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政治秩序的源头奠基受到敌人的祝福，民国算一例，清廷退位召书是对民国的祝福。敌人是曾经活在并逃离旧秩序加入新秩序的人的命运之神。而49秩序从出生就是受到诅咒的，民国和民国人诅咒它，文明世界诅咒它，注定是不幸和恶毒地牺牲国人的，就像一个需要无限的献祭才能暂时和平的恶魔。是否受到敌人和前一种政治秩序的祝福，就像一个人的出生是否是幸运的，就会好运或者厄运缠身。我们将来的民主秩序，是不可能受到1949秩序祝福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回到1911民国奠基。
何种立场表态在当下才是一种行动或者与行动一样有结果。当下是一个知行分裂，有知无行，或者说行动因为延迟到未来或者转嫁到民众中间而不在场的当下，这时候不仅行动消失了，把言论当做行动，在起跑线上左右晃动当做已经快完成马拉松长跑，而且行动的主体和主体性一样消失了，总是躲在要打倒的敌人的神像下面，用敌人的圣旨当做合法性源头。合法性源头是用敌人的还是用民间主体性自己的，就成泾渭分明的分水岭。我们渴望行动，但必须正面行动艰难的现实，所以得找一个方便法门，只要是一种立场表达，一种信仰，就足以构成行动或者达到行动的结果，就像在罗马帝国内做基督徒，这种身份认同就是另国度的法权变化，在当下你有民国认同，就是言论表达之极致，由气态凝聚为尖锐的固态标枪，就是一种最为极端的革命行动。它的门极低，简单易行，战斗力极大。在这里立场与行动二位一体。
看《早期希腊》，其中说，僭主政治现象一般与因经济变革而引起的思想上更大自由，社会关系上的更大灵活联系起来。我看洗刺激国民希望而投射到他身上的政治神话运作，就是89年后的经济自由和社会宽容度的党内总体性，与希腊僭主吻合。也与德国俾斯麦之后的方向吻合。所以在当下语境下要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小资产阶级诉求，未必一定导向宪政，也可能是促成法西斯。自由派极右翼的靠拢极为明显。已有微弱自由的生长，到底朝党内还是党外，是一个巨大分野，与支持改革的党内民主派分裂，对立起来，是民间主体性的必经一步。
获得一个民国护照，产生的批判作用要比写文章大上几千几万倍。重做民国人，就像父子之间失和后复合，浪子回头回到家。而批判中共专制，是在劝谏与解除效忠之间游移不定，即使解除效忠，还是没有发生国度法权意义上的更换，要么流亡要么内心流亡，永远没家。
做民国人，如申请民国护照，这个应该是除了广场革命之外的最大话语力量，只要有几十，几百万人获得，就会产生撕裂性。就像与老板闹矛盾，当你找好了更高工资的下家，老板就得求着你。重做民国人，就像父子之间失和后复合，浪子回头回到家。而批判中共专制，是在劝谏与解除效忠之间游移不定，即使解除效忠，还是没有发生国度法权意义上的更换，要么流亡要么内心流亡，永远没家。就像流亡于台湾的国民党还属于民国，流亡于美国的大陆人往往脱离不了共党。所以重做民国人，比起批判专制，有质的飞跃。获得一个民国护照，产生的批判作用要比写文章大上几千几万倍。
1911后的民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王朝，前1911王朝与天下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得到制度表达，体现为政体与国体。1949的红朝是一个以反对王朝政治来实现更大的治乱循环的王朝，伪矫为一个国家，并且妖魔化矮化民国为王朝，以阿q精神胜利法的方式“征服”民国。以知识分子与民众冲突为社会性的官民矛盾治乱循环再次归来，因此刘项原来不读书所包含着的知识与抗争血性的对立，会随着中共无与伦比的吸纳力，而无比加剧。知识越多越多越反动越犬儒，所谓的抗争性知识分子或者异议知识分子，是自我冲突和自我摧毁的，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抗争，一定纳入王朝秩序，是一件中山装，以抗争道义资源为知识分子身份充电，让抗争的结果趋于历史的偶然和任意性，牺牲了抗争的的本身。在身体抗争与基于知识分子身份抗争，维权与异议之间，我支持前二者。后者是王朝政治的终点处，而我要跳出。抗争越多越大，就越远离知识和知识分子身份，这就是知识分子从改革走向革命。一个持革命立场的人宣布自己是异议知识分子是很诡异的，也只有仅仅是立场时，拒绝行动或者把行动转嫁到民众头上或者推到遥远的将来时，才可以宣布。
异议知识分子的论述书写，试图构建一个足以贯穿民主化进城中的现在和民主化后的未来的主导精英群体，以知识的力量和知识分子身份的权威，牵引转型的完成。这里强有力地邪教般暗示“我们”能保证转型，民众听我们的，“我们”是中国的门，就是真理道路，以身份载道。我认为道路真理出路在当下各种主动和被动以知识分子身份进行抗争的之外，在寻求代表权的抗争之外，总之在“我们”之外，在已经显露在公共领域的人们之外，“我们”没法以身份载道。这种代表权的自我消解，会让“我们”不会成为新的专制者，而是让民国宪政来统治中国。也就是国体的再次生成政体。
来自旷野的呼喊
民族国家的气质，若沉沦于商业城邦的情欲，不受乡土旷野的粗野单纯的制约更新，也败亡不久了。城邦最为伟大者罗马受制于其乡土，英国受乡绅的品格的支撑，美国是其乡镇精神支撑的，一旦听不到旷野乡土的呼喊，只有都市欲望洪流，就算是快死的节奏，就像黑社会人士有今天没明天的发泄。大西北旷野的健康之空气，能否像罗马边缘的原始森林民族冲进北京上海的纸醉金迷中，从而使之恢复健康自然。
中国与美国一样是土地辽阔的民族国家_帝国，对西部有内部殖民，征服掠夺，为什么美国是双向的，边疆精神如杰克逊总统就能入主白宫，而中国是单向度的，由北京上海一路冲击摧毁，原因在于没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制度，替代以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和商业的部分西北人成为人上人，只会加剧现代性在西部的冲突。维族比回族有更多的代言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民族的福祉。以文人知识分子和补充品商人为路径的解放，往往是本民族的灾难。如二十世纪的汉族。
二十世纪亚非拉以文人知识分子和商人，就是成为人上人欲望主导的民族解放，何曾给本民族带来福祉，不在乎就是用本民族的专制取代外民族的专制，换来更重的枷锁，我看到维族解放的必然宿命。商人与文人在政治精神上都是道德性的，它们是对宗教律法下生存的世俗欲望偶像崇拜替代，人上人就成了神。这里也就是解放运动中到底遵守律法路径还是道德路径的区别。道德性路径必定被现代性危机之万恶之源知识分子官僚体系所并轨，不管是本民族的还是外民族的。日本侵华时，如果能像清朝那样重用知识分子，他们一样好甘之如饴。
宪政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较大程度保留了律法和先知的古老传统( yesu de)，在传统直面生存的罗马，英国与美国，是最接近的宪政的，他们基本是反智和不依赖于知识分子的。我看大西北的人民，生存或者发财，如果政治恶劣到没法生存，就起来暴力反抗，总之就是求权力不要干扰我的分界。不需知识分子作为中间层。
成为人上人，与成为宪政下公民，或者成就宪政之间，是一种欲望投射关系，把立宪当作解放，如马克思描述为欲望无限满足的天堂。在贫困和苦难在外围暗处随时置人于死地，或者内化到内部造成无限攫取占有方能获取有限安全感的情形下，无底洞的权力意志取代有限满足就能自我保存，来支配人们的整个世界，成为人上人才能做人，有了特权才像一个人，这时候就是政教合一的极权主义组织，就是有着目标与手段之间无限对立的黑社会，共党就是民国底层知识分子，以中学老师为形象代言人的成为人上人的邪教。剥开意识形态的迷惑，49后的一切都是为了成为人上人，然后用美好的旗帜遮住，越离越远的目标旗帜，只要个人获得特权就当作靠近了，这是一种投射关系。用佛教的语言，共党人他们永远是属于地狱中餓鬼（受危机例外状态的支配这一规定性用意识形态藏在灯下黑的地方），来到这地上，到还属于地狱，永远不处于这地上与天堂之间。
