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左派”首先指那些主张用毛泽东晚年的办法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中有退休官员，有在大学任教的知识分子，也有普通民众。六四后20多年中国权贵资本的迅猛发展、贫富差别的急剧扩大，造成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这是毛左派的主张获得一些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低收入群体）拥护的基本背景。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共禁止民间反思文革，关于40年前那场“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彻底清理，这又是毛左派“回到文革”以解决当下中国症结之说居然能有一定市场、获得一定社会回应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毛左派的主张是不科学的，当今中国的权贵资本泛滥不可能靠“再来一次文革”所能解决；但毛左派敢于面对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对当权者提出批评，这是毛左派远胜于新左派的地方。在意识形态上，毛左派通常是反西方派、反普世价值派，同时又与民粹主义相通，具有蛊惑性，这一点值得警惕。中共十八大以来，毛左派中的某些人开始向权力靠拢，毛左派、新左派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左转汇在一处，有“三左合流”的趋势，关心中国的人对此不可不察。
马宾等老干部的“献言书”
马宾（1913~），安徽滁州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建政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南风窗》刊登过一篇关于马宾老人的纪实，文章称：10多年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近些年，马宾多次公开领衔向中共中央及其他权力机关“上书”，陈述毛左派人士对国是的担忧。比如发表于2007年9月的《170名老干部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就痛陈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正在兴起——
“工人阶级不仅经济上贫困化，而且政治社会地位大大降低”；“我国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现在，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在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中形成的新资产阶级必然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早在十六大之前，在党章不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的条件下，实际上通过党员变老板、老板变党员，资本家已经进入共产党内”；工农大众则“沦为弱势群体”，“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处于比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还不如的悲惨境地之中”。既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还存在吗？一个让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参加的党，一个让工人阶级沦为弱势群体的党，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还能够坚持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吗？如果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我国的建设事业还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推进吗？我国还能够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吗？”
这些发问，不乏老干部们的忧国忧民之情，却也体现了典型的毛左派人士的马列原教旨主义政治立场。所谓原教旨主义，意思是回归教义本源，这里指毛左派强调遵循那些最正统的、中共建政以来就一直标榜的意识形态。更近的（2013年7月11日发表）的“呼吁书”这样概括中国面临的“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
国内已经出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丧失、贫富两极分化、环境资源破坏、对外经济依赖、许多资本家进入党内、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严重腐败与社会风气败坏、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转基因主粮已在扩散、全盘西化势力气焰嚣张、人心涣散与理想信仰缺失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正实施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以“和平演变”为主要表现形式，对我国进行一场全面的无硝烟的战争，企图肢解灭亡我国。
为此作者们呼吁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
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恨是中国几代愤青（愤老）的共同特点，对此本书后文要专门分析；令人惊叹的是像马宾这样的百岁老人竟然如此“矢志不移”。出于中国人的敬老传统，本书不对马宾老人的观点多做置评。我们还是看看年轻些的、也更典型的毛左派代表人物吧，这样的人物在当今中国知识界并不缺乏，张宏良、司马南、韩德强、孔庆东等等大概都可以入列。我们就以张宏良为例做些分析。
张宏良对毛泽东和文革的颂扬
张宏良（1955~），山东济南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鲜见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问世，却以“乌有之乡”等毛派网站的写手著称，被认为是毛派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尽管张的文章中常常充满了混乱。
张教授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在2008年初发表的《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一文中，张宏良认为，毛泽东的功绩不仅在于使百余年被西方列强踩在脚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历史上第一次翻身当了主人，同时还在于毛泽东创造了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多年探索创建的大众政治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优秀成果，是自人类民主意识觉醒以来的数百年间，历经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三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革命锤炼形成的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民主，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辉煌的思想精华，是毛主席留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世界人民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说实话，如此肉麻的语言在21世纪的中国本来已经不多见了。但我们还是要承认，把中国的文革理解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且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民主”，此乃张宏良教授的重要发现。这位毛左派学者提出的证据是——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毛泽东生前已经勾勒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基本框架，包括：以“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利保护制度；人民主导的政治权力结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现代社会分工制度；生命崇高的偶像化原则；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微观管理制度。
而在这位毛左派学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乃至抛弃了毛的遗产。“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之所以从宪法中删除四大自由，并且30年来一刻不停地妖魔化四大自由，提起大民主便恨得咬牙切齿，就在于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恢复四大自由，中央将变成强大的中央，民众将变成强大的民众，国家将变成强大的国家，他们勾结外资强取豪夺百姓、任意宰割国家的时代将会彻底结束。”而“作为中国人民伟大政治创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从里到外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分组审议和讨论，又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地方最高党政领导为中心，人民代表大会便彻底变成了地方党政干部会议。比全国人大代表官员化更可怕的是，地方人大代表越来越多地被黑恶势力所控制，不仅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甚至正在变成欺压人民的工具。”至于全国政协，“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主要是通过堕落实现的。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应该是政治家聚会的场所，只是政治家的聚集无论其政治观点如何，都会燃烧起理想主义的大火，这是中国的权贵集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权贵集团的阶级性质和根本利益需要堕落，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堕落，首先是政治的堕落。于是便开始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污浊化，把社会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五精八怪、鱼鳖虾蟹、歪瓜裂枣统统塞进政协，政协里除了没有应该有的政治家之外什么都有，把事关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名流俱乐部……。”
张宏良还认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陷入历史上最腐败时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升官发财。发财是目的，升官是手段，千里做官只为财，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特别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规模的权力买卖市场，当官成为最大的暴力产业，所有权力的市场价格都在暴涨，特别是当教育和医疗的权力进入市场以后，不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也加入了暴富行列，大家一起欢呼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其实，权利结合、纵官逐利，是封建社会的固有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设计，如果非要说设计不可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规模上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了而已。对于现代国家来讲，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来讲，真正需要设计的是如何建立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利制度，防止通过权力买卖，把有限的公权变成无边无际的私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化大革命真的如此美妙么？
张宏良敢于批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令我对这位毛左派人士刮目相看；但抑邓扬毛，称毛“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云云，同样谬之千里。这里的问题是：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后，我们究竟当如何看那场被张宏良赞不绝口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与此相关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评价毛泽东？毕竟没有毛，就不会有文革，毛是文革发动的始作俑者，也是理解文革这一历史现象的关键要素之一。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长文《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文中有一节专论“对毛和文革的再反省”——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毛泽东都是现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歌颂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领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批评者正相反，他们把毛视为最大的独裁者，给1949到1976年间的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政者自己的态度则显得暧昧而尴尬：一方面，他们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不该搞那场后来被称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毛的画像继续高挂于天安门城楼上，因为毛已经成为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的象征，成为这段历史的象征。否定了毛就是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今天的领导人扛不起的一项恶名。
其实，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毛泽东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毛注定了要成为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的确是因为毛曾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了历史、影响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赋予了这段历史过多的个人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对毛个人的解读就是对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解读，就是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中蕴含的种种复杂而诡异的内在编码的破译。
那么，什么东西构成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个人印记呢？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时力倡、并强力推行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毛的确是个独裁者，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继续革命”就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基本主张理解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逻辑的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主张就曾是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支配中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
当然，在宪政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个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是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中共党治独裁政治结构的背景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现代极权主义与毛式乌托邦联姻的最终结果。只有在这个高度，我们才能反观毛的那些“自毁”举动（鼓动民众向上层“走资派”造反、打碎1949年以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官僚机构）到底动因何在，以及毛是否真的如张宏良所言建立了、或至少“勾勒”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众政治文明”。
方便起见，我们就顺着张宏良给出的八个方面论证一一检索之：
