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Ikenberry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系教授，专长国际关系理论及美国外交政策。他的专书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2001）一书，更曾获美国政治学会颁赠二00二年国际政治类最佳著作。
然而，让Ikenberry闻名的，则是他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严厉批判，他指小布什的反恐战略是“新帝国主义大战略”（neoimperial grand strategy），不仅未能收效，反而造成盟友与美国关系发生嫌隙。Ikenberry在本（2008）年初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双月刊中再度撰文，题目为“中国崛起与西方世界的未来：自由体系能否存活？”（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分析“中国崛起”的现状与未来国际情势的可能发展。
“中国崛起”与当前国际体系是否能和平共存？是作者关心的主要问题，作者的论点是，“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中国崛起”若是指中美之争，则中共可能胜出，惟若“中国崛起”是与当前体系竞争，则中共未必能取代当前的国际体系建制。因此各国应共同思考如何让中共成为融入稳定的国际体系当中，不让中共有机会成为与体系对抗的破坏力量，如此才是对西方世界冲击最小、也自然是最有利的发展。
一、大国崛起的理论
“中国崛起”可谓二十一世纪国际间最重要的大事，中共不仅经济表现亮眼，越来越活跃的外交表现更令人对中共未来的影响不敢小觑。二十多年来，中共经济规模成长四倍，预估到2020年还将再成长一倍，中共的外汇存底已达到一兆六仟亿美元，军费支出每年也以18%的速度成长，外交活动亦遍及全球，“中国的崛起”已对国际权力平衡形成冲击。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的论述主要是：国际体系的规则是由大国所创造并予以维持，但大国地位不可能长存，新兴大国崛起必然渴望重塑国际制度，俾满足本国的利益。消退国为求维持地位，与新兴大国势必处在敌对的状态。即如现实主义理论学者John Mearsheimer所指出的：“接下来几十年，若中共仍继续维持高度经济成长，美国与中共将越来越可能进行安全竞赛，甚至可能开战”。
历史经验中有关权力转移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些是在经济、政治实力崛起后，仍能维持与现行国际秩序接轨；也有的权力转移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的国际权力平衡；有的则是对区域及全球体系形成局部的修正。决定崛起国的兴起是否将改变国际秩序的原因，固然与崛起国本身的性质有关，关键仍在于国际体系的特质，它提供或导向崛起国什么样的制度选择诱因，是向国际体系挑战？或是愿意与体系融合？
二、当前国际体系现状与中共的调适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是以西方民主与资本主义为制度核心，它固然也有强制的性质，但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色彩多于帝国主义，因此它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扩大的，加入国际体系比推翻它要容易得多，这也是1940年代当初设立此套体系者的初衷。从二次大战后的日本、俄罗斯、统一的德国等，均成功地融入国际体系当中，成为当中的一员，而未对体系造成太大冲击。
当前国际体系之与过去不同，与它所具有的特色有关：首先，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体系是建立在“一视同仁”（nondiscrimination）的建制与规则（norms and rules），以及及开放的国际巿场之上的。国际体系的角色像是公共财的提供者，参与者会遭遇到障碍的机会小，而潜在获利的机会则相对较高。第二，当前国际体系并非一国独大，而是联合协商性质的领导（coalition-based character of leadership），以西方各国为主导的协商体系，并非一言堂性质，而是透过不断的协商、利益交换进行决定；新兴崛起国与国际体系对抗并推翻它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第三，当前的国际体系固然仍有问题，但它基本上是较开放且遵行法治的，为各国合作提供有利的基础。尤其是在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的时代，各国互赖关系加剧，稳定增长的中共对美国乃至世界而言无疑均系较佳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现行国际体系特性的理解，新强权在国际体系的发展并不受限制，反而可得利；权力转移并不一定皆伴随着战争。中共事实上已成为当前西方主导架构下体系的受益者，相关国际规则与制度均有助于中共融入此一体系，中共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一员，也受惠于国际贸易体制所提供的机会与保障，中共深知欲维持强国地位必须基于经济持续成长，而且没有任何国家得以规避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而达到现代化目标。“中国崛起”事实上是在国际体制下实现的，它已从国际制度的学习者、接受者成为维护者（patron and stakeholder），西方国家对中共亦抱持越来越接纳的态度，一些重要国际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会）已开始邀请中共加入。
三、权力转移与美国应有的作为
随着中共融入国际体系当中，各国互赖关系加深，“中国崛起”并不必然引发爆炸性冲突，前提是当前相对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能继续维持。本文作者主张，美国作为当前国际上最主要霸权，也是面临“中国崛起”最主要的受威胁者，对于未来国际体系走向的规划，美国理当责无旁贷，但小布什政府的政策主轴仍在反恐和中东问题，作为国际多边机制的创制与推动者，美国对于许多多边机制的决议却极为讽刺地采取不支持态度。
作者认为，“中国崛起”是必然的趋势，美国必须对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秩序“再投资”（reinvest），鼓励交往（engagement）、整合（integration），以及限制（restraint）。国际若能越与民主化及资本主义结合、推行开放、协商及法治精神、扩大体系对于成员国的利益，即越能吸纳崛起顺从于国际建制的规范。美国首先需要做的，即重建并确立全球治理体系在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下运行，如果美国能扮演好体系维护者的角色，才能赢得西方国家与美国的合作，而非抵制。
其次，美国需重新调整并定位冷战时期所遗留下来、与欧洲及亚洲盟邦所订定的安全条约，美国必须审慎评估这些军事安全条约的目的、性质及定位，与这些盟邦应继续维持紧密交流，但减少紧张对立情势。
另外，美国应重新恢复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重视与尊重，在经济方面，应重视在WTO架构下多边贸易协议的建构，尽速完成多哈回合的会谈，解决各国贸易间持续无法克服的障碍问题，并且针对新的议题（像全球气候暖化、核武扩散等）提出因应之道。
美国应确保的国际秩序不仅是以西方价值（开放、法治）为主，更需确保它是统一而非分裂的秩序，因应当前中共倡议的双边与小型多边机制兴起，美国应出面协调，以免出现在国际间中共与美国争锋的情况，坚持多边才能使国际体系维持一致性与协调。美国作为世界超强，亦应主动邀请新兴大国（中共、巴西、俄罗斯、印度）参与重要的国际决策。
“中国崛起”后，美国势力的确有可能被中共所取代，然而若是以西方体系为一主体因应“中国的崛起”，则中共几乎不可能重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美国的单一领导时代（unipolar moment）也终将过去，美国应该思考的大战略方向为：当美国权力式微之后，美国期盼见到的国际秩序是什么风貌？作者重申罗尔斯（John Rawls）的规范精神，不能以无知自许，而该为未来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国际体系规划愿景，即继续维持目前开放、法治的国际秩序，让未来“中国崛起”后也没有另起炉灶的诱因，而愿意选择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发展，唯有如此才是对西方世界冲击最小、也最有利的前景。
来源：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大陆情势双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