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和杨奎松都是我很看重的国内学者。最近从网上读到“周濂对话杨奎松：革命的前奏”（原载《东方历史评论》第四辑），很受教益，很有共鸣，不过也有几个观点是我不能赞成的，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中共自我纠错能力的问题。
在对话里，周濂问：“在过去9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很多次的危局，都安然度过了，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是超强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史的专家您认同这个判断吗？”
杨奎松回答：“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是事实。文革走得那么极端，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很快就扭过来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一次。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及其继承者有很强的务实功利的精神，通常不会像教条主义者那样一条路走到黑。一旦发现走不通，不管这条路原来是谁指定的，说调头就调头。”
我以为，中共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并非事实。
例如文革浩劫，持续十年之久，只是因为毛的去世才划上句号。一个错误可以犯那么大、那么长，怎么还能说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呢？
还有三年大饥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在这里，森氏恰好是说明，民主制度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专制制度缺少自我纠错能力，而中共正是后者的典型。
据我所知，关于中共有自我纠错能力，或曰中共犯错误中共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这种说法，最早出自于“左王”邓力群。
邓力群在其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里写到：1979年，“在起草、讨论和修改国庆三十周年讲话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6年开始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为此，起草的同志总感到理亏，调子提不起来。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我根据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提出一个意见。我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是，再严重的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的。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大跃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这个意见一说，大家觉得有劲了，不是被动的了。”
我在1987年3月写的《自由，对中国前途的展望》一文里，曾专门对邓力群的这种说法进行过分析和批评。
我写到：“有种说法值得分析，有人说，党虽然犯过错误，但正是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因此不能以党犯过错误为理由去怀疑党的领导。这种说法大概首创于那位理论权威（指邓力群），此后立即被大加引用。在许多领导者看来，这种说法乃是继续坚持无限权力的最好的（也许还是唯一的）论据。殊不知这种说法完全是弄巧成拙。不错，领导者自己能够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这是好事，它表明领导者的明智；但是，若果只有领导者自己才能够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那就是坏事，因为那意味着广大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毫无力量的可悲境地。问题在于，当我们说党，确切地说，党的领导集团（因为一般党员，不论他们有成千上万，决没有力量纠正党的错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时，那并不意味着总是党的领导集团，而不是别的任何人，最先发现了所犯的错误，假如是那样，那还有话可说。但事实上，当着党的领导集团犯错误，包括犯那些严重错误之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一般党员）早就发现了错误，他们的认识比某些自以为是的领导者要高明得多。他们做了很多完全正确的努力以试图改变党的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可是，他们不可能成功，非但不能成功，他们有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这就是说，所谓党的领导集团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决不是因为他们最英明最正确，而是因为，也仅仅是因为这少数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不管他们犯下的错误有多明显多严重，几亿中国人，除了默不作声的承受忍耐和牺牲外，别无任何选择（想一想‘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这是何等可怕的局面，继续维持这种局面不思改变，对民族对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邓力群发明了“党犯过错误，但是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这种说法，“他自以为是为维护党的绝对权威做出了最高明的辩护，实际上他们是从反面承认了在旧体制下全国广大人民受人摆布的依赖地位，从而揭示出原有社会政治结构的某种明显的极权主义性质，进一步使人们痛感实行政治改革限制最高权力的迫切必要。很可能，他们这种说法，将作为对极权主义的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定义而被收进二十世纪的政治学词典，并不断地给后人以深刻的启发与微妙的联想。”
让我多少有些惊讶的是，由“左王”邓力群发明的这种说法，在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居然还大有市场，甚至被一些可尊敬的学者，而且是被划为右派的学者所接受。
其实，即便在共产党中，中共的自我纠错能力也远远算不上最强的。无论是反个人迷信，平反大清洗时期的冤假错案，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东欧的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走在中共前头。要说纠错，中共还有大量的错误没有纠正。六四过去二十五年了，其错误（暂且叫错误）纠正了吗？土改过去六十年了，错误至今也还没有纠正。不错，地主富农在1979年摘了帽，但摘帽只好比刑满释放，当局并没有认错道歉，更没有退还和赔偿，甚至连刑满释放都比不上——本来戴帽子的时候说好是三年，结果一戴就是三十年，成了终身制，乃至成了世袭制。这怎么谈得上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呢？
不过，依我的推想，在杨奎松和周濂那里，所谓中共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一说，大概还有别的意涵。
是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也有纠错能力，可是他们纠到后头，把自己的执政地位——准确地说是专政地位——都给纠掉了，把党都给纠垮了；或者改旗易帜，另起炉灶。中共则不然。中共犯过更多的错误，几次面临更大的危局，但是中共都能挺过来，在大力纠错的同时仍然保住了自己的专政地位，甚至变得更强大；不只是党变得更强大，而且国家也变得更强大。当今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很快就是世界第一了。两相对比，中共的自我纠错能力不是比苏联东欧共产党强多了吗？所以说中共的自我纠错能力超强。
这就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小说《1984》里权力精英奥布来恩讲过的一段话。奥布来恩说：“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做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
一般来说，僵化和软化是互相关联的：僵则硬，不僵则软。对共产专制而言，僵化的结果是垮台；不僵化就会软化，其结果也是垮台。
这中间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共产党领导人后来不得不意识到，他们的那套理念，他们建立的那套制度是很糟糕的，不改革死路一条，所以他们才进行改革。既然那套理念是错误的，那为什么不该放弃呢？而既然放弃了原来那套理念，凭什么还不改名字，不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正常的政党和别人和平竞争，还要挂羊头卖狗肉继续霸占权力呢？
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有一章，题目就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到：“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问题就在这里，由于共产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错，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这就很可能导致其执政地位的丧失，起码也会导致其专政地位的丧失；要么强词夺理，死不认错，甚至变本加厉；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错误做出某种纠正，那就必须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施展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才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最容易取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错，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但是，且不说这样一种发展本身造成了多少严重的问题，单单是它立足于其上的基础，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公然践踏与肆意蔑视。对此，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