双城记
美国与英国一样，是民族国家教会（城邦）。在教会城邦中，是解决了或者担保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教会是一个城邦，这一点没错。教会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神之下的人与人关系，并不是信仰问题，而不是神人关系，不是么。教会没有任何神圣性。民族国家是一个有预备的路修直主的路的过程，是福音进入历史的过程，那么古犹太国就是第一个民族国家。梅耶在《古希腊政治的起源》中说，近代意义上的国族往往和“上帝的思想”及其历史使命感联系起来。
耶稣对犹太的政治担负或者说其政治神学解决方案就是民族国家。柏拉图的政治神学后来被耶稣的吸纳超越。柏拉图作为前耶稣的先知出现，这本来就是政治神学的解决。希腊城邦也被教会城邦吸纳，耶稣成为新纪元。前耶稣的，要在政治中存在，必然是对耶稣的模仿，也就是敌基督的。耶稣之后，只有教会的，如韦伯所研究的中世纪的城邦，也是教会共同体。
那么成为教会的一元，也就是成为共同体的政治人。凯撒的人，还属于基督的人，罗马书第十三章。从古希腊以来，做人与做公民是不同，在这里合一（德国不同)
基督徒在世界中各持自己职业身分，在教会中散失这一些。不管抗争者来自何种身份，千万别以身分意识来抗争，抗争的话语是宪法与权利，以人的面目来。自由不来自身分，而来自生命本身。来自身分的，要的是特权，而非自由。
“当归”是一种中药，民国当归把陆独当做一个恶性肿瘤，如果我们的视野局限于1949年之内的猪圈，就会认为恶性肿瘤等于我们全部，我们逃不出生天，中药治不了恶性肿瘤，可是我们应该忘我，否定猪圈给予我们的种种规定性，把我们当做民国人，就像基督徒把自己当做天国子民，这样就天然政治正确。否定1949年之内的规定性，这是一个与体制上断掉精神脐带的新人。跳舞无形之外。以民国的超我为自己，把自己认同与中华民国的国民，吐尽狼奶。
1949年之后的大陆人民，处在奥古斯丁双城之中，中华民国为深层记忆中和转型之后自由宪政的天堂，而大陆政权所统治的，就是罪恶之城，不是民国派的，就是沉沦于罪恶之城。1949年之后的大陆，就是敌基督的。而敌基督为基督做工，一样在基督精神的统御之下，二十世纪是基督教中国“出埃及记”我们所在沦陷区的大地上，有着双城记：国体与政体，基督教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衣冠、目标和精神弥漫四空，还有政体上的寄生虫和变异，一个属于敌基督的魔鬼之城。敌基督为基督做工，回归民国，同时是回到基督教共和国，奠基时被预定的。千万别说这是一个没有福音的国度，因此没有宪政。
民国对于1949年之后的陆独小王朝，具有无形教会，或者先验的性质，在宪政中许诺了上帝拯救。1949年玩偶山庄之内一切的事物，都是临时的自我瓦解，不可长久的，其存在就是促进其消亡，内在于死亡的，读一下毛泽东的卜算子。1949年作为死亡焦虑的敌基督式安慰，就像欲望的满足，将带来更大的虚无。只有民国因素空降于其中的，才是坚固的。在玩偶山庄之内，就意味着有限和原罪，意味着死亡。
罗马帝国的物质实体不存在，其精神延伸至今。可以说大陆民国政府被推翻了，但民国理念会被传承下去，极权控制再严的社会，也有民国存续的空间。这个投票需要政治利益上的损益计算，以及历史经验的淬炼，并不是靠渴望和美好记忆的投。润之与共党也是差距甚远的两件不同事情，可以区分的。其文革“摧毁”官僚体系不可不究。极权主义对组织化有所阻挡预防，可注定失败，方法很烂，诉诸于道德原教旨主义毫无意义。
这里不是在讲转型的问题，而是在讲对宪政的捍卫问题。民国的宪政没捍卫住，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捍卫已有的。借用奥古斯丁的双城记，大陆人民有着双城，民国之城与大陆专制之城。民国乃是神国的倒影，故有民族国家原教旨的精神目标，民国之城统而不治。我去探索民国以来上帝在中国历史中的做工，辨明其中上帝旨意。提供一个民国以来历史的基督教视角，于大陆是民国重新降临归来的叙事。
我有个民元以来历史的基督教视角阐释，分成三段，第一段民国与基督教宪政，略有所成。第二段是毛泽东作为敌基督，也略有所成。第三段是改革时代的基督教内涵。才有点眉目。罗马帝国时基督教作为国教，其天王山之点就是在于知识精神与贵族皈依，要为他们提供一种总体的基督化中国历史解释。
我一直在思考《圣经》中的政治体验对基督信仰的塑造，如埃及与罗马，简单说成耶稣与凯撒的关系，作为基督教宪政的根基。我把当下民主抗争的政治体验，基督教化。如维权律师大多基督徒。我从上一代人如刘小枫，杨小凯等人在革命与49之内的政治体验中，感受毛凯撒之下基督教宪政的坚固历程。实际上基督教宪政化身维权运动，如我和范亚峰都去做维权，为维权做理论背书。有行动的宪政理论，是有手有脚的，会行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基督教抵抗是穷人的抵抗，受苦受难的人的抵抗，儒家的知识分自我认同抵抗是有资产者，内心安全者的抵抗，专门要求顺服掌权者，在顺服中牟取特权，假冒为自由。前者对政治精神或者革命精神的忠诚，后者对权力政治的热衷。面对极权，后者会被收割吸纳。如阿伦特说，苍白软弱无力。
马克思主义不外乎是基督教的世俗福音版本，信什么都是人的血气所限，都会变为罪恶，不是信什么是重要的，而是在行动中，如革命或者建国时遵守律法，“行出父的样子”。
政治基督化就等于民主化，另启示福音作为根本性根基的遗忘。把沦陷区当中国的，这是儒家精神的遗毒，没有原罪感。因此需要基督教精神来改造当下中国抵抗专制的意识，抵抗者需要基督教。关键是怎么办。在行动中或者在政治中彰显福音。摩西也是在以色列共同体的奠基中，才把上帝植于民众心中，从上帝对摩西一个人说，我是你祖先的上帝，到颁布律法植于每一个民众心中。这是个体的问题，且这里暗藏着僭越耶稣的渴望：模仿耶稣。也有整个民族的路径，在政治中遵守法律，行上帝眼中正确的事情，如美国立宪。
要战胜中共的法西斯崛起，就必须有一个基督教共和国的民国，民国的基督教性必须彰显出来。就像二战是基督教共和国英美自由世界战胜纳粹。《时代》周刊记者艾克曼十来年前写了《耶稣在中国》提出，不走基督教共和国，中国肯定走法西斯之路。
2005年争论儒家宪政主义时，我写文章说，儒家属于知识分子官僚权贵联盟，基督教属于民众，官民矛盾会倒影入宗教矛盾。如今儒家成为前者的国教，而自喻儒家的，都是想加入这个联盟。民众又想加入又被排斥，就像犹太人想成为罗马公民而不得，于是用天国补偿自己。民国，基督教，民间三位一体。
如今维汉矛盾，汉藏矛盾等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是官民矛盾的转化，官方与这一些民族的不少公知共同配合完成这种转嫁。也就是不少少数民族公知被纳入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系的特殊颜色延伸。中共在中国土地包括少数民族中间，实行国内殖民，实行变相的罗马公民权式吸纳，也就是把精英收入体制给予人上人的做法，也就是打碎知识分子官僚权贵体系的诱惑，必须有民国当归，因为加入这体系，就等于与那伪国同在。必须把用基督教中的天国之城和地狱之国来回答这矛盾。
镇反运动的翻案维权工作没人做，也没人敢做。我见过无数反右运动的和反文革的公共舆论，它们忆苦思甜证明改革之美好，我对此深恶痛绝。镇反运动和借美国之刀杀降的抗美援朝，它关系到敌我矛盾和中共统治的垫脚石，一样是那一些被党打骂和吃掉的儿女的敌人，与农民一样，都是政治贱民。
与农民一样，都是政治贱民，让我想起让朱元璋驱赶得世世代代在海里活着的闽东渔民。经过镇压，民国社会根基精英阶层被摧毁。因为国之退败悔恨，民国精英后代有了家仇，三四代人全受影响牵连人不人鬼不鬼，如今国恨国之将亡又至，家仇何不翻出，一并清算。镇反运动的翻案必然带来民国当归。