其一，所谓“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利保护制度”。在张宏良看来，这“四大自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普通百姓跨越权力、资本和知识三大门槛，拥有了自由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方式，拥有了反抗顶头上司等官僚压迫的政治手段，拥有了抗衡专家学者等‘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手段，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 其实，在最好的意义上，这个“四大自由”不过是被官方抽象认可的公民表达政治意见的几种具体形式而已，虽然也曾列入1975年和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从来没有真的成为“制度”。而就具体历史而言，“大鸣大放”本来产生于1957年，当时毛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但凡是响应毛的号召真提了意见的人，大多数成了“右派”，可见“大鸣大放”未必是真的，至少有限度。60年代加进“大字报大辩论”，确实构成文革初期一景，但与此相联系的是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批走资派”、“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所谓文攻武卫）等等，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由最高当权者发动的底层政治运动，它和“民主”无关，更和“人权”无关；毋宁说，在大部分场合，它是彻底反人权的，因为文革时期的“四大”常常伴随着骇人听闻的人权迫害（批斗、抄家、甚至虐杀人命），所以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提起“四大”反而会勾起带血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无论毛泽东怎样提倡“四大”，有个界限很清楚：这个“四大”是不准用于批评党本身、尤其是毛本人的，谁敢触碰这个红线谁就是“现行反革命”！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都是因此而丢了性命。这叫“民主”么？不，这不是民主，而是典型的专制，它和现代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二，关于两会一府制度。据说“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以参众两院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举，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大代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
人们会怀疑，说这番话的张宏良是否生活在中国。请问：中国的政协何时有过“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在共产党尽显开明之态的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仍然是中共主导的结果，哪里有什么“多方较量”和“反复斗争”？至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主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而是各级党政官员，即便有些来自基层的代表，不过点缀而已。文革期间召开的四届人大2885名代表中，“工农兵代表”确实达到72%，就算他们全部来自基层，又能说明什么？不过是为既定的毛中央决策鼓鼓掌而已！中共建政以来60多年，中国的人大代表从来就没有“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的机会，中国的人大制度本来也不是为这个目的设计的。它不过是党的花瓶和摆设。就此而言，从来不投反对票的“资深人大代表”申纪兰和声言“不添乱”的政协委员倪萍倒是这个制度的准确注脚。
其三，“建立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据说，这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实现的。所谓“自上而下”，“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保证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这又是作者对那个年代的过于理想化的解读。毛时代确实提拔了一些基层的工人、农民直接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领导人”，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皆如是，这既是毛本人未能幸免马克思主义阶级偶像化的一个证明，也有其刻意作秀的成分。但这些工农出身的“领导人”在权力场中其实无足轻重，却是早已被历史证明的一个事实。唯一一个想被毛培养为接班人的来自基层的王洪文，又如此不争气，成了江青、张春桥的小跟班，最终被毛舍弃。那个“三三制”，如果真的实行，在毛式党治框架内有合理成分，但也不过如此，仍然是党如何联系群众的老套路。至于“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作者指“舆论压力”与“社团民主”：“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
然而，这位毛左理论家似乎忘记了，这样的情形只出现在文革初期，昙花一现而已，等到真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三结合”的新官僚机构作为旧的权力机构的替身卷土重来）时，这种革命的嘉年华就迅速退场，成了被收拾的对象。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压力”与“社团民主”的确有助于约束权力，这一点张宏良并没有说错；可惜它不属于毛时代的文革，而属于未来民主中国。
其四，所谓“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张宏良称“目前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几乎无官不贪的腐败泥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升官发财的官场规则，决定了大家进入官场的目的就是发财，从开始就是奔着发财而来，这就从源头上注定了腐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而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
张的以上论证有几层问题：首先，文革期间并没有更改文革前实施的工资制度，比如国家干部仍然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共24级）拿不同的工资、工厂的技术工人则实行8级工资制，即便文革后期实行过“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的改革（我不敢确定这一点，有待证实），也并不意味着“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一体”从而“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后边这个结论完全是过头话。其次，让官员（管理者）拿和普通劳动者一样的工资本来是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以免“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这个乌托邦原则的发明权（设计权）并非中南海的“伟大领袖”；当然，一心要在中国推进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力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泽东确曾钟情于巴黎公社原则甚至想实施之，但后来毛自己也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限制”，不能否定）。总之，毛并没有真的搞出什么“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一月革命风暴”推出的“上海公社”最后证明不过是一场闹剧。真正实现“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让升官和发财变成“两股道上跑的车”，只有宪政民主才能做到，可惜它既不在毛泽东的视野内，也不在张宏良的视野内。
其五，张宏良认为毛时代建立了“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此乃“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公众立法原则”，且“已成为当今世界立法的主要发展趋势”。张大教授对此的论证是：虽然“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限制了公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公众对法律的影响还只限于舆论和司法层面，例如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地方，由人民陪审团断案，在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法律再多也等于无法，因为人民陪审团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这和中国文革期间宏观只有一部宪法，微观只有一部婚姻法那种极少法律文本的状态，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文革没有法律文本并不是没有法律本身，许多法律是用‘群众专政’的条条框框形成的，是典型的公众立法。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并且不是‘武松式精英’立法，而是‘西门庆式精英’立法。”
我不知道张宏良是否研究过西方的法律，但把英美陪审团制度简单地说成“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显然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现代陪审团制度固然有约束司法权力、矫正可能的不公裁决、实现公民司法参与等正面功能，但陪审团制度也因参与人往往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盲目断案且加大司法成本而备受争议。在美国等实行陪审制的国家目前的趋势是，对陪审团审理案件的适用条件加以严格限制，以保证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回到本文主题——陪审团制度与张宏良讲的“公民立法”有什么关系呢？需知英美陪审团并不“立法”，也不牵涉“精英立法”和“大众立法”的对立，更谈不上和中国文革年代的“群众专政”“殊途同归”。这种联想的过分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位张姓学者何以可能置文革期间遍布中华的无法无天现象于不顾，而居然断言那时有什么“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以“群众专政”为例，有多少无辜者曾经被这种“专政”所凌辱、所践踏，成为它的牺牲品？更遑论当时的公检法机关也曾被“群众专政”砸烂，而当它恢复起来后，又不过唯“最高指示”是从，十数年间“运动”不断，普通公民随时可能被打成“坏分子”或“反革命”而绝无接受司法救助的可能。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难道张宏良教授对此已经全然忘却了么？至于所谓“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云云，充其量不过左派幼稚文人的想象，它并非现实，当然更不是文革年代的事实。
其六，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现代社会分工制度”。张宏良在此指的是“社会所需要的所有职业，都设置一条能够通向社会荣誉顶端的天梯，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人农民，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是大学教授还是掏粪工人，只要你爱岗敬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就可以直接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就可以受到包括最高领导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尊敬。当掏粪工人时传祥和毛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万众欢腾的场面时，当广场上的教授名流、专家学者仰望着城楼上这位掏粪工人时，他们之间由分工形成的社会鸿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悄悄填平。” 不错，文革前（而不是文革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时是说过“我们之间只是分工不同，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这样的话（大意）且成为一时之美谈，但张宏良没有论及的事实是，在那个年代，“人民”这个词是有所指的，并非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就都属于“人民”。“剥削者”不属于“人民”，“地富反坏右”不属于“人民”。时传祥受到表彰，首先是因为他出身贫苦农民，后来又成为“工人阶级”，当然在“人民”之列，这位掏粪工人固然工作辛苦，值得尊重，但换个同样工作努力的地主分子试试？绝不会受此殊荣。说“这套分工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让社会所有人（——加重号为引者所加）都能看到希望，都有机会拥有美好明天，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是张宏良教授的浪漫梦，文革时代哪有这样的事？！真的要实现“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现代就业平等，前提是承认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国民身份，而在那个讲“出身”、讲“阶级成分”的年代，这一点恰恰绝无可能。
其七，所谓“生命崇高的偶像化原则”。作者称“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偶像崇拜的历史”，而“在消除了私有制和政治压迫的毛泽东时代，偶像崇拜开始重新回归生命本身，形成了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即把生命理解为是一个十分崇高神圣的精神过程”，“通过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达到生命涅盘的至高境界”。作者还批评“右派诬蔑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所谓个人崇拜，其实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自我崇拜的一种方式，是生命崇拜的一种方式。人民崇拜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代表人民的利益，更是因为毛泽东反映了人民对生命崇拜的偶像化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所以找不到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右派对生命的理解根本不同。在中国左派看来，生命是一个崇高的精神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崇高追求；中国右派则把生命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人和狗没有任何差别，需要的就是一块带肉的骨头。所以中国左派认为，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实现崇高的追求；右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吃好喝好才是目的。所以便有了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的道德信条。中国右派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原本来自于西方文化本身的缺陷，中国右派大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西方文化历来就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物质现象，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又为这种生命观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物欲色彩，只是西方宗教的发展弥补了西方文化生命观的这个致命缺陷，才相对平衡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右派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把西方生命观的物欲、肉欲色彩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兽性化发展，把中国变成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堕落的地方……”
我在这里大段引证作者的原话，是因为这些话典型地代表着张宏良式的信口开河和逻辑混乱。首先，中国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之疯狂、之荒诞，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忆犹新，我想张大教授当年也一定唱过“语录歌”、在毛像前做过“早请示晚汇报”、在广场上跳过“忠字舞”吧？你认为那是什么“人民的自我崇拜”或“十分崇高神圣的精神过程”么？如果是的话，那么照此推论，今天的北朝鲜就是“生命崇高之偶像化原则”的最完美表现！其实，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既有毛本人出于政治目的有意推波助澜之因，也深刻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渗入骨髓的臣民文化传统。我们本当对此进行认真的反省才是，而且迄今为止这种反省很不够，所以才有今日“颂圣文化”的重新抬头。 愣要把如此丑陋的现象归结为“高尚”，真不知需要什么样的智商！其次，张宏良把雷锋格言拿出来当作那个年代“崇高精神”的证明，这倒的确涉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毛泽东年代“斗私批修”的深层逻辑究竟为何。本章的下一节会专门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暂不展开；但张由此引出的另一个命题却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即所谓“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所以找不到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右派对生命的理解根本不同”。在张宏良看来，中国左派是重“精神”的，中国右派则只需要“一块带肉的骨头”。然谁是“右派”呢？作者一方面抨击“生产力标准”和“白猫黑猫论”，剑指“总设计师”邓小平；另一方面又称“中国右派大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剑指中国的宪政民主派。把这两者同时称为“右派”，已经是张宏良式荒谬的极好证明；更荒谬的是，张氏对两者的批评都是“满嘴跑火车”，完全不着边际。就邓氏“猫论”而言，这个主张有其特殊语境，发挥过特定作用，也有其自身局限，但再不济，也并非如张氏所说“吃好喝好才是目的”、“有奶就是娘”等等如此不堪；至于指责宪政民主派把“西方生命观的物欲、肉欲色彩推向了极端”，更是令人哭笑不得，因为它彻底暴露了作者对西方文化与中国宪政民主派的双重无知。西方文化并非只重“物欲”，这方面张宏良教授应该回到大学去补课（还好，他还多少知道一点宗教对世俗欲望的平衡）；张宏良攻击中国的宪政民主派只需“一块带血的骨头”，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污蔑，因为恰恰是无数中国自由主义战士的勇敢与牺牲，才彰显了人类最伟大、最高贵的品行。在这方面，既没有被党国端掉饭碗、更没有蹲过党国监狱的张宏良们是完全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
