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本文摘要：正因为中国是这样一种专制国家，中国最最需要的恰恰是公民教育，让中国所有的人或99.99%的人都能成为合格公民。在李慎之看来，一个国家，没有合格的公民，不能建立起来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什么民主、自由都不可能成功——而这一切的前提，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的专制，直到彻底铲除。
专制，是戗害人类自由思想精神的魔鬼，独裁者正是这个魔鬼的指挥官。当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名网友在一篇文章后面跟帖说：“如若中国的精英几十年来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还需等到今日才‘崛起’吗？”忍不住又跟了一帖：李慎之在一篇文章中非常痛心地说过这样几句话：“到八十年代中国又开始要走现代化的道路的时候，莫说社会风气的衰败与人民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不是一九五七年可比，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与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补上。”（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见《李慎之文集•上》第191页）
一
李慎之先生晚年真是大彻大悟，否则也就不会有那篇朴实率真流传甚广且堪称其“代表作”的《风雨苍黄五十年》，难怪当局不高兴。
觉悟原本没什么不好，当局也并非一概反对觉悟。特别是像我这种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打五十余年前读小学起，就开始听到觉悟二字，老师也总是耳提面命要我们提高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觉悟我们脖子上戴的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直至那场文化大革命被发动，更是要觉悟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到了现在，自然也就又变为要觉悟“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都不是好东西”。
可见，关键要看你这觉悟对政府是否有利——有利，你的觉悟就是好的；没利，甚至相反，政府就不希望你觉悟。如果不幸的是，恰巧你那觉悟正是政府所不希望的，政府自然也就不高兴，政府一不高兴，也就不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不过，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半个世纪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人，经常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干着“否定之否定”的勾当。
那么李慎之晚年大彻大悟到什么地步了呢？还是抄他自己的几句话来证明。他在《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的要结尾处说道：“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又说：“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做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而对某些人做出过承诺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的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中国不管什么人，读了上面这些话，还要放弃民主甚或反对民主乃至打杀民主，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因为可以说，中国眼下的困境，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更不用说那些群体事件，说到底，都是因为中国人并未得到真正的民主。这也是本人为什么一见到那些对民主胡说八道的伪公知伪教授们（这种公知教授以清华北大居多）就像疾恶如仇一般，特别地仇视他们，甚至不断作文进行反击的缘故。
在自己看来，中国的民主道路本来就走得艰难，孙中山不说，蒋介石不说，打1949年后毛泽东算起，事实上就一直实行专制独裁，反对民主※，至今仍被列在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外，可一些伪公知伪教授们非但不知反省，反而总是为专制独裁拉客观找根据，甚至唱赞歌，并且不断地在下面给高层煽风点火，以至决策者们做出错误判断，制定一个又一个不利于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没有一些伪公知伪教授们的胡说八道，中国的民主道路绝不会走得如此艰难，今天的中国也绝不会是现在这样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中国。所以在这里，本人郑重其事地诅咒他们！
二
那还是前不久，自己敲了一则我们到底想培养“接班人”还是想培养“人”的短文，而我所说的“人”，当然是指两百多年前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所讲的“没有他人的指导”也“能使用自己的知性”这样一种人，现在通称为有民主意识的公民。
一个合格的公民，绝不需要在别人引导甚至是指导下才会思考才会作出判断，而且总是“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中国社会弄到今天这样一种情形，很大程度上，不仅普通国民，就是国家高层实际上也没有学会用自己的知性思考中国，思考世界，而是让主义让旗帜让所谓的“指导思想”在引导或指导自己，与其说是“向前走”，不如说是徘徊甚至倒退。
别看也有“智囊团”，且不说那智囊团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学会使用自己的知性说话办事想问题，就算有几个会使用自己的知性者，可那些真话他们敢对君主说出来吗？估计也正是这些缘故，智囊们非但没有给高层增光添彩，反而常常害得国家首脑在世界上闹笑话。难怪朱镕基做国家领导人时往往就不听智囊们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学会了使用自己的知性。
说到培养会使用知性的公民，不由自主就想到一个人，他就是上面提到的李慎之先生。
李先生去世后，由他的夫人和一些朋友帮忙出版了上下卷两大册《李慎之文集》，超过50万字。只要认真读过文集的人大约都有一个体会，这就是李慎之晚年的思想不仅十分自由，且极为深刻，这往往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能做到。