异议者的身份认同归于何处
在黎明之前，人们想的是如何融入日头下的正常生活，也就是民国（宪政）当归，而应该抛弃黑夜里的摸索寻找白骨生出来的磷火。圣经出埃及记中上帝让出生于埃及的以色列人死绝在旷野里，身上的埃及专制病毒不得入迦南地。
我写过文章，反对纪念林昭。上次去苏州被欧阳劲逼得没办法，才去的林昭墓。她的高度，不超过被党吃掉的儿女，还是党的内部矛盾。纪念她的民间群体，面目也在被党吃掉的儿女，剥夺财产自由与幸福的怨恨，与彻底跳出做民国人选择民国符号做抗争之间徘徊，吊在最后一线七上八下。
我们过去给所谓的自由主义党内铺系烧香，是因为还怀着改革的期待。当抛弃这个后，就弃之如旧靴。立言能否被传承，取决于事功。不取决于立言。如果改革一代搞掂改革，那么这一些立言会被尊重。改革已死，那么49内的民主化话语就会当作障碍物加以排除。
其实他们一到延安就明白了，就是死要脸。一加入共党，就明白了。也就是其自由要么在共党外，要么在内心。这是我对共党与小知识分子自由关系的质疑。另外一层是与民众民生的质疑。共党除了掠夺了民众，保障了加入共党人的民生外，还干了什么。所以所谓的革命理想不在乎是加入共党人的意图伦理，对国人和国家来说，就是灾难。
自由只能外在共党，靠死要脸的他们自己投射于屏幕上。文化政治的，进不了政治中。理想目标之美好，只用来欺骗，手段之恶果，全转嫁民众。民生，那完全是掠夺集团的分赃。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小撮强盗点火，温饱了自己，把中国烧了。要命的是，这一小撮人自己爽了，还要代表所有人都爽。如果没有回到民国与民间一致的立场，还真没办法把这样的死要脸的面目看清楚。
这知识分子，总是孙猴子的尾巴变不了，身份认同影响干扰。像《1942》电影和夹边沟的那一些。都是在炫耀自己的幸运。一个已经在岸边，高高在上指点河里窒息的人们。用别人的死亡，苦难来装点自己。如果真是死过一回的，就不会那么写。他承受，而且是过去承受。当下绝不承受。如果当下承受，他们就不是神宠的先知了，光环没了。他们的高贵在于他们的幸运。
过去的困难是幸运的磨练，所以他们是被挑选的。夹边沟和1942的作者幸运地活了，就想证明自己的幸运。如果说他们也有灵性，那是膜拜幸运之神的。如烧香，成功学等等。身份高的一张嘴，就会噗来幸运的自满和看你没那幸运的遗憾，这还是他们把你当自己人的时候。就像长得高大的人，看长得矮小的人。
写夹边沟这一些人的意图转变，这一些勾当我深有体会。原来做律师的时候，给车祸当事人代理，一开始确实基于亲情打官司，越打就变味了，成了自己争取利益的机会了。你妈的，这一些人消费起苦难，比我的当事人厉害多了。杀人游戏中没有无辜者，这个命题挺有意思的，十多年前学刑法共同犯罪，我对胁从犯就有看法，我就被迫站在犯罪团伙中间，内心反对他们但不敢说，为什么还有罪。就像过去女孩子，无辜被强奸，人们还是看她有罪的样子。后来学了狄骥的连带关系学说，好像有道理。如“见者有份”的说法，到场的人，都对占有之物发生联系。在特殊有罪场合的在场，就有原罪，如我们出生在共党的统治下，就有原罪。
都是一伙的，都是被共扔入人对人是狼的熔炉中，杀人游戏中没有无辜的。只是有机会杀人的幸运，与没机会的失败者而已。但至少可以证明一个真理：与共党沾边的抗争，是绝对没有机会成功的，黑洞一靠近就把你吃进去。远离共党的，如民国的，不一定成功，但概率变大。我们要的是成功，而不是吃着党奶抗争失败的自我感动和同情。
加入两会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比较起来，就有不洁净。与中共沾边的，采取49历史内符号的民间抗争，被污染变为不洁净。行动与聚集总是好的，但被污染的符号所破损。洁净的行动与信仰才为神所喜悦，获得胜利。行动的符号资源是否洁净区分，与基督教信仰体验重叠，民间抗争得以基督教化。
对专制的批判被限制控制在教育与新闻领域的一部分，它不允许跨越到行动的一步，只要这么残酷地制造知行分裂，遏制妖魔化知识批判的启蒙，不断延迟阻挡行动，就足以拖垮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吃红利，把他们熬过去，老去。经济吃人口红利，政治安定一样。改造世界是多么迫在眉睫，而批判陷入无效的泥潭。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是在场人气带来形象工程，只要有外壳影响就行了，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不再需要洗脑地赞同支持，反对他批判他，可以被用去数人头当政绩，在专制设置的议题戏院中在场，就是“支持”他。批判陷入转型陷阱中。
在共党看来，从目前的社会结构走下去，就社会影响力而言，话语和精神领导权二三十年内，仍在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处，而80、90后要取而代之，还是很远的事情，而且他们似乎天生爱生活不爱理论主义话语权，也就是没有多大的代表权渴望，对付他们，给美女汽车生活足够了。80、90后他们要行动被灭，基于他们迫切问题的苦恼和疼痛，二三十年后才会登上历史舞台。而且他们的问题意识与四五八九一代的有些很大的断裂，几乎唾弃后者的建构。所以对专制的批判，前面的深渊很黑，所站立的土地已经裂开了巨大鸿沟。
当下的政经社会条件与基督教兴起的公元前2、3百年罗马帝国相似。耶稣传福音于贱民穷人，批判法利赛人和奋锐党人。就像我们今天把希望寄托在长期守护民国认同与捍卫公民社会的政治贱民身上，批判改良与革命派公知与小市民。在国内语境之下，都有一种符号化表达的困境，必须满足专制的政治正确。只有被允许的，才能唱。除了被允许的形式之外，就没有了选择。在维权运动和民众抗争中，1949年之内专制所所塑造的政治符号，强加于我们头上的符号化表达枷锁会逐渐融化。这就像蛇蜕。一层层褪去，就有了新生和成长。
只有内部蕴涵甚至制造反对党对立面的政治符号，才是超越49秩序的。这种符号一定是法律性的，如民国，居然能与试图终结民国的台独共存。这就像一个父亲与弑父渴望的儿子共处一家。毛崇拜是半个，正是因为道德性，毛有超越49的可能但始终被49利用。所有的个人崇拜都没法逃脱宿命，经不起质疑和反对，那意味着道德上的摧毁，一质疑和反对，权威就流失了。你一说蒋介石有问题，国粉就像疯狗一样咬你。
一旦被镇反运动屠杀的五百万民国社会精英后人起来，进入舆论和历史舞台，要的是复仇与讨债，而不是反右和文革乃至八九受害者的平反，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党儿女与党的内部矛盾。成为“我党”的人，就意味着对民国的背叛和寄生于农民政治贱民之上。捍卫中华民国认同与守护公民社会解放贱民是一致的。
成为“我党”的人，根本处境描述起来就是上不上下不下，比上远远不足比下有余，被固定在一个永远没尽头的天梯下方。真正“我们就是党，或党就是我”的人，是瞧不上他们的，是不会把自己当“我党的人”的，毛泽东要摧毁党，薄熙来痛骂“你们这些共党”，太子党大权贵会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的。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就像北京上海小市民，在乡下农民面前很优越，在香港台湾纽约巴黎面前很巴哈狗。所以国人的出路并不在于成为“我党的人”，或像新公民运动一样成为小市民，而是干脆下沉建设公民社会，守护民国或民间。或者再往上融入文明世界，像香港台湾一样。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有什么好搞。
从维权运动到民国