其八，所谓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微观管理制度”。张宏良盛赞毛泽东年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称其“不仅能够使企业充满和保持强大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由以往的管理对象变成了管理主人，这是企业管理制度根本性质的变化”。“只是让历史老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创建了人本主义微观管理原则的中国工人，后来却成为工业社会以来最悲惨的工人，不仅工资比重被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连罢工自由的权力都被取消了。更让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中国的右派居然认为拥有罢工自由的时代，是没有人权的专制时代；而取消罢工自由的时代是人权发展的民主时代。”
对此，我只想简单评论两点：第一，“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经毛泽东认可并提倡的一种企业管理原则，当时称“鞍钢宪法”，以区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这个“鞍钢宪法”强调工人参加管理，但同时也在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背景是毛要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发展之路，带有鲜明的大跃进时代特征。今天的毛左派学者（如张宏良）或新左派学者（如崔之元）总是企图从此类毛式遗产中挖掘正面的、合理的因素，甚至赋予其种种“后现代”含义（“经济民主”即其中之一），却忘记了这些东西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从而做出非历史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个人并不主张对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都持简单化、绝对化（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的立场，但我更反对浪漫化那个时代，用今天的“理论”去套那个时代发生过的事情，这样解读的历史必定是一个被歪曲的历史。第二，必须指出，毛泽东年代的工人并没有“罢工自由”，所以，说那个年代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专制时代”并没有冤枉谁；而今天中国的劳动者仍然没有罢工自由，所以中国的“右派”（自由主义者）才要呼吁宪政转型，使劳动者的生存权、表达权和对各种不公的抗议权得到落实。请问，又有哪位“右派”（自由民主派）说过“取消罢工自由的时代（反倒）是人权发展的民主时代”呢？！张宏良看到了当今中国工人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以来最悲惨的工人”、“工资比重被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并为此而呼吁，很好，这也正是自由主义者们在干的事情；但在自由主义看来，劳动领域的这种低人权状况恰恰是中国政治结构不合理的一个证明，因为它没有提供制度化的渠道使工人可以自主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以上是对张宏良观点的概略梳理和分析，已经太长了。
现在，让我们正面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毛左派为当今中国开出的要遏制权贵资本就要“返回文革”的药方是根本错误的、且是完全行不通的？
为什么说毛左派为当今中国开错了药方？
这个回答可以分两个层次：首先，应该承认，最早看到掌权后共产党蜕变趋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这一点，有些自由派朋友未必同意，但是事实。然而，毛的解决办法却是完全错的，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导致了更大的灾难。我本人的另一篇文章《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对此做过详细梳理， 不妨把一些核心论点重述如下：
毛泽东既是集现代党国体制和传统皇权逻辑于一身的大独裁者，又是试图向人性挑战的乌托邦幻想家。同时，作为中共政治领袖，他对这个党如何“永葆革命青春”确曾殚精竭虑。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关于“糖衣炮弹”的告诫是尽人皆知的。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进北京，毛就已经意识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大量党的干部贪腐问题的揭露，似乎证明了毛关于“糖弹”问题告诫的英明，于是执政当局又发动了旨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中第一条“反行贿”直接点明了两个运动间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严厉打击“不法资本家”对共产党干部的腐蚀。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事情。毛原来曾赞成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继续搞“新民主主义”，1952年以后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提出“从现在开始”即推动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一再提升这种“改造”的速度。为什么？除了共产党的既定社会改造理念、执政者所痛感的国家工业化的急迫需求、毛本人特有的乌托邦浪漫情结外，担心城市私人资本和农村自发势力对共产党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腐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一直到文革的演变，以更复杂的形式再次凸显了这个问题。“大跃进”本来想“超英赶美”，由于毛根本不懂经济，栽了大跟斗；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害的大家不再敢讲真话，浮夸风、共产风再起，造成1960、1961两年空前的人为灾难，饿殍遍野。这才有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集体反思和西楼会议的力倡纠左。毛本人也在一定程度内做过纠左努力，比如毛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就把核算单位从公社降到生产大队，后来又进一步降到生产队，以避免穷队和富队之间吃大锅饭。然而，当各地纷纷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时，却超出了毛的容忍限度。毛坚持认为，只有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出路。更重要的是，在毛看来，单干势必导致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质问道：我们是站在三分之一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搞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苏联“变修”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角度――证实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蜕变的现实危险。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固然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有关，但“理念”之争对毛来讲同样是重要的。在毛眼中，赫鲁晓夫是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质变的典型，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是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发生的作用。 “九评”中的第九篇文章，即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是这个系列文章中分量最重的，毛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总之，毛一方面在国际共运舞台上大力“批修”，另方面又在国内大力“防修”、“反修”，毛甚至把它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问题是，毛是在什么样的认知语境内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我们发现，半生不熟的马列和中国式的农业乌托邦思想原质，是毛泽东的基本认知背景和依托。马克思理论中最有价值的一些内容，比如对商品经济不可逾越的论述和对“资产阶级历史进步作用”的充分肯定，毛并没有真的理解。相反，毛更看重也更担忧金钱对人心、对革命者意志的腐蚀作用。毛有过一些关于经济发展与人性完善之矛盾的哲人式的反思（比如，毛曾一再表示“‘穷是动力’，这句话说的很对”。穷，才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毛也爱讲“辩证法”，偶尔还引用一下黑格尔，但他从来没有理解这位德国思想家关于“恶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之类主张的深刻含义，更不知以牟利为动机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历史进化功能。毛所热衷的乃是中国古圣贤鼓吹的“大同”圣境，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六亿神州尽舜尧”在实践上并非不可能。这是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根本认知前提，也是毛泽东思考执政党蜕变问题的不自觉的思想出发点。毛提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甚至要把它当作一项根本制度来推行），主张取消军衔制，批评高干子弟搞特殊化，鼓吹在分配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都有这个思想认知背景在里面。
当然，上面这些，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以共产主义事业追求者自居的农民革命家的认知幼稚。更重要、在实践上也造成更严重后果的是，毛总是把执政党蜕变问题置于“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思考之，定义之，结果势必转换问题的真实发生学语境，遮蔽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和它的本质。为什么会发生共产党进城后的“革命意志衰退”乃至腐败蜕化现象？这个问题从我们今天达到的宪政自由主义认知高度并不难回答。不要忘记，1949年建立的这个政权是一个由共产党一家完全控制权力的极权主义类型的政权。不管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权力的垄断以及由于这种垄断势必造成的公共权力监督缺位，早晚会使各级党的官员体会到权力带来的“额外好处”。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现在变成了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而在参加革命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能经得起这些“额外好处”的考验么？
可以说，不论城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还是广大农村，在缺乏有效制度监督的一党专权体制内，公共权力发生“烂掉”的危险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那些问题的逻辑真实性，而不管它在程度上、细节上可能有多少出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尽管共产党自我整肃的运动不断，仍然无法斩断权力和不法利益的联姻，――虽然当时的不法利益从今天的“标准”看极其有限，可能只是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捞取了一点好处，甚至只是索取了一些消费市场上的紧俏物品，接受了行贿者的小小贿赂而已。这些问题在宪政民主体制内不难解决，那就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用法治的办法、新闻公开和舆论监督的办法、反对党制衡的办法、司法独立的办法等等来预防和惩治腐败。但毛不可能走这条路。毛——和他的偶像列宁一样——早就把这些东西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而予以拒绝。事实上，毛完全是用另外一套逻辑来解读共产党蜕变问题的，这就是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反蜕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逻辑。
前边引述的有关“糖弹”的警告已经把共产党人可能的贪腐与“不拿枪的敌人”的“攻击”连在了一起。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上半期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也被认为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眼中，干部多吃多占、贪污公款之类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反映”，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之类活动“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 毛亲自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种表现，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它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除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社教的目的，就是经过教育，使干部和党员“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毛本人有一段经典“语录”当时曾广为人知，乃至人皆能诵，这段话更典型地体现了有关执政党蜕变的毛式解释逻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真乃一个惊心动魄且意味深长的提醒，甚或预言！然而，这样一个有关“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逻辑却完全曲解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真正危险，误读了公共权力异化的真实原因。 权力的自身异化被解释为外力颠覆的结果，权力异化的哲学人类学属性被解读为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对抗属性。四清运动后期，毛更加明确地提出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党内——直至高层——已经出现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必须找到一种更彻底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什么办法？——这就是毛亲自发动的、毛式“继续革命”理论统领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西式民主被拒绝（因为毛不能允许其它人与共产党分享权力），苏联又提供了“变修”的反面经验，在上述前提下，毛式“继续革命论”就成为一党体制内解决共产党蜕变问题的唯一抉择，而通过发动文革整“党内走资派”、挖出“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是这个思路合乎逻辑的结果。
我以为，毛把文革誉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 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乃是毛泽东追寻其革命“价值”、毕其晚年之力试图实践乌托邦理念、同时阻止共产党蜕化趋势的一次巨大而无望的努力。不少朋友喜欢从权力斗争角度来解读文革。不错，中共高层的权争是理解当代中国史（包括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权力之争在本文所述的这个问题链中有多大“意义”， 尚需推敲。事实上，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及认知上，中共领袖群体并无大的差别；通过“反修”保证共产党的纯洁，也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共识。邓小平曾是当年对苏谈判、论战的主将之一，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时甚至比毛表现得更“左”。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毛关于党内高层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责纯属杜撰，是毛为了拿下刘的一个托词。无论在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都没有人真的对毛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过威胁，或试图构成这种威胁（文革中“5.71工程”之类的计划另当别论）。毛为什么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这是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指出如下一点就够了，即毛既是一个彻底的独裁者，也是一个浪漫的乌托邦追求者；毛在运用权术方面的狡诈、狠毒和信守乌托邦理念时的执着、天真，竟然如此奇特地合为一体。执政党蜕变的担忧在毛泽东那里是一个重要问题乃至核心问题，这本来反映了一个大国、大党政治领袖的深刻，但毛思考这个问题的框架和解决问题的套路却完全错了，且错的如此彻底。这个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想再强调一遍：在执政党反蜕变问题上，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毛那里，只有阶级概念，没有公民概念；只有“党的领导”（实即毛本人的领导），没有权力制衡。毛不允许动摇一党专制的根本体制，又幻想在这个体制内解决、至少是遏止共产党的自身蜕变趋势，结果只能搞出这么一套毛式发明，通过不断“运动”来实现共产党的自身整肃，乃至向基本人性挑战，试图以不断的“斗私批修”塑造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给“党”、也给整个民族注入生机，其实却早已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文革虽然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命题，却没有、也不可能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邓及邓后时代贪腐加剧、权力蜕变加剧的原因
