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凱達格蘭大道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條國賓大道。比如，華盛頓有憲法大道、巴黎有香榭麗舍大道、莫斯科有阿爾巴特大街，臺北則有凱達格蘭大道。
与北京的“十里長安街”相比，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的尺度要小得多。凱道爲總統府外面的一條垂直大道，長約四百米，路寬約四十米，雙向共有十線車道，步行不過五分鐘就從這頭走到那頭。
凱道的前身為台北府城東門街，開闢於清朝後期。國民政府遷臺後，將該路命名為介壽路，「介壽」是為慶祝蔣介石壽辰而命名。一九四七年，位於介壽路上的原台灣總督府廳舍亦更名為介壽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以介壽館作為總統府。
在威權統治時代，獨裁者刻意在此顯示其無邊的權力：民衆在此行走，必須低頭而過，不低頭者會受軍警訓斥。
與總統府遙遙相對的二二八紀念碑
凱道與總統府幾乎互為一體，位於博愛特區的核心部位。所謂博愛特區，並非官方的行政區劃，而是從戒嚴時期起，軍方稱之為“台北市博愛警備管制區”的特殊區域。該區域內，除了總統府以外，尚有國防部、行政院、司法院、外交部、法務部、最高法院、台北地方法院等重要政府機關。
我多次從景福門步行到總統府。景福門是清代修建的城門，經過六十年代的一次改造，國民黨給其“穿衣戴帽”；總統府則是日治時代在脫亞入歐的文化氛圍下修建的總督府，這棟改良文藝復興式的五層建筑爲當時臺灣的第一高樓。一路上，標誌性建筑比比皆是。
日治時代的總督官邸，是一棟後期巴洛克風格的建筑，如今是對外開放的臺北賓館。當年由於花費甚鉅，曾經引起日本國會議員的指責。
臺灣博物館，為希臘古典建筑之風格，被譽為“日本建筑學界所主倡近代主義中最莊嚴、技術最圓熟的作品”。其中央圓頂之設計，更是莊嚴宏偉，不亞於歐洲古都的大型公共建筑。台灣史學者劉進興教授特意經陪同我參觀“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修護成果展”，領略“台灣民主國”曇花一現的歷史真相。
臺灣博物館旁邊，就是地址為凱道三號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時，此處爲“台湾广播公司”厅舍，大批愤怒群众冲入其中，对外播音发出控诉，成为全台反抗活动的开端。
周遭即爲二二八和平公園，園內有一尊大型的二二八紀念雕塑。此雕塑的造型過於複雜，象徵過於繁多，在我看來未必是成功之作。
雕塑落成后兩年，紀念碑文始終未能定稿。參與碑文起草的、最早參與爭取二二八平反工作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蘇南洲告訴我，別看這短短的六百四十二字的碑文，是召集學者開會三十多次才定稿的。其中，最末一段爲：“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沈疴不治，安和难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隽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壹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恒。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二二八紀念碑雖然沒有總統府規格宏大，但兩者相距不足一箭之地，表明掌權者不能永久壟斷歷史，真相與正義總有回歸的一天。在台灣各地，先後修建了二十多座以“二二八”爲主題的紀念碑，屠夫的塑像卻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台灣的轉型正義就在兩組數字升降的對照中，緩慢而艱難地啓動與推進。
被公民踩在腳下的凱道和被公民關進總統府的總統
就官方而言，凱達格蘭大道見證了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至今歷次國家中樞儀式慶典，一度是彰顯權力的神聖性的特殊空間；就民間而言，凱達格蘭大道則具有另一層的政治意義——它與自由廣場並列為臺北市集會遊行舉辦時選擇的重要集結點，也逐漸成為民眾集會遊行抗議的聖地。