两大本文集，特别是上卷中的大部分文章，给本人的感觉，主旨都是在表达一个相同的观点，即中国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教育、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甚至像民主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一样，专制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是管到一切人，谁都逃不掉的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它的范围特别广，权力特别大，历史特别长，根子特别深，生命力特别强”。因此，中国的启蒙者今后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认清专制的本质，坚决改变专制，直至彻底铲除。中国的专制一天不除，中国便一天难好起来。
说到这里，想到今年年初自己曾在批评北京庆丰包子店朱某人造神的一则短评中提到半个多世纪前郑州有劳模去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后回到家三天没洗手。近日从一家电视媒体的“大揭秘”节目中在谈到“相声往事”时得知，相声泰斗马三立1956年到中南海因给毛泽东说相声受到毛的接见，而接见时自然要握手的。节目告诉我们，那天马三立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家人也都早已睡下。马三立一进屋，就招呼家人赶快起床，说是他今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还和他握了手，因此，他要用毛主席握过的手与家人都握一下，象征着家人也都受到了毛的接见。由此可见，专制制度已经把全体中国人弄得神魂颠倒，愚昧透顶。要想在这样一种国家建立民主社会，其难度可想而知。
正因为是这样一种专制国家，中国最最需要的恰恰是公民教育，让中国所有的人或99.99%的人都能成为合格公民。在李慎之看来，一个国家，没有合格的公民，不能建立起来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什么民主、自由都不可能成功——而这一切的前提，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的专制，直到彻底铲除。
三
这两本文集跟自己已经差不多快十年了，先前虽也浏览过其中某些篇章，但一直没有意识到应该通读，直到今年春上开始像读经典一样的捧读后，让自己一下子感觉到李先生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不仅有思想认识的深刻，而且对于反对专制、提倡建立公民社会没有一丝犹豫。在自己阅读中深深地感到，如果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精英们不能像李慎之这样对中国专制有透彻的了解和认识，也就不可能相信专制对中国的危害有多大；而如果对专制对中国危害的程度认识不够，也就不可能真正下大力气改变专制，进而铲除专制，而中国的专制不除，中国人的民主自由、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也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们还是来看看李慎之是如何说的吧。
在李慎之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有不少光辉灿烂的篇章，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却是专制的，而且这种专制侵淫了中国一切文化生活和人的思想意识乃至灵魂，早就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正如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所说：“中国的专制主义，因为时代的不同，内容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大体上都差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人的政教礼俗。……凡是能决定支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教礼俗的，就正是意识形态。”因此，李慎之特别强调，我们绝不可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搞混淆了。
什么是传统文化，像诗经、先秦诸子百家、史记、唐诗宋词、元朝的杂剧、小令、明清的小说，以及中国人所有的一切习俗，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文明以及习惯，特别是那些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理当传承。
而在李慎之先生看来：“我以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一八四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东西只要慢慢失传了，如《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外来的东西，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它就可以称是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们今天是没有人会把它看成是传统文化的，但是再过若干年，它们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胡琴、金刚经……一样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李先生的远见着实令人佩服，不是他说出来，像我这种人是不敢设想或说从没想到过西服和芭蕾舞之类再过若干年也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却是专制的，因而也是反动的。这种文化传统贯穿在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中，特别是秦始皇之后，中国没有哪种传统文化能逃脱专制意识的浸淫，以至于我们在许多传统文化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李慎之接着上面的话说：“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如庞朴同志所说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曰惯性力量），‘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因此，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式。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均引自《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见《李慎之文集•上》第19页，下面再引此书，不注。）