对邓小平时代及邓后时代的讨论把我们直接引到回答前述问题（即为什么说毛左派为当今中国开错了药方）的第二个层面，那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甚至不再具有毛时代反蜕变的某些“有利”条件，反而使这种蜕变更加疯狂而危险。这里，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的被承认和随之而来的被扭曲，以及作为此种扭曲结果的独裁体制内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必然大大加速权力的蜕变。毛左派没有看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没有在改变中国的独裁政治上思索并着力，却总是幻想“倒回去”，开历史倒车，需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而且是对公众的严重误导。
我们知道，毛泽东年代是不承认市场经济的，那个年代时兴“计划经济”。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真实逻辑？这个问题，马克思其实也只答对了一半。当马克思承认“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刺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源泉时，他是对的；而当马克思断言这种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不过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形式”从而不具有恒常性时，他又是错的。人的经济行为有其天然的自私性，这既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又是文明累积不期然的产物。简单点说，利益驱动是核心，是根本，这是几乎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都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理性尚无法超越的现实。毛泽东恰恰是因为不承认这个哲学人类学上的基本现实而跌了大交。毛在文革中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以“斗私批修”为核心的表现为道德完美主义的禁欲主义；一个是经济领域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平均主义。这两样东西都体现了毛精神气质中所特有的那种“唯意志”成分，以至“突出政治”被推到极端，演变成全民族的一场癫狂。当然，200年前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布宾主义者、同时或稍后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曾做过类似的梦，尽管哲学基础不同。但他们的实验规模要小得多，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对民族的危害也相对轻得多。中国的文革则的确空前绝后。
但是，正因为毛是在向人性挑战，毛的幼稚中又蕴含着深刻一面，那就是对利益驱动和贪腐产生两者之间暧昧的、又是紧密的联系的某种直觉性的把握。邓小平则显然肤浅了许多。他没有料到文革后必然出现的大规模的、甚至是疯狂的利益动机释放，这样的释放在人的本性被压抑10年之久后爆发的能量将是极其惊人的。它可以产生巨大的正面结果，也可能因为规范、疏导不利而造成破坏性的结局。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规范和疏导？这就是承认市场经济的合理制度前提，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社会环境和民主政治基础。然而，由于惧怕政治改革威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邓拒绝宪政民主，拒绝建立和市场经济配套的民主政治体制，这必然使开放条件下权力的腐败溃烂迅速变得不可收拾。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这样一个比较：计划经济年代的特点，是财权、事权的高度集中控制（不管部门管理还是地区管理，均是如此）。对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来说，权力与他所能支配的金钱之间只有有限的联系，想腐败也腐败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正是“指令性”的控制机制与毛时代的反蜕变努力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当权者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力异化趋势（这就是前文说的计划经济对于反蜕变具有的某种“有利”条件，尽管它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时期全无贪腐，所以照样需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现在不同了，社会环境已变，市场已经放开（或正在放开），厂长、经理们手中有了更多可支配的金钱；转型中经济体制的变化和某些过渡性措施的采取（比如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和“股份制改革”）又直接、间接为经济寻租创造了机会……。总之，正是因为权力与市场结合，市场的正面功能被权力的非法介入所扭曲；市场的文明缺陷则被权力的胡作非为进一步放大，乃至畸形化。更可恶的是，凭借权力又以权力为核心的非法利益的扩张，乃是在“公有制”名义下进行的，又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它其实是各级公共权力持有者或公共财富掌管人以及他们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对全民财富的集体性变相掠夺。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亿万普通劳动者、底层社会成员的利益被侵占、被盘剥，并非别的什么原因，恰恰是独裁政治逻辑和权力蜕变逻辑自身演变的结果。马宾老人等呼吁恢复党的传统意识形态，试图在“先锋队”和“领导阶级”的意义上找回劳动者的尊严，其实只是一群仍然生活在中世纪的善良者发出的不平而已，不但时空上是错位的，而且完全不现实。而张宏良之类的毛左学者则根本未能洞察（或明明看到了而故意回避）贪腐蔓延与中国独裁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刻联系。他们美化文革，空喊要“回到文革”，却不知文革所以能发生，离不开专制制度这个背景；更何况邓氏改革开放，早已在颠覆了毛泽东文革式反蜕变逻辑的同时，营造出更加可怖的贪腐环境，演绎出更加可怕的蜕变大戏。这是“继续革命”能够解决的么？当然不能。我们说毛左学者罔顾历史逻辑，为当下中国开错了药方，其道理就在这里。
毛左派与民粹主义
毛左派还和民粹主义有关。所谓“民粹主义”，原意是抬举民众，蔑视精英，故与“精英主义”相对。民粹主义的特征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与理想；主张依靠大众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鼓吹“造反有理”，革命行动高于法律与程序；倡导“杀富济贫”，实现“均贫富、等贵贱”，等等。从“依靠大众进行激进变革”中又产生超越条件和时代可能而进行社会革命的设想或主张。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20世纪中国文革式的乌托邦工程都有这个特点，二者骨子里都认为“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可能的，依靠农村村社（俄罗斯）或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觉悟（中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里同时夹杂着平均主义和大众直接民主的种种想象。前文引述的张宏良关于“大众政治文明”的种种说辞，恰好证明了中国毛左派身上深深刻印的民粹主义烙印。
在当今中国，民粹主义特别表现为非理性的仇富心理，这当然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背景下权贵资本的大行其道有关。但持有民粹主义主张的人往往不分非法致富和正当经营之间的区别，攻击一切财富和为财富辩护的声音。“炮打茅于轼”就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事件。
茅于轼（1929~），老一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同时亦是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2006年到2007年，茅于轼先后发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致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等观点，结果引来毛左派人士的一片批判浪潮。其实，茅于轼对社会底层充满同情，且身体力行为底层民众做好事。他为“富人”说话，主要指那些靠自身奋斗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他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生存艰难，屡屡受到腐败官员的盘剥，又面临和国企竞争的不公平环境，为他们说话、争取他们的权利是应该的。这和为穷人说话并不矛盾。以上道理并不复杂，但茅于轼仍然遭到痛骂，可见民粹主义的非理性仇富有多厉害。毛左派总是自命代表底层大众而斥自由派是精英政治，是权贵的走卒，其实，自由主义才是底层民众的真正代言人，才是弱势群体利益的捍卫者，因为自由主义的本意就是约束权力、捍卫权利，这一点，本书第一章就做了阐明。那种只是从英国贵族保守主义角度理解自由主义的人视野太狭窄了，而故意把这种自由主义安到当代中国自由派的头上则是别有用心。
另一件针对茅于轼的民粹主义攻击发生在2011年。财新网5月27日发表茅于轼评毛文章《把毛泽东还原为人》，迅即遭到毛左派的围攻。乌有之乡网站居然动员各地毛左力量组织“公诉团”，派代表上书各级人大，要追究这位学者“污蔑国家领袖”的“刑事责任”。毛左派还召开各种会议，“声讨茅于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罪行”。这一“批茅”闹剧把近年来的中国民粹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
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往往演化为对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呼唤；而有能力、有野心的政治家也常常利用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又和极权控制相映成趣。当今中国同样面临这样的危险。还应该看到，恰恰是党国体制对信息的管控、对理性的公民社会的扼杀，造成民粹主义疯长的温床，因为原子化的、一盘散沙的、又往往头脑简单的“大众”最容易受到心怀野心的政客、宣传家的影响，或受到当局的摆布。
毛左派与“中国梦”
不少毛左派人士仇视普世价值，批评、抹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视“西方”为敌对力量，这些都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吻合。所以，尽管胡锦涛时代官方讲“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似乎既批毛左派，也批自由派，实际上当局对两者的态度仍是不同的。对毛左派的批评性言论，官方很长时间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认真对待，只是在必要时才略加整肃，以免其过于“出格”，但对自由主义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统治者眼里，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主张才是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这种不同决定了毛左派、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不同性质，也决定了在条件适宜时，毛左派有向党国专制权力靠拢的趋势。
还以张宏良为例。这位毛左派学者2013年7月发表《中国梦与中国左翼政治前途》一文，这是他在“乌有之乡”一个讲演的整理稿。在该文中，张宏良热烈响应习近平“中国梦”的提法，称“中国梦是三大复兴，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张宏良说，中国近代史的悲惨经历决定了中国人的两大梦想：站起来和强大起来。“是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不负众望，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实现了第一个中国梦”。但第二个中国梦却遭遇失败，根本原因是邓小平的功利主义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一个中国梦的成功和第二个中国梦的破灭，再次证明了一个历史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强大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作者盛赞“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是七十年代强国梦的继续”，呼吁毛左派应积极“宣传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因为“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包括了中国左翼基本的政治主张，宣传系列讲话就是宣传左翼的政治主张”。当然，作者也忘不了批判自由派——
倡导宪政的人并非是真正要搞宪政，而是宪政这个漂亮借口最有利于置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于死地。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有三种民主模式，即权力民主、资本民主、大众民主。这三种民主模式的历史排列，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进程。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进步性，来自于大众民主。可是，国内外右派利用邓小平狭隘的报复心理，搞了个全面否定大众民主的《历史决议》，自己把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打掉了，结果被国内外颠覆势力把共产党一党领导归结为是封建权力民主模式，权力民主与资本民主相比较，又是落后的反动的政治模式，这就把共产党放到了极其被动的历史位置上，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领导社会的合法性借口，只能借助于军警力量维护社会稳定。
这段引文让人啼笑皆非，张宏良式的逻辑混乱再次登场，不堪一驳。纵观本章引用过的张氏文字，不难发现作者深陷“文革思维”之中，足证这位毛左学者远未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其棍子文风尤其证明了张的文革遗毒之深、之烈，以至到了自己浑然不觉的程度。但这段文字有个要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张宏良主张推翻中共自己做的1981年《历史决议》，因为这个文件“把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打掉了”，从而“把共产党放到了极其被动的历史位置上”。实际上，张宏良是希望习近平彻底为文革翻案，为毛泽东“平反”，毛没有什么“晚年错误”，而是功劳盖世。这倒是给正在左转中的习近平出了道难题。习固然要“打通两个30年”，尊毛时代为党国正统，但否定1981年决议，这位“习大帝”真的敢走这一步吗？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还是看看毛左派的自我定位吧。张宏良不但在自觉站队，而且有意借助中共十八大以来官方的左转，去证明毛左派主张的正确：“回顾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出，以毛派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一直起着对中国改革纠偏的政治领导作用，习近平系列讲话对左翼基本政治主张的吸纳，就是典型说明。当今世界大潮就是席卷天下的大众民主运动，大众民主运动的两个根本要求，就是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就这一点而言，21世纪的大众民主运动，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作者称，“习近平系列讲话是一个历史标志，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正反合的第三阶段”，中国左翼的政治前途，就是“充当共产党的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以“实现中华民族第二个伟大梦想”。
然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在一个权力高度垄断的国家里是实现不了的。与张宏良指责的相反，如果中国需要什么“梦”的话，它最需要的恰恰是“宪政梦”，“强国梦”只有在实施宪政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共产党如今被置于“极其被动的历史位置上，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领导社会的合法性借口”，不是什么“敌对势力”使然，而是因为权力垄断势必走向变质，成为维护特权、压迫民众的工具。假如说谁背叛了“社会主义”，那么始作俑者就是一党专权的党国体制；而若说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那么前提是要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本文节选自正在写作的《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
马宾等老干部的“献言书”
马宾（1913~），安徽滁州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建政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南风窗》刊登过一篇关于马宾老人的纪实，文章称：10多年来，马宾无时不在缅怀毛泽东时代。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公有制经济昌盛，不脱离群众且世风良好的年代，转眼间，在物质刺激和市场效应下，社会风气败坏，“满目都是假，唯有腐败真”。当此之时，他力呼恢复毛泽东时代治国路线，再来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种腐败、不公等社会经济现象。