在极权主义体制控制以及磁场中，只能启蒙争取人心站在我们这一边，以立场代替行动，把行动转嫁到民众处或者寄托于未来，没有当下就在场的行动，这种局面早在2003年前就没法忍耐，提出直接行动的维权，以压倒启蒙。知识分子没法行动，并不等于就没有行动，行动就在于知识分子之外的民众处或者将来。知行分裂，被转嫁或被延迟的行动，总是通过知识分子看不见的方式，时时刻刻报复着当下，从而有着当下行动的可能性。告别启蒙渴望行动的理论，基于行动的理论，有重回启蒙困境的危险，就需要加入被转嫁行动的民众中间，或者为未来的行动做预备，借助于依附于行动本身让基于行动的理论不继续成为假大空。
民间抗争的主流是市民权运动，谁也改变不了，谁都没法造出新局势。我说习大大路线格局是所在位置时势目前他能架构的，最不坏的，只要时运好，市民权运动又是给共党白打工，就像过去的改革推动一样，被拖得没脾气了就那样不死不活了。维权运动就这样了，所以为了在时运外，我们“添入”民国作为变数。每个人的饭碗多少都跟它的吸纳层次有关。八千万乘以每家四口，就是2.4亿，加上事业部分已经达到四五亿。再加上跟班，恐怕已经超过六成，理论上已经无解。
毛要让中国人多生多养人口基数庞大，对于政权稳定的好处在不断印钞票时看到了，基数庞大，就可以持久地寄生，转嫁负面成本。而且可以绑架文明世界，既然文明世界尊重保护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的自我保存消费拉动，当作对国家的贡献，那么越多的中国奴隶，给文明世界带去的连带责任就越大。劫持越多人口的飞机，就越在文明世界面前分量越重，换成经济学术语，就是在中国的世界性市场。
我写过，市民移民海外就是权贵分赃体制的深化。在改革时期内的经济自由生长包括政治权利渴望，及其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对外帝国征服冲动，都在这个武装的传销性掠夺分赃体系内。市民很容易被对外掠夺征服激动起来，从而再次被吸纳入分赃体系帝国主义阶段，韦伯希望用这种方式把权贵和市民拧在一起不冲突，也就是转嫁内部矛盾。可是与德国不同，中共越往外扩张渴望，就越外战内打，他是国内殖民掠夺和对内征服，就会把越来越强烈的对外征服欲望，矛头指向内部，除非发动屠杀，否则从底层没东西抢了，于是市民痛并快乐着，一边帝国掠夺梦，一边被抢。我一直认为，同样崛起于改革时期，走另外一条路线的维权运动–民国当归，是改革的掠夺和对外转内的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它是对改革时期宪政要素积累的拯救，免得走向法西斯主义而毁灭。也就是在中共政体之上，民国国体的回归，维权作为抵抗革命权本来就在国体范畴内。它遏制中共政体小资产阶级本性的法西斯生长扩张的自然进程。要么民国当归恢复国体来更新政体，要么法西斯主义帝国，让政体崛起祸害世界，虽然国内殖民，不能像德国日本那样，但还是会祸害的。改革时期的政治权利索求，是结果有着不确定性。
维权运动在政治立场上的暧昧模糊性，曾经在兴起之初饱受质疑，到底是保党还是民运。过去我捍卫这种模糊性，因为这样才能发展壮大，今天我想磨掉它在49体制内的暧昧，因为当局已经用维稳就是维权来包裹了，基于改良推动而拥护维权，已经成为陷阱，我想把维权和民国勾连起来，在历史正当性层面彻底站起来，摆脱49内戴红帽子的病毒。任何沦陷或者战俘的罪恶之地，为了自我保存而妥协是正当的，如抗战老兵为了生存而领中共的低保不算投降，但是在此地要求政治权利政治自由，如市民权运动，就是一种正当性上的“认贼作父”。
基督徒的国不在于世间，就是告诫别去罪恶之国度加入政治，索取政治权利，可以求生存但别求发展，否则一定被罪恶污染。在共党处索取政治权利的维权，如新公民运动和街头举牌，是已经到了维权与革命连接的时期了，是多么诡异的事情，一方面你要最彻底的革命势不两立，另外一方面居然向敌人要求，源出于敌人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出自共同体的，不首先否认党国，把国家从党垄断中拯救出来，就是承认政治权利从党国恩赐出来，它都是党内运动，难怪新公民运动被打为“反党集团”。维权要在大陆实现政治权利，已经不容在政治立场上保持暧昧性，相反必须首先表态，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维权之上提民国当归的原因。提民国，自然而然是最彻底的立场，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又不用明白公开地刺激不敢彻底立场的人，不动声色，暗渡陈仓。
从维权运动到民国，我一直在做勾连工作。
我在2004年的《邓小平百年祭》中说，要返回近代中国，应该面对如何正视从孙中山以降的革命遗产，返回近代中国，模仿英国的宪政主义史观，建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宪政主义历史”，成了共和自由主义的“中国问题”。
我在2007年的《我为什么要奖励温家宝一朵小红花》中说，2004年底，我一个人以颠转启蒙和维权关系为目的，写了《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如此一来，回到民国的奠基教义和曾经的宪政共识。
我在2007年的《维权运动是百年立宪的画龙点睛》中说，后极权时代必须公民社会依赖于维权运动，自己捍卫自己，斩断党政政府的黑手。这样子维权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运动，它要复活一种从民国时候已经奠基的整体政治秩序。
我在2007年的《维权运动的中国史意义》中说，维权运动致力于对民国建国原则的恢复，将1949年所制度化所霸占的东西贬低。
我在2008年的《杨佳通过“抗法”来恢复自然法》中说，维权律师是民国共和精神和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在后改革时代的承载体。维权律师带着社会法权，可以说每一个维权律师就是一个“反对党”。
我在2009年的《继承鲁迅精神的维权运动》中说，我把维权运动的政治整合作用，通过回到民国的奠基教义和曾经的共识。正如我的《公民社会就是天下》指明维权运动的恢复民国品格，也正如本文阐述五四鲁迅与维权运动的一气相连。
我在2010年的《农民工罢工维权与宪政爱国主义》中说，农民工维权必然有一种内在的维度，那就是站在1949年政制的对立面，呈现回归民国面貌。对原初共同富裕目标的复活，对官场经济的修正，回归到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在《回头看五十年的维权理论中》写道，从改革到革命，好像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规律。可是这对范畴被置于党这个史上最大利维坦敌基督磁场中，我们不得不怀疑，必然规律是不是失去效果或者冻结，产生例外情形，八九后奔溃一直没发生，足以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处在史无前例的特殊情况中。这也是新左派中国模式例外论支撑点。
维权从改革已死后斜斜杀出，并不是遵守改革之后就是革命的范式，因为革命必然是邪恶改革所诞生恶果推动的，其本身会被共党体制与改革魔性所塑造，得避开。改革已死之后革命会中49历史的陷阱，改革已死后搞革命是49历史的进一步沉沦，这点风险一直在。改革已死后主张革命，一点智力优越都没有。我们得在49历史内的改革到革命进路之外，加一条补救或者矫正的路径。这就是我想的维权到民国当归，以49之内的被黑暗的人民性和之外民国性冲进改革到革命的路径中。
民间抗争的主流是市民权运动，谁也改变不了，谁都没法造出新局势。我说习大大路线格局是所在位置时势目前他能架构的，最不坏的，只要时运好，市民权运动又是给共党白打工，就像过去的改革推动一样，被拖得没脾气了就那样不死不活了。维权运动就这样了，所以为了在时运外，我们“添入”民国作为变数。