今天有不少中国人甚至包括知名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也在那儿跟着起哄，一张嘴就说要“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仿佛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弘扬”所致。这种人，似乎从来没有像李慎之先生这样去认真研究过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什么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一百年来那些先贤们的告诫都是胡说八道。本人甚至在网络上还见到有人大骂胡适、鲁迅，说他们当年不该“反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罪人”。
然而，不论这种人发的是两句跟帖还是长篇大论，你只要一读胡适、鲁迅的有关文字，这些人的“高论”也就相形见绌了。
胡适说过这种意思的话，如果中国文化传统真的能救中国，我们也不至于糟糕到今天这个地步。而鲁迅先生借“狂人”之口更是发出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诅咒，那就是在那字缝中他发现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这就是：吃人！
前几年见一教授对鲁迅把中国几千年历史说成只有“吃人”很是不满，这是我没想到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又那么有思想的一个人，怎么到了鲁迅这儿，就变得如此幼稚了呢？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其实正是李慎之强调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的真实写照，毫不夸张。如果有谁把鲁迅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在精神上的“吃人”二字真的就理解成形而下的“吃人”，那也就真的太降低了自己的智商。
四
李慎之绝不反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为只要祛除了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成份，“拔掉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的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继承的”。而李泽厚先生在接受陈远的采访时说的也是“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是民主与科学，而民主与科学正是专制的死对头。
但是，我们知道，在当今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地不容易。就连近十年来大红大紫的易中天教授在解读孔子的君君臣臣时，也有意无意地在为这种专制意识作辩护，说什么孔子的意思是君王就要像个君王，臣子就要像个臣子，他们应该各行其事。易中天认为，孔子那些话并没有后人所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意思。那么请问易教授：君王像个君王后是个什么样子呢？臣子像个臣子后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好在中国的历史告诉了我们，那就是君王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君王，不是臣子们和“率土之滨”的百姓能定得了的，而只是臣子们越是做得像个臣子，君王也就越发像个君王，而像个君王后就是实行独裁专制，八面威风，掌握着一切臣民的生杀大权。
说到这里不能不多啰嗦两句。易中天教授不久前还就他刚出版的《易中天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跑到西安一所大学里搞推销。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敢于撰写“中华史”的人不懂中国历史。然而，当你听了他对君君臣臣的“新解”或叫“易解”后，这一层纸糊的东西也就让他自己给戳破了。我们只要读一读李慎之先生作于上世纪末的《新世纪 老任务》，就很难还会掏银子去把易中天教授的什么“中华史”买回来。
对于一个撰写“中华史”的学者，谁都不敢说他不懂中国的“三纲六纪”，然而，他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有些演讲却又分明让人觉得他确实不懂。
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公认他对中国文化有着通透的了解，可他告诉我们：“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那么，什么是三纲呢？这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并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就像“铁律”一样沉重地束缚着中国人。更重要的是，这三纲中最要紧的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中国任何一个人，归根结底，都要“以君为纲”，说白点，就是不论朝廷大臣还是普通民众，都要忠于皇帝，不可有非分之心，不能有任何“妄想”，即使说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也毫不为过。
为了证明这一点，李慎之先生在《新世纪 老任务》中举了最能代表臣子之心的清朝大臣、湘军首领的曾国藩的一封家书作例子。我们从这封家书中可以淋漓尽致地看到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地坚守“君为臣纲”的。曾国藩嘱咐家人：“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并特别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讲了这些，仍不放心，在这封家书中又引了《仪礼》上的话：“君，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紧接着并用自己做例子：“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李慎之先生在引了曾的家书后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从这段引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专制主义有何等严密、何等厉害。”
试想，连易中天这样大概要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尚且如此糊涂，你叫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及等而下之的普通国民又如何能认清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呢？
