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下正值新一輪集權高峰，權力進一步得到強化與鞏固。於內於外，體制都呈現出一種非常強勢的姿態。顯然，這種形態，還將穩定持續一段時間。在此期間，體制不大可能遇到強力的挑戰，也不大可能面臨重大的危機。因此，當下既不會有改革，也不會有革命。
不過，如此以來，體制將進一步剛性化，而基本失去彈性變革的可能。這樣，就帶來一個問題，如果體制，最終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根本變化，那麼將以何種形式，才能完成這種轉變？或許正如薩托利在《民主新論》（G. Sartor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剛性的體制，只能被打破，最終只會帶來一場革命性的轉變；除非發生一場戰爭，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某些人士，對這種前景非常悲觀。他們認為，中國的底層民眾，素質還不夠高，權利意識還相當低下。在貧富嚴重不均的情況下，如果爆發革命，則中國很可能回到毛澤東革命的老路上去，繼續進入下一個毛式專制政權。他們因此主張，既然革命如此糟糕，就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盡量避免革命發生。在中國的教科書裏，毛澤東的共產革命，被過度神話。作為對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一種應用，20世紀前頁的毛式革命，被描述成中國階級鬥爭推動下的歷史必然。因此，根據官方意識形態，由毛式革命所產生的毛式政權，也就通過這種歷史決定論的因果必然，而獲得了邏輯必然的合法性。在今天，那些認為未來中國，還將再次發生毛式革命的人，他們在價值觀上，未必贊成官方，但在思考上，卻潛移默化，接受了官方的這種邏輯。他們認為，既然在過去的社會條件下，毛式革命是中國的必然，那麼在未來，貧富差距甚至還有過之無不及，若再次發生革命，則毛式革命，就無法避免。然而，即便是在20世紀，毛式革命，恐怕也絕不是什麼歷史必然。根據法國學者比昂科（L. Bianco）的研究，中國在近代，產生過兩類截然不同的農民運動。一類是自發農民運動，大多數都具有明確的具體動因，例如抗稅、抗役等等。農民的抗爭矛頭，直接指向官府勢力，而不是農村的地主富農。在這類運動中，農民主要反對權力欺壓，而並沒有產生階級鬥爭的傾向，也沒有均貧富的暴力訴求。而另一類農民運動，則受到共產主義者的推動；階級鬥爭，成為運動的主導思想，地主富農等財富擁有者，成為鬥爭的名義標靶。比昂科重點研究了20年代彭湃在廣東陸海豐的事蹟，以翔實史料說明，共產主義的組織與動員，才是導致出現這種共產運動的決定性因素。但如果認為，中國的共產組織，僅僅依靠自發力量，就能發展壯大並形成革命，那就未免過於天真了。根據學者楊奎鬆的考察，在上世紀20年代，中國至少產生過數十個共產主義組織，但在後來均消失無蹤，唯有接受蘇俄大力資助的一支，最終成活，並在後來，通過內戰，奪取了全國政權。實際上，從政治分析視角來看，中國上世紀的所謂共產革命，也是地緣政治衝突所導致的結果。長期以來，革命事件中的地緣政治因素，被人們嚴重忽略。直到近幾十年來，這一因素，才逐漸被國外學術界所重視。研究結果表明，地緣政治，對革命的性質以及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例如，英國光榮革命爆發時，英王詹姆斯二世，試圖與法國路易十四，結成天主教同盟。英國的國教派以及清教派，為反對這種政教聯合，與新教國家荷蘭密謀，引來威廉親王西征，以一場戰爭的形式，完成一場革命。天主教與新教的矛盾，絕對王權與共和體制的衝突，這種跨越歐洲板塊的地緣政治博弈，正是光榮革命發生的大背景。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深受地緣政治的影響。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從日本民間如梅屋莊吉等人，獲得大批資金支援，北一輝等日本青年，更是直接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辛亥革命的結果，是革命派與實力派的妥協。初期的民國政府，具有威權與共和的雙重性質。而後來的國民黨，則從蘇聯接受大量資助。北伐戰爭後的南京國民黨政權，具有更明顯的列寧式黨國色彩。如果革命處於封閉的地理環境，並且受到周圍國家的敵視與遏制，那麼革命鬥爭，確實有向極端發展的可能。類似的例子，包括法國大革命以及俄國革命。但如果是開放環境下的革命，並且革命者受到民主陣營的資助，那麼革命後所建立的政權性質，則更可能具有親民主的一面。青年學者李宇暉，曾撰文指出，毛式極權的悲劇，根本不是文化現象，就像北朝鮮與紅色高棉一樣，歸根結底，是一個地緣政治現象。受本身的意識形態影響，共產政權，具極強的國際對抗意識，以及輸出革命的衝動。反過來，在共產輸出革命被有效阻止的地方，如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等地，都不曾成功建立起共產政權。在今天的全球範圍，毛式意識形態與組織形態，也已經極度邊緣化。目前屈指可數的毛式共產組織，僅存在於印度等國的偏僻山村地帶。未來中國，如果真的發生革命，那麼幾乎可以肯定，會是一種開放環境下的革命。中國經濟與全球緊密相聯，貿易總額與GDP比率已達70%，不可能再象毛時代那樣，全面倒向蘇聯，而與世界隔絕。另一方面，當下中國，本身就是最大的新極權國家。如果發生革命，專制勢力方面，唯有威權大國俄羅斯，尚有可能，對中國的走向具有較大影響；除此之外，小國諸如舊極權的朝鮮，或新極權的越南，都不足以對中國產生重大作用。而來自美國、歐洲、日本等民主陣營的干涉，顯然更可能具有明顯的槓桿（對專制的遏制）與鏈路（對民主的支援）優勢。以開放格局的國際視野觀察之，對於未來毛式革命的恐懼，無非是一種杞人憂天，甚至是一種誇張的恐嚇。被神話的毛式革命，在今天還能衍生出種種關於轉型的恐怖故事，由此看來，中國某些知識人，不但在先天上具有知識結構缺陷，在後天上似乎也是食舊不化，不思進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