在凱道尚未改名時，抗議民眾就已經不顧統治當局的威嚇，在此聚集并表達訴求。惟有這裡最能凝聚民氣并吸引媒體的關注，從而給統治當局形成壓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林國華、蕭裕珍等人率領雲林農權會，以農業開放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為抗議目標，主導南部農民北上台北請願活動，此事件稱為「五二零事件」。這是臺灣農民運動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件大事。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陳水扁在台北市市長任上，下令將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以象徵對台灣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凱達格蘭是最初居住在台北地區的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的名稱。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不僅是街道名稱的改變，更是制度的更迭与自由的釋放。
同時，臺北市廢除了凱道及重慶南路一段禁行機車及腳踏車的交通標誌。這是「空間解嚴」主張的體現。凱達格蘭廣場上，可以舉辦「飆舞」舞會了，在普通人翩翩起舞之中，威權的堅冰終於解凍。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那麽包括凱道在內的每一條街道，都應當被民眾踩在腳下。
二零一四年四月末，當我抵達台灣的時候，太陽花學運雖已落幕，反核四的遊行示威方興未艾。我來到凱道，看到人潮如大海，呼喊與高歌，此起彼伏。這是我所體驗過的，除了香港七一大遊行之外，最有氣勢的民眾運動。
如今，台灣的公民運動，已經不是當年的黨外運動那樣充滿了悲情與決絕的情緒，而是滲透了一種嘉年華式的輕鬆自在的雰圍。一路上，賣臭豆腐、烤香腸、杏仁茶的小吃攤次第擺開，香氣撲鼻——台灣的攤販們不必像中國的同行那樣，受到城管的打壓和淩辱。而人們在抗議政府的同時，居然還可以獲得如同逛夜市一般的愜意。
而總統府早已被閃着寒光的拒馬團團圍住。拒馬周圍站滿了全副武裝、神情緊張的鎮暴警察。這段時期超負荷的工作，已經讓首都的警察難以為繼了。馬英九躲藏在總統府內，假裝外邊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偏偏就是不敢出來到凱道上跟抗議民眾打一個照面。在抗議民眾中，我聽見有人嘲笑説，“我們的馬總統才是真正的宅神呢”。是啊，一個政治人物，當總統當到了不得不“自我囚禁”的地步，也算是打破世界紀錄了。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曾經說過，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把掌權者關進籠子裡。那麽，馬英九總統是不是實行了這句告誡，主動將自己關進了籠子裡？
北京的長安街何時才能變成台北的凱道？
如果凱達格蘭大道還叫介壽路，強迫每個人都畢恭畢敬地低頭而過，我肯定不會來此散步。即便經過此區域，亦要繞道而行。
我對炫燿權力的統治者，一向是“不敬而遠之”。我在北京生活了十九年之久，去長安街，尤其是天安門廣場附近的那段長安街，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次。那裡是屠殺的現場，血跡永遠也洗不去。屠夫們在那裡設置了數不勝數的攝像頭，安排了多如牛毛的警察和便衣。他們究竟害怕什麽呢？
反之，台北的凱道，早已從統治者的掌心回到了人民的腳下。從洪仲丘事件中的白衣人，到太陽花學運中的黑潮，一個新公民運動的時代，在凱道亮麗登場。而且，其餘波已然激盪到彼岸的中國。有一位參與凱道集會的臺灣青年者，在推特上留言説：“今晚離開凱道的時候，在最角落的地方，有一個大叔站在一堆疊起來的紙箱飲用水前面，招呼著路過的人：‘口渴的人，這裡有水！後面桌上有飯團！餓的人都可以拿去吃！中南部來的朋友，如果沒有地方住，我開辦公室的門給大家住！’”
在這則留言的下面，我看到一位來自中國網友如此評論説：“那年的北京, 也有這樣的人。”
還有一位中國網友留言説：“我能理解臺灣人為什麼不願意回歸，因為此刻，我也寧願自己是臺灣人。”
走出來，就有希望！臺灣的民主，就是民眾一次次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走出來的，而不是掌權者在密室里大發善心而賞賜給大家的。
中國的民主歷程也一樣。哪一天，北京的長安街才能變成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呢？我相信，當每個普通人都可以在長安街上自由地行走、呼喊與歌唱的那一天，就是徹底埋葬共產黨暴政的那一天。