其实，对中国专制有这种深刻认识的人也并非只有李慎之，近日从2014年第3期《世纪》刊物上就读到一篇回忆文章，回忆的对象是作者称之为“师兄”、已于2012年12月去世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复旦学报》复刊，作者奉命写了一篇“谈家长制”的稿子，想请朱维铮帮改定。文章中说，朱维铮“很乐意地接受了，将稿子拿回家阅改。第二天，他将稿子交给我。千余字的短文，他认认真真地改了十多处。特别是家长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他加写了一大段重要的话”：“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家长制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礼教、习惯等各个方面，束缚着家庭成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专制主义的重要支柱。这种家族权力即家长制权力和另外三权（政权、神权、夫权）一起构成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封建家长制所要维护的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和等级制度。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宣扬什么‘士无二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他们还竭力鼓吹‘三纲五常’、‘君臣父子有别’等说教，借以维护封建的等级特权。说到底，这种家长制所要维护的正是‘统天下为一尊’的‘家天下’统治。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登基之后，自称为‘始皇’、‘高祖’、‘太祖’、‘太宗’，都是幻想自己的‘家天下’统治，能万世不变。”
由此可知，不论是改变乃至铲除专制还是建立公民社会，离中国人都是多么地遥远哦！不过，也正缘于此，也就越发显现出李慎之的那些深思那些忧虑的价值，越发表明我们对中国的专制统治专治压迫不可存丝毫幻想。
2014-5-27初稿，7-3修订
※ 近些年中国流行“坚决反对‘那一套’”，并将“那一套”定为“西方”定为“资产阶级的”。读李慎之文集《“大民主”和“小民主”》，从他文中所引毛泽东，才知我们现在有些人的思想也是有渊源的，说好听点，这些人也正是继承了毛的遗志。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其实也是通读过的，但几十年过去，忘得已经差不多了，因此，当读到李慎之所引这一卷中毛的文字，还是有“新”的感觉。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个讲话，在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几句：“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据李慎之在文章中讲，毛泽东当年讲的“几位司局长”，其实就只两位，而其中一位正是李慎之。
难怪今天互联网上无数的网民甚至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都那么起劲地批判毛泽东，看来一点都没错。不清除毛的专制思想，中国永远都难以走上民主道路，实行真正的民主。
本文摘要：正因为中国是这样一种专制国家，中国最最需要的恰恰是公民教育，让中国所有的人或99.99%的人都能成为合格公民。在李慎之看来，一个国家，没有合格的公民，不能建立起来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什么民主、自由都不可能成功——而这一切的前提，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的专制，直到彻底铲除。
专制，是戗害人类自由思想精神的魔鬼，独裁者正是这个魔鬼的指挥官。当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名网友在一篇文章后面跟帖说：“如若中国的精英几十年来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还需等到今日才‘崛起’吗？”忍不住又跟了一帖：李慎之在一篇文章中非常痛心地说过这样几句话：“到八十年代中国又开始要走现代化的道路的时候，莫说社会风气的衰败与人民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不是一九五七年可比，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与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补上。”（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见《李慎之文集•上》第191页）
一
李慎之先生晚年真是大彻大悟，否则也就不会有那篇朴实率真流传甚广且堪称其“代表作”的《风雨苍黄五十年》，难怪当局不高兴。
觉悟原本没什么不好，当局也并非一概反对觉悟。特别是像我这种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打五十余年前读小学起，就开始听到觉悟二字，老师也总是耳提面命要我们提高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觉悟我们脖子上戴的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直至那场文化大革命被发动，更是要觉悟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到了现在，自然也就又变为要觉悟“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都不是好东西”。
可见，关键要看你这觉悟对政府是否有利——有利，你的觉悟就是好的；没利，甚至相反，政府就不希望你觉悟。如果不幸的是，恰巧你那觉悟正是政府所不希望的，政府自然也就不高兴，政府一不高兴，也就不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不过，说句也许不该说的话，半个世纪来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人，经常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干着“否定之否定”的勾当。
那么李慎之晚年大彻大悟到什么地步了呢？还是抄他自己的几句话来证明。他在《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的要结尾处说道：“现在，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其糊涂实在不亚于当年的我们。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能与自由主义互动互补，今天西欧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这样。建立在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亦即共产主义是没有可能与自由主义互动的。”