近些年，马宾多次公开领衔向中共中央及其他权力机关“上书”，陈述毛左派人士对国是的担忧。比如发表于2007年9月的《170名老干部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就痛陈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正在兴起——
“工人阶级不仅经济上贫困化，而且政治社会地位大大降低”；“我国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现在，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在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中形成的新资产阶级必然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早在十六大之前，在党章不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的条件下，实际上通过党员变老板、老板变党员，资本家已经进入共产党内”；工农大众则“沦为弱势群体”，“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处于比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还不如的悲惨境地之中”。既如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还存在吗？一个让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参加的党，一个让工人阶级沦为弱势群体的党，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还能够坚持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吗？如果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我国的建设事业还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推进吗？我国还能够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吗？”
这些发问，不乏老干部们的忧国忧民之情，却也体现了典型的毛左派人士的马列原教旨主义政治立场。所谓原教旨主义，意思是回归教义本源，这里指毛左派强调遵循那些最正统的、中共建政以来就一直标榜的意识形态。更近的（2013年7月11日发表）的“呼吁书”这样概括中国面临的“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
国内已经出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丧失、贫富两极分化、环境资源破坏、对外经济依赖、许多资本家进入党内、工农大众沦为弱势群体、严重腐败与社会风气败坏、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转基因主粮已在扩散、全盘西化势力气焰嚣张、人心涣散与理想信仰缺失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正实施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以“和平演变”为主要表现形式，对我国进行一场全面的无硝烟的战争，企图肢解灭亡我国。
为此作者们呼吁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
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恨是中国几代愤青（愤老）的共同特点，对此本书后文要专门分析；令人惊叹的是像马宾这样的百岁老人竟然如此“矢志不移”。出于中国人的敬老传统，本书不对马宾老人的观点多做置评。我们还是看看年轻些的、也更典型的毛左派代表人物吧，这样的人物在当今中国知识界并不缺乏，张宏良、司马南、韩德强、孔庆东等等大概都可以入列。我们就以张宏良为例做些分析。
张宏良对毛泽东和文革的颂扬
张宏良（1955~），山东济南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鲜见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问世，却以“乌有之乡”等毛派网站的写手著称，被认为是毛派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尽管张的文章中常常充满了混乱。
张教授对毛泽东推崇备至。在2008年初发表的《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一文中，张宏良认为，毛泽东的功绩不仅在于使百余年被西方列强踩在脚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历史上第一次翻身当了主人，同时还在于毛泽东创造了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多年探索创建的大众政治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优秀成果，是自人类民主意识觉醒以来的数百年间，历经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三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革命锤炼形成的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民主，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辉煌的思想精华，是毛主席留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世界人民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说实话，如此肉麻的语言在21世纪的中国本来已经不多见了。但我们还是要承认，把中国的文革理解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且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民主”，此乃张宏良教授的重要发现。这位毛左派学者提出的证据是——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毛泽东生前已经勾勒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基本框架，包括：以“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利保护制度；人民主导的政治权力结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现代社会分工制度；生命崇高的偶像化原则；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微观管理制度。
而在这位毛左派学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乃至抛弃了毛的遗产。“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之所以从宪法中删除四大自由，并且30年来一刻不停地妖魔化四大自由，提起大民主便恨得咬牙切齿，就在于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恢复四大自由，中央将变成强大的中央，民众将变成强大的民众，国家将变成强大的国家，他们勾结外资强取豪夺百姓、任意宰割国家的时代将会彻底结束。”而“作为中国人民伟大政治创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从里到外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分组审议和讨论，又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地方最高党政领导为中心，人民代表大会便彻底变成了地方党政干部会议。比全国人大代表官员化更可怕的是，地方人大代表越来越多地被黑恶势力所控制，不仅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甚至正在变成欺压人民的工具。”至于全国政协，“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主要是通过堕落实现的。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应该是政治家聚会的场所，只是政治家的聚集无论其政治观点如何，都会燃烧起理想主义的大火，这是中国的权贵集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权贵集团的阶级性质和根本利益需要堕落，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堕落，首先是政治的堕落。于是便开始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污浊化，把社会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五精八怪、鱼鳖虾蟹、歪瓜裂枣统统塞进政协，政协里除了没有应该有的政治家之外什么都有，把事关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名流俱乐部……。”
张宏良还认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陷入历史上最腐败时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升官发财。发财是目的，升官是手段，千里做官只为财，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特别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规模的权力买卖市场，当官成为最大的暴力产业，所有权力的市场价格都在暴涨，特别是当教育和医疗的权力进入市场以后，不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也加入了暴富行列，大家一起欢呼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其实，权利结合、纵官逐利，是封建社会的固有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设计，如果非要说设计不可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规模上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了而已。对于现代国家来讲，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来讲，真正需要设计的是如何建立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利制度，防止通过权力买卖，把有限的公权变成无边无际的私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化大革命真的如此美妙么？
张宏良敢于批判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令我对这位毛左派人士刮目相看；但抑邓扬毛，称毛“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云云，同样谬之千里。这里的问题是：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后，我们究竟当如何看那场被张宏良赞不绝口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与此相关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评价毛泽东？毕竟没有毛，就不会有文革，毛是文革发动的始作俑者，也是理解文革这一历史现象的关键要素之一。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长文《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文中有一节专论“对毛和文革的再反省”——
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毛泽东都是现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歌颂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领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批评者正相反，他们把毛视为最大的独裁者，给1949到1976年间的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政者自己的态度则显得暧昧而尴尬：一方面，他们承认毛晚年“犯了错误”，不该搞那场后来被称为“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毛的画像继续高挂于天安门城楼上，因为毛已经成为这个政权和这个制度的象征，成为这段历史的象征。否定了毛就是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今天的领导人扛不起的一项恶名。
其实，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毛泽东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恶魔，毛和常人一样，也有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但毛注定了要成为人们长久议论的话题，的确是因为毛曾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介入了历史、影响了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赋予了这段历史过多的个人印记。在这个意义上，对毛个人的解读就是对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解读，就是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中蕴含的种种复杂而诡异的内在编码的破译。
那么，什么东西构成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如此深刻而又不幸的毛式个人印记呢？我以为，这个东西就是毛本人在世时力倡、并强力推行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毛的确是个独裁者，但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敛权之徒。作为共产党人，毛有其独特的社会理想。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夺取政权做一个太平皇帝。他还要奋斗去建设一个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念、又符合中国人“大同”理想的“人间天堂”。“继续革命”就是实现毛式“人间天堂”的基本纲领和具体途径。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基本主张理解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逻辑的话，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主张就曾是20世纪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支配中国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
当然，在宪政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个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特殊逻辑是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中共党治独裁政治结构的背景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现代极权主义与毛式乌托邦联姻的最终结果。只有在这个高度，我们才能反观毛的那些“自毁”举动（鼓动民众向上层“走资派”造反、打碎1949年以来辛辛苦苦建立的官僚机构）到底动因何在，以及毛是否真的如张宏良所言建立了、或至少“勾勒”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众政治文明”。
方便起见，我们就顺着张宏良给出的八个方面论证一一检索之：
其一，所谓“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利保护制度”。在张宏良看来，这“四大自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普通百姓跨越权力、资本和知识三大门槛，拥有了自由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方式，拥有了反抗顶头上司等官僚压迫的政治手段，拥有了抗衡专家学者等‘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手段，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 其实，在最好的意义上，这个“四大自由”不过是被官方抽象认可的公民表达政治意见的几种具体形式而已，虽然也曾列入1975年和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从来没有真的成为“制度”。而就具体历史而言，“大鸣大放”本来产生于1957年，当时毛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但凡是响应毛的号召真提了意见的人，大多数成了“右派”，可见“大鸣大放”未必是真的，至少有限度。60年代加进“大字报大辩论”，确实构成文革初期一景，但与此相联系的是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批走资派”、“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所谓文攻武卫）等等，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由最高当权者发动的底层政治运动，它和“民主”无关，更和“人权”无关；毋宁说，在大部分场合，它是彻底反人权的，因为文革时期的“四大”常常伴随着骇人听闻的人权迫害（批斗、抄家、甚至虐杀人命），所以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提起“四大”反而会勾起带血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无论毛泽东怎样提倡“四大”，有个界限很清楚：这个“四大”是不准用于批评党本身、尤其是毛本人的，谁敢触碰这个红线谁就是“现行反革命”！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等都是因此而丢了性命。这叫“民主”么？不，这不是民主，而是典型的专制，它和现代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二，关于两会一府制度。据说“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以参众两院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举，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大代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