新浪微博“轻薄客之直拳”说：所以习近平弄出个“维权就是维稳”的笼子来收果子。在这个意义上，民国理念远比宪政乃至革命更具有异质政治的战略高度。改革是土共笼子的老母鸡，就算革命也是他们并不陌生的食物链最高端的野猪野味，那么唯有民国是他们肮脏的无所不能消化的胃口目前所不能消化的理念。
政治秩序的源头奠基受到敌人的祝福，民国算一例，清廷退位召书是对民国的祝福。敌人是曾经活在并逃离旧秩序加入新秩序的人的命运之神。而49秩序从出生就是受到诅咒的，民国和民国人诅咒它，文明世界诅咒它，注定是不幸和恶毒地牺牲国人的，就像一个需要无限的献祭才能暂时和平的恶魔。是否受到敌人和前一种政治秩序的祝福，就像一个人的出生是否是幸运的，就会好运或者厄运缠身。我们将来的民主秩序，是不可能受到1949秩序祝福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回到1911民国奠基。
何种立场表态在当下才是一种行动或者与行动一样有结果。当下是一个知行分裂，有知无行，或者说行动因为延迟到未来或者转嫁到民众中间而不在场的当下，这时候不仅行动消失了，把言论当做行动，在起跑线上左右晃动当做已经快完成马拉松长跑，而且行动的主体和主体性一样消失了，总是躲在要打倒的敌人的神像下面，用敌人的圣旨当做合法性源头。合法性源头是用敌人的还是用民间主体性自己的，就成泾渭分明的分水岭。我们渴望行动，但必须正面行动艰难的现实，所以得找一个方便法门，只要是一种立场表达，一种信仰，就足以构成行动或者达到行动的结果，就像在罗马帝国内做基督徒，这种身份认同就是另国度的法权变化，在当下你有民国认同，就是言论表达之极致，由气态凝聚为尖锐的固态标枪，就是一种最为极端的革命行动。它的门极低，简单易行，战斗力极大。在这里立场与行动二位一体。
看《早期希腊》，其中说，僭主政治现象一般与因经济变革而引起的思想上更大自由，社会关系上的更大灵活联系起来。我看洗刺激国民希望而投射到他身上的政治神话运作，就是89年后的经济自由和社会宽容度的党内总体性，与希腊僭主吻合。也与德国俾斯麦之后的方向吻合。所以在当下语境下要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小资产阶级诉求，未必一定导向宪政，也可能是促成法西斯。自由派极右翼的靠拢极为明显。已有微弱自由的生长，到底朝党内还是党外，是一个巨大分野，与支持改革的党内民主派分裂，对立起来，是民间主体性的必经一步。
获得一个民国护照，产生的批判作用要比写文章大上几千几万倍。重做民国人，就像父子之间失和后复合，浪子回头回到家。而批判中共专制，是在劝谏与解除效忠之间游移不定，即使解除效忠，还是没有发生国度法权意义上的更换，要么流亡要么内心流亡，永远没家。
做民国人，如申请民国护照，这个应该是除了广场革命之外的最大话语力量，只要有几十，几百万人获得，就会产生撕裂性。就像与老板闹矛盾，当你找好了更高工资的下家，老板就得求着你。重做民国人，就像父子之间失和后复合，浪子回头回到家。而批判中共专制，是在劝谏与解除效忠之间游移不定，即使解除效忠，还是没有发生国度法权意义上的更换，要么流亡要么内心流亡，永远没家。就像流亡于台湾的国民党还属于民国，流亡于美国的大陆人往往脱离不了共党。所以重做民国人，比起批判专制，有质的飞跃。获得一个民国护照，产生的批判作用要比写文章大上几千几万倍。
1911后的民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王朝，前1911王朝与天下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得到制度表达，体现为政体与国体。1949的红朝是一个以反对王朝政治来实现更大的治乱循环的王朝，伪矫为一个国家，并且妖魔化矮化民国为王朝，以阿q精神胜利法的方式“征服”民国。以知识分子与民众冲突为社会性的官民矛盾治乱循环再次归来，因此刘项原来不读书所包含着的知识与抗争血性的对立，会随着中共无与伦比的吸纳力，而无比加剧。知识越多越多越反动越犬儒，所谓的抗争性知识分子或者异议知识分子，是自我冲突和自我摧毁的，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抗争，一定纳入王朝秩序，是一件中山装，以抗争道义资源为知识分子身份充电，让抗争的结果趋于历史的偶然和任意性，牺牲了抗争的的本身。在身体抗争与基于知识分子身份抗争，维权与异议之间，我支持前二者。后者是王朝政治的终点处，而我要跳出。抗争越多越大，就越远离知识和知识分子身份，这就是知识分子从改革走向革命。一个持革命立场的人宣布自己是异议知识分子是很诡异的，也只有仅仅是立场时，拒绝行动或者把行动转嫁到民众头上或者推到遥远的将来时，才可以宣布。
异议知识分子的论述书写，试图构建一个足以贯穿民主化进城中的现在和民主化后的未来的主导精英群体，以知识的力量和知识分子身份的权威，牵引转型的完成。这里强有力地邪教般暗示“我们”能保证转型，民众听我们的，“我们”是中国的门，就是真理道路，以身份载道。我认为道路真理出路在当下各种主动和被动以知识分子身份进行抗争的之外，在寻求代表权的抗争之外，总之在“我们”之外，在已经显露在公共领域的人们之外，“我们”没法以身份载道。这种代表权的自我消解，会让“我们”不会成为新的专制者，而是让民国宪政来统治中国。也就是国体的再次生成政体。
来自旷野的呼喊
民族国家的气质，若沉沦于商业城邦的情欲，不受乡土旷野的粗野单纯的制约更新，也败亡不久了。城邦最为伟大者罗马受制于其乡土，英国受乡绅的品格的支撑，美国是其乡镇精神支撑的，一旦听不到旷野乡土的呼喊，只有都市欲望洪流，就算是快死的节奏，就像黑社会人士有今天没明天的发泄。大西北旷野的健康之空气，能否像罗马边缘的原始森林民族冲进北京上海的纸醉金迷中，从而使之恢复健康自然。
中国与美国一样是土地辽阔的民族国家_帝国，对西部有内部殖民，征服掠夺，为什么美国是双向的，边疆精神如杰克逊总统就能入主白宫，而中国是单向度的，由北京上海一路冲击摧毁，原因在于没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制度，替代以知识分子官僚集团和商业的部分西北人成为人上人，只会加剧现代性在西部的冲突。维族比回族有更多的代言知识分子，并不一定是民族的福祉。以文人知识分子和补充品商人为路径的解放，往往是本民族的灾难。如二十世纪的汉族。
二十世纪亚非拉以文人知识分子和商人，就是成为人上人欲望主导的民族解放，何曾给本民族带来福祉，不在乎就是用本民族的专制取代外民族的专制，换来更重的枷锁，我看到维族解放的必然宿命。商人与文人在政治精神上都是道德性的，它们是对宗教律法下生存的世俗欲望偶像崇拜替代，人上人就成了神。这里也就是解放运动中到底遵守律法路径还是道德路径的区别。道德性路径必定被现代性危机之万恶之源知识分子官僚体系所并轨，不管是本民族的还是外民族的。日本侵华时，如果能像清朝那样重用知识分子，他们一样好甘之如饴。
宪政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较大程度保留了律法和先知的古老传统( yesu de)，在传统直面生存的罗马，英国与美国，是最接近的宪政的，他们基本是反智和不依赖于知识分子的。我看大西北的人民，生存或者发财，如果政治恶劣到没法生存，就起来暴力反抗，总之就是求权力不要干扰我的分界。不需知识分子作为中间层。
成为人上人，与成为宪政下公民，或者成就宪政之间，是一种欲望投射关系，把立宪当作解放，如马克思描述为欲望无限满足的天堂。在贫困和苦难在外围暗处随时置人于死地，或者内化到内部造成无限攫取占有方能获取有限安全感的情形下，无底洞的权力意志取代有限满足就能自我保存，来支配人们的整个世界，成为人上人才能做人，有了特权才像一个人，这时候就是政教合一的极权主义组织，就是有着目标与手段之间无限对立的黑社会，共党就是民国底层知识分子，以中学老师为形象代言人的成为人上人的邪教。剥开意识形态的迷惑，49后的一切都是为了成为人上人，然后用美好的旗帜遮住，越离越远的目标旗帜，只要个人获得特权就当作靠近了，这是一种投射关系。用佛教的语言，共党人他们永远是属于地狱中餓鬼（受危机例外状态的支配这一规定性用意识形态藏在灯下黑的地方），来到这地上，到还属于地狱，永远不处于这地上与天堂之间。