又说：“我是一个自己对革命做出了承诺的人，又是对民主略知皮毛，而对某些人做出过承诺的人，因此在这翻滚飞扬之中，特别晕头转向，而且痛苦疑惑也特别强烈。现在垂垂老矣，我自以为总算找到了答案。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的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我看到：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而仍然能稳定地进步。专制则不但可以压杀民主，不让它发展；也可以压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用事实证明这一点，可能是二十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尽管付出的血和泪实在太多了。”
中国不管什么人，读了上面这些话，还要放弃民主甚或反对民主乃至打杀民主，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因为可以说，中国眼下的困境，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更不用说那些群体事件，说到底，都是因为中国人并未得到真正的民主。这也是本人为什么一见到那些对民主胡说八道的伪公知伪教授们（这种公知教授以清华北大居多）就像疾恶如仇一般，特别地仇视他们，甚至不断作文进行反击的缘故。
在自己看来，中国的民主道路本来就走得艰难，孙中山不说，蒋介石不说，打1949年后毛泽东算起，事实上就一直实行专制独裁，反对民主※，至今仍被列在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外，可一些伪公知伪教授们非但不知反省，反而总是为专制独裁拉客观找根据，甚至唱赞歌，并且不断地在下面给高层煽风点火，以至决策者们做出错误判断，制定一个又一个不利于中国实现民主化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没有一些伪公知伪教授们的胡说八道，中国的民主道路绝不会走得如此艰难，今天的中国也绝不会是现在这样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中国。所以在这里，本人郑重其事地诅咒他们！
二
那还是前不久，自己敲了一则我们到底想培养“接班人”还是想培养“人”的短文，而我所说的“人”，当然是指两百多年前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所讲的“没有他人的指导”也“能使用自己的知性”这样一种人，现在通称为有民主意识的公民。
一个合格的公民，绝不需要在别人引导甚至是指导下才会思考才会作出判断，而且总是“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中国社会弄到今天这样一种情形，很大程度上，不仅普通国民，就是国家高层实际上也没有学会用自己的知性思考中国，思考世界，而是让主义让旗帜让所谓的“指导思想”在引导或指导自己，与其说是“向前走”，不如说是徘徊甚至倒退。
别看也有“智囊团”，且不说那智囊团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学会使用自己的知性说话办事想问题，就算有几个会使用自己的知性者，可那些真话他们敢对君主说出来吗？估计也正是这些缘故，智囊们非但没有给高层增光添彩，反而常常害得国家首脑在世界上闹笑话。难怪朱镕基做国家领导人时往往就不听智囊们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学会了使用自己的知性。
说到培养会使用知性的公民，不由自主就想到一个人，他就是上面提到的李慎之先生。
李先生去世后，由他的夫人和一些朋友帮忙出版了上下卷两大册《李慎之文集》，超过50万字。只要认真读过文集的人大约都有一个体会，这就是李慎之晚年的思想不仅十分自由，且极为深刻，这往往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能做到。
两大本文集，特别是上卷中的大部分文章，给本人的感觉，主旨都是在表达一个相同的观点，即中国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教育、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甚至像民主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一样，专制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是管到一切人，谁都逃不掉的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它的范围特别广，权力特别大，历史特别长，根子特别深，生命力特别强”。因此，中国的启蒙者今后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认清专制的本质，坚决改变专制，直至彻底铲除。中国的专制一天不除，中国便一天难好起来。
说到这里，想到今年年初自己曾在批评北京庆丰包子店朱某人造神的一则短评中提到半个多世纪前郑州有劳模去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后回到家三天没洗手。近日从一家电视媒体的“大揭秘”节目中在谈到“相声往事”时得知，相声泰斗马三立1956年到中南海因给毛泽东说相声受到毛的接见，而接见时自然要握手的。节目告诉我们，那天马三立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家人也都早已睡下。马三立一进屋，就招呼家人赶快起床，说是他今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还和他握了手，因此，他要用毛主席握过的手与家人都握一下，象征着家人也都受到了毛的接见。由此可见，专制制度已经把全体中国人弄得神魂颠倒，愚昧透顶。要想在这样一种国家建立民主社会，其难度可想而知。
正因为是这样一种专制国家，中国最最需要的恰恰是公民教育，让中国所有的人或99.99%的人都能成为合格公民。在李慎之看来，一个国家，没有合格的公民，不能建立起来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什么民主、自由都不可能成功——而这一切的前提，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的专制，直到彻底铲除。
三
这两本文集跟自己已经差不多快十年了，先前虽也浏览过其中某些篇章，但一直没有意识到应该通读，直到今年春上开始像读经典一样的捧读后，让自己一下子感觉到李先生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不仅有思想认识的深刻，而且对于反对专制、提倡建立公民社会没有一丝犹豫。在自己阅读中深深地感到，如果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精英们不能像李慎之这样对中国专制有透彻的了解和认识，也就不可能相信专制对中国的危害有多大；而如果对专制对中国危害的程度认识不够，也就不可能真正下大力气改变专制，进而铲除专制，而中国的专制不除，中国人的民主自由、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也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们还是来看看李慎之是如何说的吧。