人们会怀疑，说这番话的张宏良是否生活在中国。请问：中国的政协何时有过“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在共产党尽显开明之态的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仍然是中共主导的结果，哪里有什么“多方较量”和“反复斗争”？至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其主体从来就不是什么“普通老百姓”，而是各级党政官员，即便有些来自基层的代表，不过点缀而已。文革期间召开的四届人大2885名代表中，“工农兵代表”确实达到72%，就算他们全部来自基层，又能说明什么？不过是为既定的毛中央决策鼓鼓掌而已！中共建政以来60多年，中国的人大代表从来就没有“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的机会，中国的人大制度本来也不是为这个目的设计的。它不过是党的花瓶和摆设。就此而言，从来不投反对票的“资深人大代表”申纪兰和声言“不添乱”的政协委员倪萍倒是这个制度的准确注脚。
其三，“建立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据说，这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实现的。所谓“自上而下”，“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保证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这又是作者对那个年代的过于理想化的解读。毛时代确实提拔了一些基层的工人、农民直接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家领导人”，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皆如是，这既是毛本人未能幸免马克思主义阶级偶像化的一个证明，也有其刻意作秀的成分。但这些工农出身的“领导人”在权力场中其实无足轻重，却是早已被历史证明的一个事实。唯一一个想被毛培养为接班人的来自基层的王洪文，又如此不争气，成了江青、张春桥的小跟班，最终被毛舍弃。那个“三三制”，如果真的实行，在毛式党治框架内有合理成分，但也不过如此，仍然是党如何联系群众的老套路。至于“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作者指“舆论压力”与“社团民主”：“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
然而，这位毛左理论家似乎忘记了，这样的情形只出现在文革初期，昙花一现而已，等到真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三结合”的新官僚机构作为旧的权力机构的替身卷土重来）时，这种革命的嘉年华就迅速退场，成了被收拾的对象。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压力”与“社团民主”的确有助于约束权力，这一点张宏良并没有说错；可惜它不属于毛时代的文革，而属于未来民主中国。
其四，所谓“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张宏良称“目前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几乎无官不贪的腐败泥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升官发财的官场规则，决定了大家进入官场的目的就是发财，从开始就是奔着发财而来，这就从源头上注定了腐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而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
张的以上论证有几层问题：首先，文革期间并没有更改文革前实施的工资制度，比如国家干部仍然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共24级）拿不同的工资、工厂的技术工人则实行8级工资制，即便文革后期实行过“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的改革（我不敢确定这一点，有待证实），也并不意味着“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一体”从而“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后边这个结论完全是过头话。其次，让官员（管理者）拿和普通劳动者一样的工资本来是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以免“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这个乌托邦原则的发明权（设计权）并非中南海的“伟大领袖”；当然，一心要在中国推进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力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泽东确曾钟情于巴黎公社原则甚至想实施之，但后来毛自己也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限制”，不能否定）。总之，毛并没有真的搞出什么“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一月革命风暴”推出的“上海公社”最后证明不过是一场闹剧。真正实现“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让升官和发财变成“两股道上跑的车”，只有宪政民主才能做到，可惜它既不在毛泽东的视野内，也不在张宏良的视野内。
其五，张宏良认为毛时代建立了“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此乃“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公众立法原则”，且“已成为当今世界立法的主要发展趋势”。张大教授对此的论证是：虽然“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限制了公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公众对法律的影响还只限于舆论和司法层面，例如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地方，由人民陪审团断案，在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法律再多也等于无法，因为人民陪审团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这和中国文革期间宏观只有一部宪法，微观只有一部婚姻法那种极少法律文本的状态，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文革没有法律文本并不是没有法律本身，许多法律是用‘群众专政’的条条框框形成的，是典型的公众立法。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并且不是‘武松式精英’立法，而是‘西门庆式精英’立法。”
我不知道张宏良是否研究过西方的法律，但把英美陪审团制度简单地说成“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显然是一个常识性错误。现代陪审团制度固然有约束司法权力、矫正可能的不公裁决、实现公民司法参与等正面功能，但陪审团制度也因参与人往往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盲目断案且加大司法成本而备受争议。在美国等实行陪审制的国家目前的趋势是，对陪审团审理案件的适用条件加以严格限制，以保证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回到本文主题——陪审团制度与张宏良讲的“公民立法”有什么关系呢？需知英美陪审团并不“立法”，也不牵涉“精英立法”和“大众立法”的对立，更谈不上和中国文革年代的“群众专政”“殊途同归”。这种联想的过分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位张姓学者何以可能置文革期间遍布中华的无法无天现象于不顾，而居然断言那时有什么“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以“群众专政”为例，有多少无辜者曾经被这种“专政”所凌辱、所践踏，成为它的牺牲品？更遑论当时的公检法机关也曾被“群众专政”砸烂，而当它恢复起来后，又不过唯“最高指示”是从，十数年间“运动”不断，普通公民随时可能被打成“坏分子”或“反革命”而绝无接受司法救助的可能。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难道张宏良教授对此已经全然忘却了么？至于所谓“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云云，充其量不过左派幼稚文人的想象，它并非现实，当然更不是文革年代的事实。
其六，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现代社会分工制度”。张宏良在此指的是“社会所需要的所有职业，都设置一条能够通向社会荣誉顶端的天梯，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人农民，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是大学教授还是掏粪工人，只要你爱岗敬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就可以直接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就可以受到包括最高领导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尊敬。当掏粪工人时传祥和毛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万众欢腾的场面时，当广场上的教授名流、专家学者仰望着城楼上这位掏粪工人时，他们之间由分工形成的社会鸿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悄悄填平。” 不错，文革前（而不是文革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时是说过“我们之间只是分工不同，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这样的话（大意）且成为一时之美谈，但张宏良没有论及的事实是，在那个年代，“人民”这个词是有所指的，并非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就都属于“人民”。“剥削者”不属于“人民”，“地富反坏右”不属于“人民”。时传祥受到表彰，首先是因为他出身贫苦农民，后来又成为“工人阶级”，当然在“人民”之列，这位掏粪工人固然工作辛苦，值得尊重，但换个同样工作努力的地主分子试试？绝不会受此殊荣。说“这套分工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让社会所有人（——加重号为引者所加）都能看到希望，都有机会拥有美好明天，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是张宏良教授的浪漫梦，文革时代哪有这样的事？！真的要实现“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现代就业平等，前提是承认每个社会成员平等的国民身份，而在那个讲“出身”、讲“阶级成分”的年代，这一点恰恰绝无可能。
其七，所谓“生命崇高的偶像化原则”。作者称“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偶像崇拜的历史”，而“在消除了私有制和政治压迫的毛泽东时代，偶像崇拜开始重新回归生命本身，形成了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即把生命理解为是一个十分崇高神圣的精神过程”，“通过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达到生命涅盘的至高境界”。作者还批评“右派诬蔑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所谓个人崇拜，其实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自我崇拜的一种方式，是生命崇拜的一种方式。人民崇拜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代表人民的利益，更是因为毛泽东反映了人民对生命崇拜的偶像化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所以找不到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右派对生命的理解根本不同。在中国左派看来，生命是一个崇高的精神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崇高追求；中国右派则把生命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人和狗没有任何差别，需要的就是一块带肉的骨头。所以中国左派认为，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实现崇高的追求；右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吃好喝好才是目的。所以便有了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的道德信条。中国右派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原本来自于西方文化本身的缺陷，中国右派大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西方文化历来就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物质现象，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又为这种生命观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物欲色彩，只是西方宗教的发展弥补了西方文化生命观的这个致命缺陷，才相对平衡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右派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把西方生命观的物欲、肉欲色彩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兽性化发展，把中国变成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堕落的地方……”
我在这里大段引证作者的原话，是因为这些话典型地代表着张宏良式的信口开河和逻辑混乱。首先，中国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之疯狂、之荒诞，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忆犹新，我想张大教授当年也一定唱过“语录歌”、在毛像前做过“早请示晚汇报”、在广场上跳过“忠字舞”吧？你认为那是什么“人民的自我崇拜”或“十分崇高神圣的精神过程”么？如果是的话，那么照此推论，今天的北朝鲜就是“生命崇高之偶像化原则”的最完美表现！其实，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既有毛本人出于政治目的有意推波助澜之因，也深刻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渗入骨髓的臣民文化传统。我们本当对此进行认真的反省才是，而且迄今为止这种反省很不够，所以才有今日“颂圣文化”的重新抬头。 愣要把如此丑陋的现象归结为“高尚”，真不知需要什么样的智商！其次，张宏良把雷锋格言拿出来当作那个年代“崇高精神”的证明，这倒的确涉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毛泽东年代“斗私批修”的深层逻辑究竟为何。本章的下一节会专门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暂不展开；但张由此引出的另一个命题却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即所谓“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所以找不到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右派对生命的理解根本不同”。在张宏良看来，中国左派是重“精神”的，中国右派则只需要“一块带肉的骨头”。然谁是“右派”呢？作者一方面抨击“生产力标准”和“白猫黑猫论”，剑指“总设计师”邓小平；另一方面又称“中国右派大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剑指中国的宪政民主派。把这两者同时称为“右派”，已经是张宏良式荒谬的极好证明；更荒谬的是，张氏对两者的批评都是“满嘴跑火车”，完全不着边际。就邓氏“猫论”而言，这个主张有其特殊语境，发挥过特定作用，也有其自身局限，但再不济，也并非如张氏所说“吃好喝好才是目的”、“有奶就是娘”等等如此不堪；至于指责宪政民主派把“西方生命观的物欲、肉欲色彩推向了极端”，更是令人哭笑不得，因为它彻底暴露了作者对西方文化与中国宪政民主派的双重无知。西方文化并非只重“物欲”，这方面张宏良教授应该回到大学去补课（还好，他还多少知道一点宗教对世俗欲望的平衡）；张宏良攻击中国的宪政民主派只需“一块带血的骨头”，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污蔑，因为恰恰是无数中国自由主义战士的勇敢与牺牲，才彰显了人类最伟大、最高贵的品行。在这方面，既没有被党国端掉饭碗、更没有蹲过党国监狱的张宏良们是完全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
其八，所谓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微观管理制度”。张宏良盛赞毛泽东年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称其“不仅能够使企业充满和保持强大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由以往的管理对象变成了管理主人，这是企业管理制度根本性质的变化”。“只是让历史老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创建了人本主义微观管理原则的中国工人，后来却成为工业社会以来最悲惨的工人，不仅工资比重被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连罢工自由的权力都被取消了。更让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中国的右派居然认为拥有罢工自由的时代，是没有人权的专制时代；而取消罢工自由的时代是人权发展的民主时代。”