双城记
美国与英国一样，是民族国家教会（城邦）。在教会城邦中，是解决了或者担保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教会是一个城邦，这一点没错。教会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神之下的人与人关系，并不是信仰问题，而不是神人关系，不是么。教会没有任何神圣性。民族国家是一个有预备的路修直主的路的过程，是福音进入历史的过程，那么古犹太国就是第一个民族国家。梅耶在《古希腊政治的起源》中说，近代意义上的国族往往和“上帝的思想”及其历史使命感联系起来。
耶稣对犹太的政治担负或者说其政治神学解决方案就是民族国家。柏拉图的政治神学后来被耶稣的吸纳超越。柏拉图作为前耶稣的先知出现，这本来就是政治神学的解决。希腊城邦也被教会城邦吸纳，耶稣成为新纪元。前耶稣的，要在政治中存在，必然是对耶稣的模仿，也就是敌基督的。耶稣之后，只有教会的，如韦伯所研究的中世纪的城邦，也是教会共同体。
那么成为教会的一元，也就是成为共同体的政治人。凯撒的人，还属于基督的人，罗马书第十三章。从古希腊以来，做人与做公民是不同，在这里合一（德国不同)
基督徒在世界中各持自己职业身分，在教会中散失这一些。不管抗争者来自何种身份，千万别以身分意识来抗争，抗争的话语是宪法与权利，以人的面目来。自由不来自身分，而来自生命本身。来自身分的，要的是特权，而非自由。
“当归”是一种中药，民国当归把陆独当做一个恶性肿瘤，如果我们的视野局限于1949年之内的猪圈，就会认为恶性肿瘤等于我们全部，我们逃不出生天，中药治不了恶性肿瘤，可是我们应该忘我，否定猪圈给予我们的种种规定性，把我们当做民国人，就像基督徒把自己当做天国子民，这样就天然政治正确。否定1949年之内的规定性，这是一个与体制上断掉精神脐带的新人。跳舞无形之外。以民国的超我为自己，把自己认同与中华民国的国民，吐尽狼奶。
1949年之后的大陆人民，处在奥古斯丁双城之中，中华民国为深层记忆中和转型之后自由宪政的天堂，而大陆政权所统治的，就是罪恶之城，不是民国派的，就是沉沦于罪恶之城。1949年之后的大陆，就是敌基督的。而敌基督为基督做工，一样在基督精神的统御之下，二十世纪是基督教中国“出埃及记”我们所在沦陷区的大地上，有着双城记：国体与政体，基督教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衣冠、目标和精神弥漫四空，还有政体上的寄生虫和变异，一个属于敌基督的魔鬼之城。敌基督为基督做工，回归民国，同时是回到基督教共和国，奠基时被预定的。千万别说这是一个没有福音的国度，因此没有宪政。
民国对于1949年之后的陆独小王朝，具有无形教会，或者先验的性质，在宪政中许诺了上帝拯救。1949年玩偶山庄之内一切的事物，都是临时的自我瓦解，不可长久的，其存在就是促进其消亡，内在于死亡的，读一下毛泽东的卜算子。1949年作为死亡焦虑的敌基督式安慰，就像欲望的满足，将带来更大的虚无。只有民国因素空降于其中的，才是坚固的。在玩偶山庄之内，就意味着有限和原罪，意味着死亡。
罗马帝国的物质实体不存在，其精神延伸至今。可以说大陆民国政府被推翻了，但民国理念会被传承下去，极权控制再严的社会，也有民国存续的空间。这个投票需要政治利益上的损益计算，以及历史经验的淬炼，并不是靠渴望和美好记忆的投。润之与共党也是差距甚远的两件不同事情，可以区分的。其文革“摧毁”官僚体系不可不究。极权主义对组织化有所阻挡预防，可注定失败，方法很烂，诉诸于道德原教旨主义毫无意义。
这里不是在讲转型的问题，而是在讲对宪政的捍卫问题。民国的宪政没捍卫住，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捍卫已有的。借用奥古斯丁的双城记，大陆人民有着双城，民国之城与大陆专制之城。民国乃是神国的倒影，故有民族国家原教旨的精神目标，民国之城统而不治。我去探索民国以来上帝在中国历史中的做工，辨明其中上帝旨意。提供一个民国以来历史的基督教视角，于大陆是民国重新降临归来的叙事。
我有个民元以来历史的基督教视角阐释，分成三段，第一段民国与基督教宪政，略有所成。第二段是毛泽东作为敌基督，也略有所成。第三段是改革时代的基督教内涵。才有点眉目。罗马帝国时基督教作为国教，其天王山之点就是在于知识精神与贵族皈依，要为他们提供一种总体的基督化中国历史解释。
我一直在思考《圣经》中的政治体验对基督信仰的塑造，如埃及与罗马，简单说成耶稣与凯撒的关系，作为基督教宪政的根基。我把当下民主抗争的政治体验，基督教化。如维权律师大多基督徒。我从上一代人如刘小枫，杨小凯等人在革命与49之内的政治体验中，感受毛凯撒之下基督教宪政的坚固历程。实际上基督教宪政化身维权运动，如我和范亚峰都去做维权，为维权做理论背书。有行动的宪政理论，是有手有脚的，会行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基督教抵抗是穷人的抵抗，受苦受难的人的抵抗，儒家的知识分自我认同抵抗是有资产者，内心安全者的抵抗，专门要求顺服掌权者，在顺服中牟取特权，假冒为自由。前者对政治精神或者革命精神的忠诚，后者对权力政治的热衷。面对极权，后者会被收割吸纳。如阿伦特说，苍白软弱无力。
马克思主义不外乎是基督教的世俗福音版本，信什么都是人的血气所限，都会变为罪恶，不是信什么是重要的，而是在行动中，如革命或者建国时遵守律法，“行出父的样子”。
政治基督化就等于民主化，另启示福音作为根本性根基的遗忘。把沦陷区当中国的，这是儒家精神的遗毒，没有原罪感。因此需要基督教精神来改造当下中国抵抗专制的意识，抵抗者需要基督教。关键是怎么办。在行动中或者在政治中彰显福音。摩西也是在以色列共同体的奠基中，才把上帝植于民众心中，从上帝对摩西一个人说，我是你祖先的上帝，到颁布律法植于每一个民众心中。这是个体的问题，且这里暗藏着僭越耶稣的渴望：模仿耶稣。也有整个民族的路径，在政治中遵守法律，行上帝眼中正确的事情，如美国立宪。
要战胜中共的法西斯崛起，就必须有一个基督教共和国的民国，民国的基督教性必须彰显出来。就像二战是基督教共和国英美自由世界战胜纳粹。《时代》周刊记者艾克曼十来年前写了《耶稣在中国》提出，不走基督教共和国，中国肯定走法西斯之路。
2005年争论儒家宪政主义时，我写文章说，儒家属于知识分子官僚权贵联盟，基督教属于民众，官民矛盾会倒影入宗教矛盾。如今儒家成为前者的国教，而自喻儒家的，都是想加入这个联盟。民众又想加入又被排斥，就像犹太人想成为罗马公民而不得，于是用天国补偿自己。民国，基督教，民间三位一体。
如今维汉矛盾，汉藏矛盾等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是官民矛盾的转化，官方与这一些民族的不少公知共同配合完成这种转嫁。也就是不少少数民族公知被纳入知识分子权贵官僚体系的特殊颜色延伸。中共在中国土地包括少数民族中间，实行国内殖民，实行变相的罗马公民权式吸纳，也就是把精英收入体制给予人上人的做法，也就是打碎知识分子官僚权贵体系的诱惑，必须有民国当归，因为加入这体系，就等于与那伪国同在。必须把用基督教中的天国之城和地狱之国来回答这矛盾。
镇反运动的翻案维权工作没人做，也没人敢做。我见过无数反右运动的和反文革的公共舆论，它们忆苦思甜证明改革之美好，我对此深恶痛绝。镇反运动和借美国之刀杀降的抗美援朝，它关系到敌我矛盾和中共统治的垫脚石，一样是那一些被党打骂和吃掉的儿女的敌人，与农民一样，都是政治贱民。
与农民一样，都是政治贱民，让我想起让朱元璋驱赶得世世代代在海里活着的闽东渔民。经过镇压，民国社会根基精英阶层被摧毁。因为国之退败悔恨，民国精英后代有了家仇，三四代人全受影响牵连人不人鬼不鬼，如今国恨国之将亡又至，家仇何不翻出，一并清算。镇反运动的翻案必然带来民国当归。
异议者的身份认同归于何处