凱達格蘭大道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條國賓大道。比如，華盛頓有憲法大道、巴黎有香榭麗舍大道、莫斯科有阿爾巴特大街，臺北則有凱達格蘭大道。
与北京的“十里長安街”相比，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的尺度要小得多。凱道爲總統府外面的一條垂直大道，長約四百米，路寬約四十米，雙向共有十線車道，步行不過五分鐘就從這頭走到那頭。
凱道的前身為台北府城東門街，開闢於清朝後期。國民政府遷臺後，將該路命名為介壽路，「介壽」是為慶祝蔣介石壽辰而命名。一九四七年，位於介壽路上的原台灣總督府廳舍亦更名為介壽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以介壽館作為總統府。
在威權統治時代，獨裁者刻意在此顯示其無邊的權力：民衆在此行走，必須低頭而過，不低頭者會受軍警訓斥。
與總統府遙遙相對的二二八紀念碑
凱道與總統府幾乎互為一體，位於博愛特區的核心部位。所謂博愛特區，並非官方的行政區劃，而是從戒嚴時期起，軍方稱之為“台北市博愛警備管制區”的特殊區域。該區域內，除了總統府以外，尚有國防部、行政院、司法院、外交部、法務部、最高法院、台北地方法院等重要政府機關。
我多次從景福門步行到總統府。景福門是清代修建的城門，經過六十年代的一次改造，國民黨給其“穿衣戴帽”；總統府則是日治時代在脫亞入歐的文化氛圍下修建的總督府，這棟改良文藝復興式的五層建筑爲當時臺灣的第一高樓。一路上，標誌性建筑比比皆是。
日治時代的總督官邸，是一棟後期巴洛克風格的建筑，如今是對外開放的臺北賓館。當年由於花費甚鉅，曾經引起日本國會議員的指責。
臺灣博物館，為希臘古典建筑之風格，被譽為“日本建筑學界所主倡近代主義中最莊嚴、技術最圓熟的作品”。其中央圓頂之設計，更是莊嚴宏偉，不亞於歐洲古都的大型公共建筑。台灣史學者劉進興教授特意經陪同我參觀“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修護成果展”，領略“台灣民主國”曇花一現的歷史真相。
臺灣博物館旁邊，就是地址為凱道三號的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時，此處爲“台湾广播公司”厅舍，大批愤怒群众冲入其中，对外播音发出控诉，成为全台反抗活动的开端。
周遭即爲二二八和平公園，園內有一尊大型的二二八紀念雕塑。此雕塑的造型過於複雜，象徵過於繁多，在我看來未必是成功之作。
雕塑落成后兩年，紀念碑文始終未能定稿。參與碑文起草的、最早參與爭取二二八平反工作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蘇南洲告訴我，別看這短短的六百四十二字的碑文，是召集學者開會三十多次才定稿的。其中，最末一段爲：“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沈疴不治，安和难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隽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壹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恒。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二二八紀念碑雖然沒有總統府規格宏大，但兩者相距不足一箭之地，表明掌權者不能永久壟斷歷史，真相與正義總有回歸的一天。在台灣各地，先後修建了二十多座以“二二八”爲主題的紀念碑，屠夫的塑像卻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台灣的轉型正義就在兩組數字升降的對照中，緩慢而艱難地啓動與推進。
被公民踩在腳下的凱道和被公民關進總統府的總統
就官方而言，凱達格蘭大道見證了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至今歷次國家中樞儀式慶典，一度是彰顯權力的神聖性的特殊空間；就民間而言，凱達格蘭大道則具有另一層的政治意義——它與自由廣場並列為臺北市集會遊行舉辦時選擇的重要集結點，也逐漸成為民眾集會遊行抗議的聖地。