对此，我只想简单评论两点：第一，“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经毛泽东认可并提倡的一种企业管理原则，当时称“鞍钢宪法”，以区别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这个“鞍钢宪法”强调工人参加管理，但同时也在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背景是毛要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发展之路，带有鲜明的大跃进时代特征。今天的毛左派学者（如张宏良）或新左派学者（如崔之元）总是企图从此类毛式遗产中挖掘正面的、合理的因素，甚至赋予其种种“后现代”含义（“经济民主”即其中之一），却忘记了这些东西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从而做出非历史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个人并不主张对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都持简单化、绝对化（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的立场，但我更反对浪漫化那个时代，用今天的“理论”去套那个时代发生过的事情，这样解读的历史必定是一个被歪曲的历史。第二，必须指出，毛泽东年代的工人并没有“罢工自由”，所以，说那个年代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专制时代”并没有冤枉谁；而今天中国的劳动者仍然没有罢工自由，所以中国的“右派”（自由主义者）才要呼吁宪政转型，使劳动者的生存权、表达权和对各种不公的抗议权得到落实。请问，又有哪位“右派”（自由民主派）说过“取消罢工自由的时代（反倒）是人权发展的民主时代”呢？！张宏良看到了当今中国工人已经“成为工业社会以来最悲惨的工人”、“工资比重被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并为此而呼吁，很好，这也正是自由主义者们在干的事情；但在自由主义看来，劳动领域的这种低人权状况恰恰是中国政治结构不合理的一个证明，因为它没有提供制度化的渠道使工人可以自主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以上是对张宏良观点的概略梳理和分析，已经太长了。
现在，让我们正面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毛左派为当今中国开出的要遏制权贵资本就要“返回文革”的药方是根本错误的、且是完全行不通的？
为什么说毛左派为当今中国开错了药方？
这个回答可以分两个层次：首先，应该承认，最早看到掌权后共产党蜕变趋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这一点，有些自由派朋友未必同意，但是事实。然而，毛的解决办法却是完全错的，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导致了更大的灾难。我本人的另一篇文章《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对此做过详细梳理， 不妨把一些核心论点重述如下：
毛泽东既是集现代党国体制和传统皇权逻辑于一身的大独裁者，又是试图向人性挑战的乌托邦幻想家。同时，作为中共政治领袖，他对这个党如何“永葆革命青春”确曾殚精竭虑。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关于“糖衣炮弹”的告诫是尽人皆知的。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进北京，毛就已经意识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大量党的干部贪腐问题的揭露，似乎证明了毛关于“糖弹”问题告诫的英明，于是执政当局又发动了旨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中第一条“反行贿”直接点明了两个运动间的内在联系，那就是严厉打击“不法资本家”对共产党干部的腐蚀。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事情。毛原来曾赞成建国后的一段时间继续搞“新民主主义”，1952年以后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提出“从现在开始”即推动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一再提升这种“改造”的速度。为什么？除了共产党的既定社会改造理念、执政者所痛感的国家工业化的急迫需求、毛本人特有的乌托邦浪漫情结外，担心城市私人资本和农村自发势力对共产党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腐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一直到文革的演变，以更复杂的形式再次凸显了这个问题。“大跃进”本来想“超英赶美”，由于毛根本不懂经济，栽了大跟斗；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害的大家不再敢讲真话，浮夸风、共产风再起，造成1960、1961两年空前的人为灾难，饿殍遍野。这才有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集体反思和西楼会议的力倡纠左。毛本人也在一定程度内做过纠左努力，比如毛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六十条》，就把核算单位从公社降到生产大队，后来又进一步降到生产队，以避免穷队和富队之间吃大锅饭。然而，当各地纷纷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时，却超出了毛的容忍限度。毛坚持认为，只有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出路。更重要的是，在毛看来，单干势必导致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质问道：我们是站在三分之一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搞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苏联“变修”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角度――证实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蜕变的现实危险。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固然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有关，但“理念”之争对毛来讲同样是重要的。在毛眼中，赫鲁晓夫是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质变的典型，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是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发生的作用。 “九评”中的第九篇文章，即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是这个系列文章中分量最重的，毛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总之，毛一方面在国际共运舞台上大力“批修”，另方面又在国内大力“防修”、“反修”，毛甚至把它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问题是，毛是在什么样的认知语境内来思考这个问题呢？我们发现，半生不熟的马列和中国式的农业乌托邦思想原质，是毛泽东的基本认知背景和依托。马克思理论中最有价值的一些内容，比如对商品经济不可逾越的论述和对“资产阶级历史进步作用”的充分肯定，毛并没有真的理解。相反，毛更看重也更担忧金钱对人心、对革命者意志的腐蚀作用。毛有过一些关于经济发展与人性完善之矛盾的哲人式的反思（比如，毛曾一再表示“‘穷是动力’，这句话说的很对”。穷，才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毛也爱讲“辩证法”，偶尔还引用一下黑格尔，但他从来没有理解这位德国思想家关于“恶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之类主张的深刻含义，更不知以牟利为动机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历史进化功能。毛所热衷的乃是中国古圣贤鼓吹的“大同”圣境，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六亿神州尽舜尧”在实践上并非不可能。这是毛式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根本认知前提，也是毛泽东思考执政党蜕变问题的不自觉的思想出发点。毛提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甚至要把它当作一项根本制度来推行），主张取消军衔制，批评高干子弟搞特殊化，鼓吹在分配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都有这个思想认知背景在里面。
当然，上面这些，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以共产主义事业追求者自居的农民革命家的认知幼稚。更重要、在实践上也造成更严重后果的是，毛总是把执政党蜕变问题置于“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思考之，定义之，结果势必转换问题的真实发生学语境，遮蔽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和它的本质。为什么会发生共产党进城后的“革命意志衰退”乃至腐败蜕化现象？这个问题从我们今天达到的宪政自由主义认知高度并不难回答。不要忘记，1949年建立的这个政权是一个由共产党一家完全控制权力的极权主义类型的政权。不管党的意识形态如何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对权力的垄断以及由于这种垄断势必造成的公共权力监督缺位，早晚会使各级党的官员体会到权力带来的“额外好处”。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现在变成了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而在参加革命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们能经得起这些“额外好处”的考验么？
可以说，不论城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还是广大农村，在缺乏有效制度监督的一党专权体制内，公共权力发生“烂掉”的危险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那些问题的逻辑真实性，而不管它在程度上、细节上可能有多少出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的本性本来就是如此。尽管共产党自我整肃的运动不断，仍然无法斩断权力和不法利益的联姻，――虽然当时的不法利益从今天的“标准”看极其有限，可能只是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捞取了一点好处，甚至只是索取了一些消费市场上的紧俏物品，接受了行贿者的小小贿赂而已。这些问题在宪政民主体制内不难解决，那就是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用法治的办法、新闻公开和舆论监督的办法、反对党制衡的办法、司法独立的办法等等来预防和惩治腐败。但毛不可能走这条路。毛——和他的偶像列宁一样——早就把这些东西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而予以拒绝。事实上，毛完全是用另外一套逻辑来解读共产党蜕变问题的，这就是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反蜕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逻辑。
前边引述的有关“糖弹”的警告已经把共产党人可能的贪腐与“不拿枪的敌人”的“攻击”连在了一起。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上半期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也被认为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眼中，干部多吃多占、贪污公款之类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反映”，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之类活动“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 毛亲自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种表现，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它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除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包括“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社教的目的，就是经过教育，使干部和党员“端正无产阶级的立场”，“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毛本人有一段经典“语录”当时曾广为人知，乃至人皆能诵，这段话更典型地体现了有关执政党蜕变的毛式解释逻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真乃一个惊心动魄且意味深长的提醒，甚或预言！然而，这样一个有关“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逻辑却完全曲解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真正危险，误读了公共权力异化的真实原因。 权力的自身异化被解释为外力颠覆的结果，权力异化的哲学人类学属性被解读为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对抗属性。四清运动后期，毛更加明确地提出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党内——直至高层——已经出现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小修小补已经无济于事，必须找到一种更彻底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什么办法？——这就是毛亲自发动的、毛式“继续革命”理论统领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西式民主被拒绝（因为毛不能允许其它人与共产党分享权力），苏联又提供了“变修”的反面经验，在上述前提下，毛式“继续革命论”就成为一党体制内解决共产党蜕变问题的唯一抉择，而通过发动文革整“党内走资派”、挖出“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是这个思路合乎逻辑的结果。
我以为，毛把文革誉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 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乃是毛泽东追寻其革命“价值”、毕其晚年之力试图实践乌托邦理念、同时阻止共产党蜕化趋势的一次巨大而无望的努力。不少朋友喜欢从权力斗争角度来解读文革。不错，中共高层的权争是理解当代中国史（包括文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权力之争在本文所述的这个问题链中有多大“意义”， 尚需推敲。事实上，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及认知上，中共领袖群体并无大的差别；通过“反修”保证共产党的纯洁，也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共识。邓小平曾是当年对苏谈判、论战的主将之一，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时甚至比毛表现得更“左”。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毛关于党内高层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责纯属杜撰，是毛为了拿下刘的一个托词。无论在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都没有人真的对毛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过威胁，或试图构成这种威胁（文革中“5.71工程”之类的计划另当别论）。毛为什么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这是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指出如下一点就够了，即毛既是一个彻底的独裁者，也是一个浪漫的乌托邦追求者；毛在运用权术方面的狡诈、狠毒和信守乌托邦理念时的执着、天真，竟然如此奇特地合为一体。执政党蜕变的担忧在毛泽东那里是一个重要问题乃至核心问题，这本来反映了一个大国、大党政治领袖的深刻，但毛思考这个问题的框架和解决问题的套路却完全错了，且错的如此彻底。这个错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想再强调一遍：在执政党反蜕变问题上，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毛那里，只有阶级概念，没有公民概念；只有“党的领导”（实即毛本人的领导），没有权力制衡。毛不允许动摇一党专制的根本体制，又幻想在这个体制内解决、至少是遏止共产党的自身蜕变趋势，结果只能搞出这么一套毛式发明，通过不断“运动”来实现共产党的自身整肃，乃至向基本人性挑战，试图以不断的“斗私批修”塑造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给“党”、也给整个民族注入生机，其实却早已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文革虽然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命题，却没有、也不可能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邓及邓后时代贪腐加剧、权力蜕变加剧的原因
对邓小平时代及邓后时代的讨论把我们直接引到回答前述问题（即为什么说毛左派为当今中国开错了药方）的第二个层面，那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甚至不再具有毛时代反蜕变的某些“有利”条件，反而使这种蜕变更加疯狂而危险。这里，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的被承认和随之而来的被扭曲，以及作为此种扭曲结果的独裁体制内权力与金钱的结合，必然大大加速权力的蜕变。毛左派没有看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没有在改变中国的独裁政治上思索并着力，却总是幻想“倒回去”，开历史倒车，需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愚蠢的，而且是对公众的严重误导。
我们知道，毛泽东年代是不承认市场经济的，那个年代时兴“计划经济”。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真实逻辑？这个问题，马克思其实也只答对了一半。当马克思承认“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刺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源泉时，他是对的；而当马克思断言这种交换的“资本主义”性质不过是人类劳动的“异化形式”从而不具有恒常性时，他又是错的。人的经济行为有其天然的自私性，这既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又是文明累积不期然的产物。简单点说，利益驱动是核心，是根本，这是几乎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都能体验到的东西，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理性尚无法超越的现实。毛泽东恰恰是因为不承认这个哲学人类学上的基本现实而跌了大交。毛在文革中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以“斗私批修”为核心的表现为道德完美主义的禁欲主义；一个是经济领域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平均主义。这两样东西都体现了毛精神气质中所特有的那种“唯意志”成分，以至“突出政治”被推到极端，演变成全民族的一场癫狂。当然，200年前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布宾主义者、同时或稍后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曾做过类似的梦，尽管哲学基础不同。但他们的实验规模要小得多，在历史上的影响和对民族的危害也相对轻得多。中国的文革则的确空前绝后。
