫按翻在收审所的楼道，剐光衣裤。读者以为会兑现一顿私塾内常见的惩戒板子吧？不，是筷子掏屁眼，侦查那深处是否隐瞒异物。
紧接着的叙述是一本叫《证词》的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为了持续感恩我的第四个老师将我从诗人压缩成证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我都会牢记自己的\”新生\”。爱国爱得牙齿打颤的诗人艾青曾当众抒情道：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当我蜷缩在收审所的大马桶下捉拿虱子；当我在看守所被反铐23天，两次自杀未遂，还遭到大伙的嘲笑；当我在劳改监狱面对被活埋在历史断层下的几代反革命分子；当我反剪双手，以诗歌的罪名被秘密审判，连辩护程序也形同虚设……我的确\”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不，我简直变成自虐或他虐狂，对这土地爱得晕头转向。我在狱中诗集《犯人的祖国》里写道：祖国啊，你这嫁不出去的东西／我要把你送入班房／让你也尝尝反铐的滋味／祖国啊,当你的脸肿得／什么也不是的时候／你愿意让人民／以嫖客的方式爱你么?
游笔至此我突然感觉惭愧，我差一点如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描述一个坐牢多年的西藏僧人所说，最大的危险就是仇恨，就是对你的敌人失去了慈悲心。那么好吧，让我调整情绪，正面说一下第四个老师对我的教育。在监狱里我胡乱读了一些书，包括《东周列国志》《一九八四》《玫瑰之名》和《周易》。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讲述了一个古代哲学家的故事，当典狱官亲临囚笼宣布，他已被判处死刑，将于50天后执行时，他心里就开始盘算怎样有效利用有限的生命。结果他用48天写出了不朽名著《哲学的慰藉》–这一段我反复咀嚼了两三天，其时为1992年冬，我刚从位于重庆市郊的四川省第二监狱转押到位于大竹县郊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正准备动手写作5卷本作品《活下去》。在内心持久的震荡中，我将这个故事和在地窖里演算《周易》的周文王的故事作了比较，最终才选择这样的开头：现在他体内的牢狱坍塌了，高墙已不是障碍，自由就是他自己；现在他能够随意抵达脚力不能抵达的任何地方，时空的某个循环点上，他与过去重合；现在他正驻脚河南羑里，观察周文王在华夏第一座国家级监狱里推演伏羲八卦……
感恩监狱，让我领悟了自由的真正含义，并写出《活下去》之《汉人》《黑道》之初稿；感恩监狱，让我学会吹奏洞箫，并尝试召唤亘古之魂，对困境中的自己进行\”哲学的慰藉\”；感恩监狱，让我与那么多的死刑犯、反革命、人贩子、农民皇帝、江洋大盗、江湖骗子朝夕相处，正如右派诗人流沙河所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福分，我的青春期写作方向被彻底转折。
我的最后一位老师仍是监狱，虽然我已出狱多年，但还被困在无形的大监狱中。我做梦都在逃跑，醒来时腿肚子抽筋；我做梦都在大叫\”不要做中国人\”，可不得不睡在中国的这张床上；我热衷于替别人出谋划策，设计越境方案，自己却习惯坐在这儿，过\”思想犯罪\”的瘾。由于想法野、脚野、不得不与警察打交道等因素，我已离婚两次，九次申请出国护照被拒绝。祖国果真这样爱我，担心我这类野狗一去不回？还是当年逮过我的专案组成员摇身变成出入境管理科长，对昔日囚徒一往情深？不太懂。我只有写，除了写还是写。因为写之外的活法空虚、无聊、漂浮、失忆，近乎慢性自杀；而写，却是苦难，没完没了的灾难和苦难。
一晃又好几年，《冤案录》一本接一本，完成或正在完成。我一再对自己说，没用的！不要干了！谁不想过健康、美好的正常日子？谁不想有个家？连他妈的野狗都想有个窝。可这是命，是来自上天的无形的将自己往前推的力量，挣不脱的。
而眼下，当我准备接受这份来自非官方的文学殊荣时，伴随我成长的朋友和敌人都如冬日的阳光，笼罩在我的肩头。第一位老师饥饿，感激您，尽管我如今不缺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乱世的担忧已根深蒂固，自由的饥焰远比生理的饥焰燃得旺盛；第二位老师黑人黑户，感激您，因为我已做了20余年人户分离的黑人黑户，在自己家里被盘查《暂住证》多次。这种无可奈何的屈辱感一再转化成写作的养料，让我从地位和情感上把自己等同于底层民众；第三位老师居无定所，感激您，一转眼，又几年没在固定的房顶下好好呆了，衣裤个把月没换，特别是袜子，脱鞋就有味，这把岁数还和年轻的流浪汉混，没指望了。但这也是生活，比我翻山越岭去追访的老地主强多了，他们一辈子没走出山窝窝，不照样任人宰割、猪狗不如吗？第四个老师监狱，感激您，经过大半生的改造，我已遵照改造机关的要求，脱胎换骨，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了。为了报答您，十几年间，我以异于常人的充沛精力，接触、采访了三百余遭体制戕害的失败者，记录、写作了几百万字，并因此获得2007年的自由写作奖。
我不禁泪流满面。我觉得满足极了。
2007年10月某日，星期日，于中国西南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