在凱道尚未改名時，抗議民眾就已經不顧統治當局的威嚇，在此聚集并表達訴求。惟有這裡最能凝聚民氣并吸引媒體的關注，從而給統治當局形成壓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林國華、蕭裕珍等人率領雲林農權會，以農業開放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為抗議目標，主導南部農民北上台北請願活動，此事件稱為「五二零事件」。這是臺灣農民運動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件大事。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陳水扁在台北市市長任上，下令將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以象徵對台灣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凱達格蘭是最初居住在台北地區的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的名稱。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不僅是街道名稱的改變，更是制度的更迭与自由的釋放。
同時，臺北市廢除了凱道及重慶南路一段禁行機車及腳踏車的交通標誌。這是「空間解嚴」主張的體現。凱達格蘭廣場上，可以舉辦「飆舞」舞會了，在普通人翩翩起舞之中，威權的堅冰終於解凍。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那麽包括凱道在內的每一條街道，都應當被民眾踩在腳下。
二零一四年四月末，當我抵達台灣的時候，太陽花學運雖已落幕，反核四的遊行示威方興未艾。我來到凱道，看到人潮如大海，呼喊與高歌，此起彼伏。這是我所體驗過的，除了香港七一大遊行之外，最有氣勢的民眾運動。
如今，台灣的公民運動，已經不是當年的黨外運動那樣充滿了悲情與決絕的情緒，而是滲透了一種嘉年華式的輕鬆自在的雰圍。一路上，賣臭豆腐、烤香腸、杏仁茶的小吃攤次第擺開，香氣撲鼻——台灣的攤販們不必像中國的同行那樣，受到城管的打壓和淩辱。而人們在抗議政府的同時，居然還可以獲得如同逛夜市一般的愜意。
而總統府早已被閃着寒光的拒馬團團圍住。拒馬周圍站滿了全副武裝、神情緊張的鎮暴警察。這段時期超負荷的工作，已經讓首都的警察難以為繼了。馬英九躲藏在總統府內，假裝外邊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偏偏就是不敢出來到凱道上跟抗議民眾打一個照面。在抗議民眾中，我聽見有人嘲笑説，“我們的馬總統才是真正的宅神呢”。是啊，一個政治人物，當總統當到了不得不“自我囚禁”的地步，也算是打破世界紀錄了。
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曾經說過，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把掌權者關進籠子裡。那麽，馬英九總統是不是實行了這句告誡，主動將自己關進了籠子裡？
北京的長安街何時才能變成台北的凱道？
如果凱達格蘭大道還叫介壽路，強迫每個人都畢恭畢敬地低頭而過，我肯定不會來此散步。即便經過此區域，亦要繞道而行。
我對炫燿權力的統治者，一向是“不敬而遠之”。我在北京生活了十九年之久，去長安街，尤其是天安門廣場附近的那段長安街，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次。那裡是屠殺的現場，血跡永遠也洗不去。屠夫們在那裡設置了數不勝數的攝像頭，安排了多如牛毛的警察和便衣。他們究竟害怕什麽呢？
反之，台北的凱道，早已從統治者的掌心回到了人民的腳下。從洪仲丘事件中的白衣人，到太陽花學運中的黑潮，一個新公民運動的時代，在凱道亮麗登場。而且，其餘波已然激盪到彼岸的中國。有一位參與凱道集會的臺灣青年者，在推特上留言説：“今晚離開凱道的時候，在最角落的地方，有一個大叔站在一堆疊起來的紙箱飲用水前面，招呼著路過的人：‘口渴的人，這裡有水！後面桌上有飯團！餓的人都可以拿去吃！中南部來的朋友，如果沒有地方住，我開辦公室的門給大家住！’”
在這則留言的下面，我看到一位來自中國網友如此評論説：“那年的北京, 也有這樣的人。”
還有一位中國網友留言説：“我能理解臺灣人為什麼不願意回歸，因為此刻，我也寧願自己是臺灣人。”
走出來，就有希望！臺灣的民主，就是民眾一次次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走出來的，而不是掌權者在密室里大發善心而賞賜給大家的。
中國的民主歷程也一樣。哪一天，北京的長安街才能變成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呢？我相信，當每個普通人都可以在長安街上自由地行走、呼喊與歌唱的那一天，就是徹底埋葬共產黨暴政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