但是，正因为毛是在向人性挑战，毛的幼稚中又蕴含着深刻一面，那就是对利益驱动和贪腐产生两者之间暧昧的、又是紧密的联系的某种直觉性的把握。邓小平则显然肤浅了许多。他没有料到文革后必然出现的大规模的、甚至是疯狂的利益动机释放，这样的释放在人的本性被压抑10年之久后爆发的能量将是极其惊人的。它可以产生巨大的正面结果，也可能因为规范、疏导不利而造成破坏性的结局。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规范和疏导？这就是承认市场经济的合理制度前提，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社会环境和民主政治基础。然而，由于惧怕政治改革威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邓拒绝宪政民主，拒绝建立和市场经济配套的民主政治体制，这必然使开放条件下权力的腐败溃烂迅速变得不可收拾。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这样一个比较：计划经济年代的特点，是财权、事权的高度集中控制（不管部门管理还是地区管理，均是如此）。对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来说，权力与他所能支配的金钱之间只有有限的联系，想腐败也腐败不到哪里去。可以说，正是“指令性”的控制机制与毛时代的反蜕变努力在一定意义上遏制了当权者在经济领域里的权力异化趋势（这就是前文说的计划经济对于反蜕变具有的某种“有利”条件，尽管它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时期全无贪腐，所以照样需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现在不同了，社会环境已变，市场已经放开（或正在放开），厂长、经理们手中有了更多可支配的金钱；转型中经济体制的变化和某些过渡性措施的采取（比如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和“股份制改革”）又直接、间接为经济寻租创造了机会……。总之，正是因为权力与市场结合，市场的正面功能被权力的非法介入所扭曲；市场的文明缺陷则被权力的胡作非为进一步放大，乃至畸形化。更可恶的是，凭借权力又以权力为核心的非法利益的扩张，乃是在“公有制”名义下进行的，又是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它其实是各级公共权力持有者或公共财富掌管人以及他们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对全民财富的集体性变相掠夺。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亿万普通劳动者、底层社会成员的利益被侵占、被盘剥，并非别的什么原因，恰恰是独裁政治逻辑和权力蜕变逻辑自身演变的结果。马宾老人等呼吁恢复党的传统意识形态，试图在“先锋队”和“领导阶级”的意义上找回劳动者的尊严，其实只是一群仍然生活在中世纪的善良者发出的不平而已，不但时空上是错位的，而且完全不现实。而张宏良之类的毛左学者则根本未能洞察（或明明看到了而故意回避）贪腐蔓延与中国独裁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刻联系。他们美化文革，空喊要“回到文革”，却不知文革所以能发生，离不开专制制度这个背景；更何况邓氏改革开放，早已在颠覆了毛泽东文革式反蜕变逻辑的同时，营造出更加可怖的贪腐环境，演绎出更加可怕的蜕变大戏。这是“继续革命”能够解决的么？当然不能。我们说毛左学者罔顾历史逻辑，为当下中国开错了药方，其道理就在这里。
毛左派与民粹主义
毛左派还和民粹主义有关。所谓“民粹主义”，原意是抬举民众，蔑视精英，故与“精英主义”相对。民粹主义的特征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与理想；主张依靠大众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鼓吹“造反有理”，革命行动高于法律与程序；倡导“杀富济贫”，实现“均贫富、等贵贱”，等等。从“依靠大众进行激进变革”中又产生超越条件和时代可能而进行社会革命的设想或主张。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20世纪中国文革式的乌托邦工程都有这个特点，二者骨子里都认为“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可能的，依靠农村村社（俄罗斯）或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觉悟（中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里同时夹杂着平均主义和大众直接民主的种种想象。前文引述的张宏良关于“大众政治文明”的种种说辞，恰好证明了中国毛左派身上深深刻印的民粹主义烙印。
在当今中国，民粹主义特别表现为非理性的仇富心理，这当然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背景下权贵资本的大行其道有关。但持有民粹主义主张的人往往不分非法致富和正当经营之间的区别，攻击一切财富和为财富辩护的声音。“炮打茅于轼”就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事件。
茅于轼（1929~），老一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同时亦是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2006年到2007年，茅于轼先后发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致富》、《关于民企原罪问题的对话》等文，提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等观点，结果引来毛左派人士的一片批判浪潮。其实，茅于轼对社会底层充满同情，且身体力行为底层民众做好事。他为“富人”说话，主要指那些靠自身奋斗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他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生存艰难，屡屡受到腐败官员的盘剥，又面临和国企竞争的不公平环境，为他们说话、争取他们的权利是应该的。这和为穷人说话并不矛盾。以上道理并不复杂，但茅于轼仍然遭到痛骂，可见民粹主义的非理性仇富有多厉害。毛左派总是自命代表底层大众而斥自由派是精英政治，是权贵的走卒，其实，自由主义才是底层民众的真正代言人，才是弱势群体利益的捍卫者，因为自由主义的本意就是约束权力、捍卫权利，这一点，本书第一章就做了阐明。那种只是从英国贵族保守主义角度理解自由主义的人视野太狭窄了，而故意把这种自由主义安到当代中国自由派的头上则是别有用心。
另一件针对茅于轼的民粹主义攻击发生在2011年。财新网5月27日发表茅于轼评毛文章《把毛泽东还原为人》，迅即遭到毛左派的围攻。乌有之乡网站居然动员各地毛左力量组织“公诉团”，派代表上书各级人大，要追究这位学者“污蔑国家领袖”的“刑事责任”。毛左派还召开各种会议，“声讨茅于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罪行”。这一“批茅”闹剧把近年来的中国民粹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
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往往演化为对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呼唤；而有能力、有野心的政治家也常常利用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又和极权控制相映成趣。当今中国同样面临这样的危险。还应该看到，恰恰是党国体制对信息的管控、对理性的公民社会的扼杀，造成民粹主义疯长的温床，因为原子化的、一盘散沙的、又往往头脑简单的“大众”最容易受到心怀野心的政客、宣传家的影响，或受到当局的摆布。
毛左派与“中国梦”
不少毛左派人士仇视普世价值，批评、抹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视“西方”为敌对力量，这些都和官方意识形态相吻合。所以，尽管胡锦涛时代官方讲“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似乎既批毛左派，也批自由派，实际上当局对两者的态度仍是不同的。对毛左派的批评性言论，官方很长时间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认真对待，只是在必要时才略加整肃，以免其过于“出格”，但对自由主义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统治者眼里，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主张才是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这种不同决定了毛左派、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同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不同性质，也决定了在条件适宜时，毛左派有向党国专制权力靠拢的趋势。
还以张宏良为例。这位毛左派学者2013年7月发表《中国梦与中国左翼政治前途》一文，这是他在“乌有之乡”一个讲演的整理稿。在该文中，张宏良热烈响应习近平“中国梦”的提法，称“中国梦是三大复兴，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张宏良说，中国近代史的悲惨经历决定了中国人的两大梦想：站起来和强大起来。“是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不负众望，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实现了第一个中国梦”。但第二个中国梦却遭遇失败，根本原因是邓小平的功利主义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一个中国梦的成功和第二个中国梦的破灭，再次证明了一个历史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强大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作者盛赞“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是七十年代强国梦的继续”，呼吁毛左派应积极“宣传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因为“习近平主席系列讲话包括了中国左翼基本的政治主张，宣传系列讲话就是宣传左翼的政治主张”。当然，作者也忘不了批判自由派——
倡导宪政的人并非是真正要搞宪政，而是宪政这个漂亮借口最有利于置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于死地。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有三种民主模式，即权力民主、资本民主、大众民主。这三种民主模式的历史排列，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进程。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和进步性，来自于大众民主。可是，国内外右派利用邓小平狭隘的报复心理，搞了个全面否定大众民主的《历史决议》，自己把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打掉了，结果被国内外颠覆势力把共产党一党领导归结为是封建权力民主模式，权力民主与资本民主相比较，又是落后的反动的政治模式，这就把共产党放到了极其被动的历史位置上，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领导社会的合法性借口，只能借助于军警力量维护社会稳定。
这段引文让人啼笑皆非，张宏良式的逻辑混乱再次登场，不堪一驳。纵观本章引用过的张氏文字，不难发现作者深陷“文革思维”之中，足证这位毛左学者远未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其棍子文风尤其证明了张的文革遗毒之深、之烈，以至到了自己浑然不觉的程度。但这段文字有个要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张宏良主张推翻中共自己做的1981年《历史决议》，因为这个文件“把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打掉了”，从而“把共产党放到了极其被动的历史位置上”。实际上，张宏良是希望习近平彻底为文革翻案，为毛泽东“平反”，毛没有什么“晚年错误”，而是功劳盖世。这倒是给正在左转中的习近平出了道难题。习固然要“打通两个30年”，尊毛时代为党国正统，但否定1981年决议，这位“习大帝”真的敢走这一步吗？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还是看看毛左派的自我定位吧。张宏良不但在自觉站队，而且有意借助中共十八大以来官方的左转，去证明毛左派主张的正确：“回顾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出，以毛派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一直起着对中国改革纠偏的政治领导作用，习近平系列讲话对左翼基本政治主张的吸纳，就是典型说明。当今世界大潮就是席卷天下的大众民主运动，大众民主运动的两个根本要求，就是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就这一点而言，21世纪的大众民主运动，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作者称，“习近平系列讲话是一个历史标志，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正反合的第三阶段”，中国左翼的政治前途，就是“充当共产党的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以“实现中华民族第二个伟大梦想”。
然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共同富裕”和“大众民主”在一个权力高度垄断的国家里是实现不了的。与张宏良指责的相反，如果中国需要什么“梦”的话，它最需要的恰恰是“宪政梦”，“强国梦”只有在实施宪政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共产党如今被置于“极其被动的历史位置上，无法为自己找到任何领导社会的合法性借口”，不是什么“敌对势力”使然，而是因为权力垄断势必走向变质，成为维护特权、压迫民众的工具。假如说谁背叛了“社会主义”，那么始作俑者就是一党专权的党国体制；而若说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那么前提是要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转型。
（本文节选自正在写作的《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
[1] 见《南风窗》2009年第24期刊载《“遗老”马宾》，此文亦见南风窗网站，2009年11月26日刊出。
[2] 博讯网2007年9月20日刊载。
[3] 红歌会网《马宾等2993人发出呼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挽救国家和民族》，2013年7月11日刊登。
[4] 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载于《思想学术网》2008年1月24日。
[5] 同上。
[6] 同上。
[7] 张博树《共和60年：关于几个基本问题的梳理》，见拙著《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附录一，香港晨钟书局2010年版，页244~245。
[8] 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这里所说新的“颂圣文化”，指中共十八大、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官方媒体对习近平个人的颂扬急剧上升。
[17] “两参一改三结合”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由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18] 张宏良《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19] 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被收入拙著《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95~142。
[2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页1328。
[21] 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页338。
[22] 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页782。
[23] 见邓力群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乌有之乡印制，页686。
[24] 在四清运动开始时各地党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充斥了此类语言。见《四清运动实录》，页34。
[25] 同上，页38。
[26] 这段话出自毛为《浙江省7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又曾作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的引语（1964年7月14日），被收入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页36～37。
[27] 这里也要解释一句：毛泽东那个年代从来不把手中掌握的政权界定为“公共权力”，而把它理解为“人民民主政权”或“无产阶级政权”，尽管事实上这个政权担负了大量“公共权力”的职能。
[28] 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曾把毛的“继续革命论”概括为6个要点：第一，必须用马列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第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六，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参见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609～610。
[29] 1976年毛病重时曾召见华国锋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参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版，页96）
[30] 张宏良《中国梦与中国左翼政治前途》，见作者本人新浪博客，2013年7月22日。
[31]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