在李慎之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自有不少光辉灿烂的篇章，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却是专制的，而且这种专制侵淫了中国一切文化生活和人的思想意识乃至灵魂，早就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正如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中所说：“中国的专制主义，因为时代的不同，内容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大体上都差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人的政教礼俗。……凡是能决定支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教礼俗的，就正是意识形态。”因此，李慎之特别强调，我们绝不可把“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搞混淆了。
什么是传统文化，像诗经、先秦诸子百家、史记、唐诗宋词、元朝的杂剧、小令、明清的小说，以及中国人所有的一切习俗，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文明以及习惯，特别是那些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理当传承。
而在李慎之先生看来：“我以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一八四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东西只要慢慢失传了，如《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外来的东西，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它就可以称是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们今天是没有人会把它看成是传统文化的，但是再过若干年，它们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胡琴、金刚经……一样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李先生的远见着实令人佩服，不是他说出来，像我这种人是不敢设想或说从没想到过西服和芭蕾舞之类再过若干年也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却是专制的，因而也是反动的。这种文化传统贯穿在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中，特别是秦始皇之后，中国没有哪种传统文化能逃脱专制意识的浸淫，以至于我们在许多传统文化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李慎之接着上面的话说：“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如庞朴同志所说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曰惯性力量），‘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因此，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式。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均引自《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见《李慎之文集•上》第19页，下面再引此书，不注。）
今天有不少中国人甚至包括知名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也在那儿跟着起哄，一张嘴就说要“弘扬中国文化传统”，仿佛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没有“弘扬”所致。这种人，似乎从来没有像李慎之先生这样去认真研究过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什么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一百年来那些先贤们的告诫都是胡说八道。本人甚至在网络上还见到有人大骂胡适、鲁迅，说他们当年不该“反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罪人”。
然而，不论这种人发的是两句跟帖还是长篇大论，你只要一读胡适、鲁迅的有关文字，这些人的“高论”也就相形见绌了。
胡适说过这种意思的话，如果中国文化传统真的能救中国，我们也不至于糟糕到今天这个地步。而鲁迅先生借“狂人”之口更是发出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诅咒，那就是在那字缝中他发现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这就是：吃人！
前几年见一教授对鲁迅把中国几千年历史说成只有“吃人”很是不满，这是我没想到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又那么有思想的一个人，怎么到了鲁迅这儿，就变得如此幼稚了呢？鲁迅这里所说的“吃人”，其实正是李慎之强调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的真实写照，毫不夸张。如果有谁把鲁迅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在精神上的“吃人”二字真的就理解成形而下的“吃人”，那也就真的太降低了自己的智商。
四
李慎之绝不反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为只要祛除了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成份，“拔掉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的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继承的”。而李泽厚先生在接受陈远的采访时说的也是“不要拿《论语》来掩盖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是民主与科学，而民主与科学正是专制的死对头。
但是，我们知道，在当今中国，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地不容易。就连近十年来大红大紫的易中天教授在解读孔子的君君臣臣时，也有意无意地在为这种专制意识作辩护，说什么孔子的意思是君王就要像个君王，臣子就要像个臣子，他们应该各行其事。易中天认为，孔子那些话并没有后人所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意思。那么请问易教授：君王像个君王后是个什么样子呢？臣子像个臣子后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好在中国的历史告诉了我们，那就是君王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君王，不是臣子们和“率土之滨”的百姓能定得了的，而只是臣子们越是做得像个臣子，君王也就越发像个君王，而像个君王后就是实行独裁专制，八面威风，掌握着一切臣民的生杀大权。
