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向中国人显示，既然港人能做到，中国内地也应该能做到。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就在眼前，不是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然而专制集团不会允许民主的示范作用危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
最近两年，我在藏区接触过一些汉藏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既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再声明坚持中间道路方针，放弃独立诉求，只寻求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之下的民族自治，而境内藏人盼望达赖喇嘛回归，甚至到了有一百三十多人自焚的地步，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仅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而且摆出那么傲慢恶劣的态度来诬陷污蔑达赖喇嘛，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一副再也不回头的派头，这到底是为什么？
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即白皮书，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国两制”可能长久吗？
九七香港回归，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很鼓舞国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承诺”马照跑，舞照跳”，尽量消减港人对共产党统治的疑虑，而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在中英联合声明基础上的香港基本法。
我和很多期盼中国早日走向民主的朋友，对香港的回归抱着期待，期待香港对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提供一种示范。香港的法治，文官制度，分权体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开放社会，都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先进社会所最亟需,也是最缺乏的。凡有理智的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香港人生活得比内地人好，不仅是富裕，更有精神上的充足，社会更公正，更有正义，而这和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自由和民主是分不开的。香港回归后，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存在，让很多似是而非的反对和拒绝中国民主化的理由不攻自破。香港向中国人显示，既然港人能做到，中国内地也应该能做到。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就在眼前，不是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香港的前途不看好，不少港人根据以往生活经验，不敢相信共产党，更不愿重新落入共产党统治之下，在九七回归前去了加拿大。更有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对”一国两制”抱怀疑态度。他们担心香港变坏的理由也正是我们曾经期待内地会变好的理由：两制下的民主制度会对原来旧制度下的人发生示范作用。他们担心的是，专制集团不会允许民主的示范作用危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
从共产党革命纲领的角度看，容忍”一国两制”是幅度很大的变化。”两制”差别之大，”除了军事和外交”，就是两个国家的差别。这说明，邓小平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是非常灵活、讲究实用的策略家。但是，这一代人一旦有实力了，发作起来也可以是没有底线的人，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乎道德和原则。
对香港回归后的制度安排，邓小平一方面可以灵活到”马照跑，舞照跳”，一方面却坚决训斥把这种制度安排和联邦制或邦联制联系起来的说法，他宁可另起炉灶发明一个新说法，即”一国两制”。其中的心态和算计很明白：联邦制或邦联制，或任何别的说法，都是国际上已有的概念，和这些概念相连的有一套现有规则，选用已有的概念，就意味着以后得按已有的规则办，必受制于人。而”一国两制”是他自己发明的，想把话说得漂亮就可以说得漂亮到极点，可日后照什么规则办，也可以随他解释。
于是，回归十七年后的第一个香港白皮书出来解释了，精彩的说法是”两制”必须受制于”一国”，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那等于是说，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好，那也是我给你的，我不高兴了就可以收回不给。西方政治学者的担忧终于成为了现实：一个专制政权不会允许其内部有一部分长期实行民主体制，因为民主体制会产生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长期作用下，会损耗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拒绝达赖喇嘛回归的真正原因
看清了香港的遭遇，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顽固地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绝不愿意让达赖喇嘛回归了。因为达赖喇嘛回归，前提是藏民族实行真正的自治，而达赖喇嘛将给自治的西藏带来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的示范作用，是中国的政治大佬们真正害怕的。
所以，中国的领导人这些年一方面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让国人了解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半个世纪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死死咬住，说达赖喇嘛回归就要恢复旧西藏的农奴制。其实他们并非不知道，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体制远比中国内地更开明，更先进。
1959年3月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2月第一次举行大法会就指出：西藏要不同于以往地成为一个民主政府。 1961年10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了宪法草案讨论稿；1963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公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1965年西藏人民议会通过决议，收回旧西藏时期原有的所有封爵，也就是废除了西藏传统的贵族和庄园制度，并制定了议会工作章程；1966年5月设立了独立的议会机构，从此开始了民主政府的运作。人民议会于1974年12月公布了议会选举章程。在选举章程和规则方面，流亡藏人经历了很多磨练，内部曾经发生争执，但是最终在达赖喇嘛引导和干预下达成共识。
1990年，西藏流亡政府召开特别扩大会议，达赖喇嘛指示，流亡政府将来的方向是”以民主程序由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1991年6月，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以后用了10年时间完善流亡政府的结构和换届产生方式。2001年首席噶伦改选，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人民直选产生了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10年后，2011年，首席噶伦换届改选，选出了一位在流亡中出生成长，在大吉岭的流亡藏人学校开蒙，在哈佛大学深造的法学博士洛桑森格先生担任流亡政府首脑。
就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并作出持续努力将西藏政治世俗化，走向政教分离。同时，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一再重申中间道路，并且通过流亡藏人代表大会等程序获得多数藏人的支持。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一再公开表示，只要藏民族真正得到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自治，达赖喇嘛就将作为一个佛教僧侣回归西藏，流亡政府将自动解散，西藏的政治制度将由全体藏人通过民主方式来决定。也就是说，未来藏人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民主的西藏。