在黎明之前，人们想的是如何融入日头下的正常生活，也就是民国（宪政）当归，而应该抛弃黑夜里的摸索寻找白骨生出来的磷火。圣经出埃及记中上帝让出生于埃及的以色列人死绝在旷野里，身上的埃及专制病毒不得入迦南地。
我写过文章，反对纪念林昭。上次去苏州被欧阳劲逼得没办法，才去的林昭墓。她的高度，不超过被党吃掉的儿女，还是党的内部矛盾。纪念她的民间群体，面目也在被党吃掉的儿女，剥夺财产自由与幸福的怨恨，与彻底跳出做民国人选择民国符号做抗争之间徘徊，吊在最后一线七上八下。
我们过去给所谓的自由主义党内铺系烧香，是因为还怀着改革的期待。当抛弃这个后，就弃之如旧靴。立言能否被传承，取决于事功。不取决于立言。如果改革一代搞掂改革，那么这一些立言会被尊重。改革已死，那么49内的民主化话语就会当作障碍物加以排除。
其实他们一到延安就明白了，就是死要脸。一加入共党，就明白了。也就是其自由要么在共党外，要么在内心。这是我对共党与小知识分子自由关系的质疑。另外一层是与民众民生的质疑。共党除了掠夺了民众，保障了加入共党人的民生外，还干了什么。所以所谓的革命理想不在乎是加入共党人的意图伦理，对国人和国家来说，就是灾难。
自由只能外在共党，靠死要脸的他们自己投射于屏幕上。文化政治的，进不了政治中。理想目标之美好，只用来欺骗，手段之恶果，全转嫁民众。民生，那完全是掠夺集团的分赃。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小撮强盗点火，温饱了自己，把中国烧了。要命的是，这一小撮人自己爽了，还要代表所有人都爽。如果没有回到民国与民间一致的立场，还真没办法把这样的死要脸的面目看清楚。
这知识分子，总是孙猴子的尾巴变不了，身份认同影响干扰。像《1942》电影和夹边沟的那一些。都是在炫耀自己的幸运。一个已经在岸边，高高在上指点河里窒息的人们。用别人的死亡，苦难来装点自己。如果真是死过一回的，就不会那么写。他承受，而且是过去承受。当下绝不承受。如果当下承受，他们就不是神宠的先知了，光环没了。他们的高贵在于他们的幸运。
过去的困难是幸运的磨练，所以他们是被挑选的。夹边沟和1942的作者幸运地活了，就想证明自己的幸运。如果说他们也有灵性，那是膜拜幸运之神的。如烧香，成功学等等。身份高的一张嘴，就会噗来幸运的自满和看你没那幸运的遗憾，这还是他们把你当自己人的时候。就像长得高大的人，看长得矮小的人。
写夹边沟这一些人的意图转变，这一些勾当我深有体会。原来做律师的时候，给车祸当事人代理，一开始确实基于亲情打官司，越打就变味了，成了自己争取利益的机会了。你妈的，这一些人消费起苦难，比我的当事人厉害多了。杀人游戏中没有无辜者，这个命题挺有意思的，十多年前学刑法共同犯罪，我对胁从犯就有看法，我就被迫站在犯罪团伙中间，内心反对他们但不敢说，为什么还有罪。就像过去女孩子，无辜被强奸，人们还是看她有罪的样子。后来学了狄骥的连带关系学说，好像有道理。如“见者有份”的说法，到场的人，都对占有之物发生联系。在特殊有罪场合的在场，就有原罪，如我们出生在共党的统治下，就有原罪。
都是一伙的，都是被共扔入人对人是狼的熔炉中，杀人游戏中没有无辜的。只是有机会杀人的幸运，与没机会的失败者而已。但至少可以证明一个真理：与共党沾边的抗争，是绝对没有机会成功的，黑洞一靠近就把你吃进去。远离共党的，如民国的，不一定成功，但概率变大。我们要的是成功，而不是吃着党奶抗争失败的自我感动和同情。
加入两会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比较起来，就有不洁净。与中共沾边的，采取49历史内符号的民间抗争，被污染变为不洁净。行动与聚集总是好的，但被污染的符号所破损。洁净的行动与信仰才为神所喜悦，获得胜利。行动的符号资源是否洁净区分，与基督教信仰体验重叠，民间抗争得以基督教化。
对专制的批判被限制控制在教育与新闻领域的一部分，它不允许跨越到行动的一步，只要这么残酷地制造知行分裂，遏制妖魔化知识批判的启蒙，不断延迟阻挡行动，就足以拖垮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吃红利，把他们熬过去，老去。经济吃人口红利，政治安定一样。改造世界是多么迫在眉睫，而批判陷入无效的泥潭。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是在场人气带来形象工程，只要有外壳影响就行了，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不再需要洗脑地赞同支持，反对他批判他，可以被用去数人头当政绩，在专制设置的议题戏院中在场，就是“支持”他。批判陷入转型陷阱中。
在共党看来，从目前的社会结构走下去，就社会影响力而言，话语和精神领导权二三十年内，仍在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处，而80、90后要取而代之，还是很远的事情，而且他们似乎天生爱生活不爱理论主义话语权，也就是没有多大的代表权渴望，对付他们，给美女汽车生活足够了。80、90后他们要行动被灭，基于他们迫切问题的苦恼和疼痛，二三十年后才会登上历史舞台。而且他们的问题意识与四五八九一代的有些很大的断裂，几乎唾弃后者的建构。所以对专制的批判，前面的深渊很黑，所站立的土地已经裂开了巨大鸿沟。
当下的政经社会条件与基督教兴起的公元前2、3百年罗马帝国相似。耶稣传福音于贱民穷人，批判法利赛人和奋锐党人。就像我们今天把希望寄托在长期守护民国认同与捍卫公民社会的政治贱民身上，批判改良与革命派公知与小市民。在国内语境之下，都有一种符号化表达的困境，必须满足专制的政治正确。只有被允许的，才能唱。除了被允许的形式之外，就没有了选择。在维权运动和民众抗争中，1949年之内专制所所塑造的政治符号，强加于我们头上的符号化表达枷锁会逐渐融化。这就像蛇蜕。一层层褪去，就有了新生和成长。
只有内部蕴涵甚至制造反对党对立面的政治符号，才是超越49秩序的。这种符号一定是法律性的，如民国，居然能与试图终结民国的台独共存。这就像一个父亲与弑父渴望的儿子共处一家。毛崇拜是半个，正是因为道德性，毛有超越49的可能但始终被49利用。所有的个人崇拜都没法逃脱宿命，经不起质疑和反对，那意味着道德上的摧毁，一质疑和反对，权威就流失了。你一说蒋介石有问题，国粉就像疯狗一样咬你。
一旦被镇反运动屠杀的五百万民国社会精英后人起来，进入舆论和历史舞台，要的是复仇与讨债，而不是反右和文革乃至八九受害者的平反，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党儿女与党的内部矛盾。成为“我党”的人，就意味着对民国的背叛和寄生于农民政治贱民之上。捍卫中华民国认同与守护公民社会解放贱民是一致的。
成为“我党”的人，根本处境描述起来就是上不上下不下，比上远远不足比下有余，被固定在一个永远没尽头的天梯下方。真正“我们就是党，或党就是我”的人，是瞧不上他们的，是不会把自己当“我党的人”的，毛泽东要摧毁党，薄熙来痛骂“你们这些共党”，太子党大权贵会认为自己是美国人的。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就像北京上海小市民，在乡下农民面前很优越，在香港台湾纽约巴黎面前很巴哈狗。所以国人的出路并不在于成为“我党的人”，或像新公民运动一样成为小市民，而是干脆下沉建设公民社会，守护民国或民间。或者再往上融入文明世界，像香港台湾一样。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有什么好搞。
从维权运动到民国
在极权主义体制控制以及磁场中，只能启蒙争取人心站在我们这一边，以立场代替行动，把行动转嫁到民众处或者寄托于未来，没有当下就在场的行动，这种局面早在2003年前就没法忍耐，提出直接行动的维权，以压倒启蒙。知识分子没法行动，并不等于就没有行动，行动就在于知识分子之外的民众处或者将来。知行分裂，被转嫁或被延迟的行动，总是通过知识分子看不见的方式，时时刻刻报复着当下，从而有着当下行动的可能性。告别启蒙渴望行动的理论，基于行动的理论，有重回启蒙困境的危险，就需要加入被转嫁行动的民众中间，或者为未来的行动做预备，借助于依附于行动本身让基于行动的理论不继续成为假大空。
