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持人近日被“有关部门”带走，社会上一片骂声和喊打声，连官媒都於翌日发表社评，断言“芮成钢案敲响社会权力腐败警钟”。社会的共识似乎是，像芮成钢这样自办公关公司、滥用媒体“软权力”，就是公权力腐败之外的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腐败。不这么干，就是洁身自好的媒体人和好人。
其实，对於大陆媒体人而言，不利用媒体“软权力”谋私，循规蹈矩做事做人，也不见得就比芮成钢乾净，更不比芮成钢拥有道德先进性。体制内的媒体人，可以不捞钱，但想不干昧良心的事却很难.很多人不利用媒体“软权力”谋私，却成年累月说大话、空话和谎话，以撒谎和替人圆谎为饭碗。如果说芮成钢以权谋私尚未出乎人性之外，那种撒谎和替人圆谎的生涯，具有非人性的属性，细细想来，真正是难以理喻。
记得1998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洪水，当时我是某党委机关报一名“跑党政”的记者，有一天跟着一位市委常委到某段长江大堤防汛。当时属洪水稳定期，并无特别险情，那位市委常委在堤边巡查了一下，除了一些寒暄招呼，既没有作出任何指示，也没有加固堤防的动作。我回到报社编辑部，老总正带着一帮人开编前会，要求头版头条搞一个所谓“综合报道”，让每名市领导都亮亮相，写他们防汛一线有什么护堤行动、讲了什么鼓舞人心的话之类。我如实禀报那位市委常委既没有作什么指示，也无值得一提的护堤行动，报社老总和其他部门负责人大笑，认为我不可理喻。我知道他们的意识是“编”，尽管往好里说，就行了。我当然照办了。
在机关报和政府电视台，所谓“批评报道”必须有编辑部的筹划和党委宣传部的同意，但写表扬稿毫无禁忌，实际上是毫无底线。基本的手法就是一个“编”字，记者和编辑都可以驰骋想像，可以夸大其词，可以无中生有，能让领导高兴算你的本事。我曾经负责报道过两任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的部分活动，此二人都不善言谈，或者是他们故意藏拙，到哪儿都“讲三点要求”，而报道都是要发头版头条的，於是只好帮他们添油加醋，将三点要求扩展成一大堆“强调”、“指出”。这种事我干得多了，但从未听说领导指责我报道失实。相反，其中一位还特别喜欢审稿和改稿，现场没有“强调”的他要在报道中“强调”，现场没有“指出”的他要在报道中“指出”。
中国号称“党管媒体”，媒体被党管着，是“党的喉舌”。所谓“党的喉舌”，就是党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党没说但要你说，你也得说，说得领导高兴、满意，领导才会答应。媒体和媒体人在党的事业中的这种地位，注定了媒体人只能是说谎者和圆谎者，这是现有体制的安排。
帮忙说谎和圆谎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12年2月8日上午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而官媒不质疑，不深入调查，非常忠实於重庆市委的意志，以微博形式将薄熙来同志的意思表达传播出去了。
官媒微博的做法虽然是替人撒谎，但算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至少没有添油加醋。党的机关报和政府电视台，经常要承担的一项任务是“树典型”，其实就是添油加醋。哪里有人做件好事，宣传部门就会要求媒体掘地三尺，非得报道那人“一辈子做好事”。比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年新华社获悉他的一些事迹后，有心把他整成一个典型，於是说他解放前苦大仇深、干革命根红苗正、死前一心想改变兰考县贫穷落后面貌，绝对“高大全”。直到2013年3月，有媒体作了一篇题为《焦裕禄前传》的解密式报道：1942年，焦“为了还帐和生活，也只好去卖兵了”，但没几天就又被放回家了，后来再度“与叔家弟弟焦裕祯共同跟（邻居）窦（安庆）到夏庄去当汉奸兵了”，只是没几天就开了小差。作为党的媒体人，谁不鼓捣出几个“先进典型”，谁就不算一名合格记者。
并不是说，媒体人只有服从命令的份，相对於某一级党委，如果是上级党委的媒体及其记者，就成了此一级党委巴结的对象。新华社驻省分社、人民日报驻省记者站，每年可以从所驻省省委省政府得到几百万元拨款。需要时省里还要划拨土地给这些“中央新闻单位”，名曰支持工作，实则希望高抬贵手、帮着说谎圆谎.一些在下属媒体记者面前趾高气扬的宣传部领导，见到中央在地方新闻单位的记者，个个点头哈腰。
近年来传统媒体不景气，地方机关报纷纷向“中央新闻单位”学习，到所辖市、区、县设立记者站或者办事处，以期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做大政府性广告市场，增加报纸收入。报社先拉来某个市、区、县“向领导汇报工作”式开象广告，马上在各地之间形成一种攀比效应，最终机关报与下级权力之间建立起一种广泛而稳固的政治—商业利益关系.
如果说芮成钢的倒台是个人滥用了媒体“软权力”，普遍的情况则是，媒体“软权力”被我们的党和政府自己滥用了。这种硬权力与软权力的交媾，相比於芮成钢式“社会权力腐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是体制本身，无人监督，没有“有关部门”调查和抓人，它被法律和纪检监察机关豁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