说到这里不能不多啰嗦两句。易中天教授不久前还就他刚出版的《易中天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跑到西安一所大学里搞推销。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敢于撰写“中华史”的人不懂中国历史。然而，当你听了他对君君臣臣的“新解”或叫“易解”后，这一层纸糊的东西也就让他自己给戳破了。我们只要读一读李慎之先生作于上世纪末的《新世纪 老任务》，就很难还会掏银子去把易中天教授的什么“中华史”买回来。
对于一个撰写“中华史”的学者，谁都不敢说他不懂中国的“三纲六纪”，然而，他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有些演讲却又分明让人觉得他确实不懂。
被称作“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公认他对中国文化有着通透的了解，可他告诉我们：“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
那么，什么是三纲呢？这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并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就像“铁律”一样沉重地束缚着中国人。更重要的是，这三纲中最要紧的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中国任何一个人，归根结底，都要“以君为纲”，说白点，就是不论朝廷大臣还是普通民众，都要忠于皇帝，不可有非分之心，不能有任何“妄想”，即使说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也毫不为过。
为了证明这一点，李慎之先生在《新世纪 老任务》中举了最能代表臣子之心的清朝大臣、湘军首领的曾国藩的一封家书作例子。我们从这封家书中可以淋漓尽致地看到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地坚守“君为臣纲”的。曾国藩嘱咐家人：“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并特别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讲了这些，仍不放心，在这封家书中又引了《仪礼》上的话：“君，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紧接着并用自己做例子：“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李慎之先生在引了曾的家书后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从这段引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专制主义有何等严密、何等厉害。”
试想，连易中天这样大概要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尚且如此糊涂，你叫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及等而下之的普通国民又如何能认清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呢？
其实，对中国专制有这种深刻认识的人也并非只有李慎之，近日从2014年第3期《世纪》刊物上就读到一篇回忆文章，回忆的对象是作者称之为“师兄”、已于2012年12月去世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复旦学报》复刊，作者奉命写了一篇“谈家长制”的稿子，想请朱维铮帮改定。文章中说，朱维铮“很乐意地接受了，将稿子拿回家阅改。第二天，他将稿子交给我。千余字的短文，他认认真真地改了十多处。特别是家长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他加写了一大段重要的话”：“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家长制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礼教、习惯等各个方面，束缚着家庭成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专制主义的重要支柱。这种家族权力即家长制权力和另外三权（政权、神权、夫权）一起构成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封建家长制所要维护的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和等级制度。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宣扬什么‘士无二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他们还竭力鼓吹‘三纲五常’、‘君臣父子有别’等说教，借以维护封建的等级特权。说到底，这种家长制所要维护的正是‘统天下为一尊’的‘家天下’统治。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登基之后，自称为‘始皇’、‘高祖’、‘太祖’、‘太宗’，都是幻想自己的‘家天下’统治，能万世不变。”
由此可知，不论是改变乃至铲除专制还是建立公民社会，离中国人都是多么地遥远哦！不过，也正缘于此，也就越发显现出李慎之的那些深思那些忧虑的价值，越发表明我们对中国的专制统治专治压迫不可存丝毫幻想。
2014-5-27初稿，7-3修订
※ 近些年中国流行“坚决反对‘那一套’”，并将“那一套”定为“西方”定为“资产阶级的”。读李慎之文集《“大民主”和“小民主”》，从他文中所引毛泽东，才知我们现在有些人的思想也是有渊源的，说好听点，这些人也正是继承了毛的遗志。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其实也是通读过的，但几十年过去，忘得已经差不多了，因此，当读到李慎之所引这一卷中毛的文字，还是有“新”的感觉。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个讲话，在第四节的开头有这么几句：“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据李慎之在文章中讲，毛泽东当年讲的“几位司局长”，其实就只两位，而其中一位正是李慎之。
难怪今天互联网上无数的网民甚至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都那么起劲地批判毛泽东，看来一点都没错。不清除毛的专制思想，中国永远都难以走上民主道路，实行真正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