民间抗争的主流是市民权运动，谁也改变不了，谁都没法造出新局势。我说习大大路线格局是所在位置时势目前他能架构的，最不坏的，只要时运好，市民权运动又是给共党白打工，就像过去的改革推动一样，被拖得没脾气了就那样不死不活了。维权运动就这样了，所以为了在时运外，我们“添入”民国作为变数。每个人的饭碗多少都跟它的吸纳层次有关。八千万乘以每家四口，就是2.4亿，加上事业部分已经达到四五亿。再加上跟班，恐怕已经超过六成，理论上已经无解。
毛要让中国人多生多养人口基数庞大，对于政权稳定的好处在不断印钞票时看到了，基数庞大，就可以持久地寄生，转嫁负面成本。而且可以绑架文明世界，既然文明世界尊重保护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的自我保存消费拉动，当作对国家的贡献，那么越多的中国奴隶，给文明世界带去的连带责任就越大。劫持越多人口的飞机，就越在文明世界面前分量越重，换成经济学术语，就是在中国的世界性市场。
我写过，市民移民海外就是权贵分赃体制的深化。在改革时期内的经济自由生长包括政治权利渴望，及其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对外帝国征服冲动，都在这个武装的传销性掠夺分赃体系内。市民很容易被对外掠夺征服激动起来，从而再次被吸纳入分赃体系帝国主义阶段，韦伯希望用这种方式把权贵和市民拧在一起不冲突，也就是转嫁内部矛盾。可是与德国不同，中共越往外扩张渴望，就越外战内打，他是国内殖民掠夺和对内征服，就会把越来越强烈的对外征服欲望，矛头指向内部，除非发动屠杀，否则从底层没东西抢了，于是市民痛并快乐着，一边帝国掠夺梦，一边被抢。我一直认为，同样崛起于改革时期，走另外一条路线的维权运动–民国当归，是改革的掠夺和对外转内的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它是对改革时期宪政要素积累的拯救，免得走向法西斯主义而毁灭。也就是在中共政体之上，民国国体的回归，维权作为抵抗革命权本来就在国体范畴内。它遏制中共政体小资产阶级本性的法西斯生长扩张的自然进程。要么民国当归恢复国体来更新政体，要么法西斯主义帝国，让政体崛起祸害世界，虽然国内殖民，不能像德国日本那样，但还是会祸害的。改革时期的政治权利索求，是结果有着不确定性。
维权运动在政治立场上的暧昧模糊性，曾经在兴起之初饱受质疑，到底是保党还是民运。过去我捍卫这种模糊性，因为这样才能发展壮大，今天我想磨掉它在49体制内的暧昧，因为当局已经用维稳就是维权来包裹了，基于改良推动而拥护维权，已经成为陷阱，我想把维权和民国勾连起来，在历史正当性层面彻底站起来，摆脱49内戴红帽子的病毒。任何沦陷或者战俘的罪恶之地，为了自我保存而妥协是正当的，如抗战老兵为了生存而领中共的低保不算投降，但是在此地要求政治权利政治自由，如市民权运动，就是一种正当性上的“认贼作父”。
基督徒的国不在于世间，就是告诫别去罪恶之国度加入政治，索取政治权利，可以求生存但别求发展，否则一定被罪恶污染。在共党处索取政治权利的维权，如新公民运动和街头举牌，是已经到了维权与革命连接的时期了，是多么诡异的事情，一方面你要最彻底的革命势不两立，另外一方面居然向敌人要求，源出于敌人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出自共同体的，不首先否认党国，把国家从党垄断中拯救出来，就是承认政治权利从党国恩赐出来，它都是党内运动，难怪新公民运动被打为“反党集团”。维权要在大陆实现政治权利，已经不容在政治立场上保持暧昧性，相反必须首先表态，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维权之上提民国当归的原因。提民国，自然而然是最彻底的立场，全世界都知道的秘密，又不用明白公开地刺激不敢彻底立场的人，不动声色，暗渡陈仓。
从维权运动到民国，我一直在做勾连工作。
我在2004年的《邓小平百年祭》中说，要返回近代中国，应该面对如何正视从孙中山以降的革命遗产，返回近代中国，模仿英国的宪政主义史观，建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宪政主义历史”，成了共和自由主义的“中国问题”。
我在2007年的《我为什么要奖励温家宝一朵小红花》中说，2004年底，我一个人以颠转启蒙和维权关系为目的，写了《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如此一来，回到民国的奠基教义和曾经的宪政共识。
我在2007年的《维权运动是百年立宪的画龙点睛》中说，后极权时代必须公民社会依赖于维权运动，自己捍卫自己，斩断党政政府的黑手。这样子维权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运动，它要复活一种从民国时候已经奠基的整体政治秩序。
我在2007年的《维权运动的中国史意义》中说，维权运动致力于对民国建国原则的恢复，将1949年所制度化所霸占的东西贬低。
我在2008年的《杨佳通过“抗法”来恢复自然法》中说，维权律师是民国共和精神和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在后改革时代的承载体。维权律师带着社会法权，可以说每一个维权律师就是一个“反对党”。
我在2009年的《继承鲁迅精神的维权运动》中说，我把维权运动的政治整合作用，通过回到民国的奠基教义和曾经的共识。正如我的《公民社会就是天下》指明维权运动的恢复民国品格，也正如本文阐述五四鲁迅与维权运动的一气相连。
我在2010年的《农民工罢工维权与宪政爱国主义》中说，农民工维权必然有一种内在的维度，那就是站在1949年政制的对立面，呈现回归民国面貌。对原初共同富裕目标的复活，对官场经济的修正，回归到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在《回头看五十年的维权理论中》写道，从改革到革命，好像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规律。可是这对范畴被置于党这个史上最大利维坦敌基督磁场中，我们不得不怀疑，必然规律是不是失去效果或者冻结，产生例外情形，八九后奔溃一直没发生，足以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处在史无前例的特殊情况中。这也是新左派中国模式例外论支撑点。
维权从改革已死后斜斜杀出，并不是遵守改革之后就是革命的范式，因为革命必然是邪恶改革所诞生恶果推动的，其本身会被共党体制与改革魔性所塑造，得避开。改革已死之后革命会中49历史的陷阱，改革已死后搞革命是49历史的进一步沉沦，这点风险一直在。改革已死后主张革命，一点智力优越都没有。我们得在49历史内的改革到革命进路之外，加一条补救或者矫正的路径。这就是我想的维权到民国当归，以49之内的被黑暗的人民性和之外民国性冲进改革到革命的路径中。
民间抗争的主流是市民权运动，谁也改变不了，谁都没法造出新局势。我说习大大路线格局是所在位置时势目前他能架构的，最不坏的，只要时运好，市民权运动又是给共党白打工，就像过去的改革推动一样，被拖得没脾气了就那样不死不活了。维权运动就这样了，所以为了在时运外，我们“添入”民国作为变数。
新浪微博“轻薄客之直拳”说：所以习近平弄出个“维权就是维稳”的笼子来收果子。在这个意义上，民国理念远比宪政乃至革命更具有异质政治的战略高度。改革是土共笼子的老母鸡，就算革命也是他们并不陌生的食物链最高端的野猪野味，那么唯有民国是他们肮脏的无所不能消化的胃口目前所不能消化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