这个民主的西藏，必定会对整个中国产生无法漠视无法拒绝的示范效应。这是中共真正害怕的。这就是他们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不让达赖喇嘛回归西藏的真正原因。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最近两年，我在藏区接触过一些汉藏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既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再声明坚持中间道路方针，放弃独立诉求，只寻求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之下的民族自治，而境内藏人盼望达赖喇嘛回归，甚至到了有一百三十多人自焚的地步，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仅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而且摆出那么傲慢恶劣的态度来诬陷污蔑达赖喇嘛，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一副再也不回头的派头，这到底是为什么？
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即白皮书，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国两制”可能长久吗？
九七香港回归，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很鼓舞国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承诺”马照跑，舞照跳”，尽量消减港人对共产党统治的疑虑，而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在中英联合声明基础上的香港基本法。
我和很多期盼中国早日走向民主的朋友，对香港的回归抱着期待，期待香港对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提供一种示范。香港的法治，文官制度，分权体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开放社会，都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先进社会所最亟需,也是最缺乏的。凡有理智的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香港人生活得比内地人好，不仅是富裕，更有精神上的充足，社会更公正，更有正义，而这和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自由和民主是分不开的。香港回归后，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存在，让很多似是而非的反对和拒绝中国民主化的理由不攻自破。香港向中国人显示，既然港人能做到，中国内地也应该能做到。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就在眼前，不是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香港的前途不看好，不少港人根据以往生活经验，不敢相信共产党，更不愿重新落入共产党统治之下，在九七回归前去了加拿大。更有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对”一国两制”抱怀疑态度。他们担心香港变坏的理由也正是我们曾经期待内地会变好的理由：两制下的民主制度会对原来旧制度下的人发生示范作用。他们担心的是，专制集团不会允许民主的示范作用危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
从共产党革命纲领的角度看，容忍”一国两制”是幅度很大的变化。”两制”差别之大，”除了军事和外交”，就是两个国家的差别。这说明，邓小平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是非常灵活、讲究实用的策略家。但是，这一代人一旦有实力了，发作起来也可以是没有底线的人，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乎道德和原则。
对香港回归后的制度安排，邓小平一方面可以灵活到”马照跑，舞照跳”，一方面却坚决训斥把这种制度安排和联邦制或邦联制联系起来的说法，他宁可另起炉灶发明一个新说法，即”一国两制”。其中的心态和算计很明白：联邦制或邦联制，或任何别的说法，都是国际上已有的概念，和这些概念相连的有一套现有规则，选用已有的概念，就意味着以后得按已有的规则办，必受制于人。而”一国两制”是他自己发明的，想把话说得漂亮就可以说得漂亮到极点，可日后照什么规则办，也可以随他解释。
于是，回归十七年后的第一个香港白皮书出来解释了，精彩的说法是”两制”必须受制于”一国”，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那等于是说，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好，那也是我给你的，我不高兴了就可以收回不给。西方政治学者的担忧终于成为了现实：一个专制政权不会允许其内部有一部分长期实行民主体制，因为民主体制会产生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长期作用下，会损耗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拒绝达赖喇嘛回归的真正原因
看清了香港的遭遇，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顽固地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绝不愿意让达赖喇嘛回归了。因为达赖喇嘛回归，前提是藏民族实行真正的自治，而达赖喇嘛将给自治的西藏带来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的示范作用，是中国的政治大佬们真正害怕的。
所以，中国的领导人这些年一方面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让国人了解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半个世纪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死死咬住，说达赖喇嘛回归就要恢复旧西藏的农奴制。其实他们并非不知道，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体制远比中国内地更开明，更先进。
1959年3月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2月第一次举行大法会就指出：西藏要不同于以往地成为一个民主政府。 1961年10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了宪法草案讨论稿；1963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公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1965年西藏人民议会通过决议，收回旧西藏时期原有的所有封爵，也就是废除了西藏传统的贵族和庄园制度，并制定了议会工作章程；1966年5月设立了独立的议会机构，从此开始了民主政府的运作。人民议会于1974年12月公布了议会选举章程。在选举章程和规则方面，流亡藏人经历了很多磨练，内部曾经发生争执，但是最终在达赖喇嘛引导和干预下达成共识。
1990年，西藏流亡政府召开特别扩大会议，达赖喇嘛指示，流亡政府将来的方向是”以民主程序由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1991年6月，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以后用了10年时间完善流亡政府的结构和换届产生方式。2001年首席噶伦改选，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人民直选产生了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10年后，2011年，首席噶伦换届改选，选出了一位在流亡中出生成长，在大吉岭的流亡藏人学校开蒙，在哈佛大学深造的法学博士洛桑森格先生担任流亡政府首脑。
就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并作出持续努力将西藏政治世俗化，走向政教分离。同时，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一再重申中间道路，并且通过流亡藏人代表大会等程序获得多数藏人的支持。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一再公开表示，只要藏民族真正得到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自治，达赖喇嘛就将作为一个佛教僧侣回归西藏，流亡政府将自动解散，西藏的政治制度将由全体藏人通过民主方式来决定。也就是说，未来藏人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民主的西藏。
这个民主的西藏，必定会对整个中国产生无法漠视无法拒绝的示范效应。这是中共真正害怕的。这就是他们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不让达赖喇嘛回归西藏的真正原因。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