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维权的内容已从具体的民众权益受损案例，转向抽象的政治权利诉求。
多年来，大陆民众权利遭到普遍践踏，引发了大量的维权活动。早期的维权活动，多以徵地拆迁、劳资纠纷、冤假错案、非法执法、官民冲突等领域具体的民众权益受损为对象，维权形式主要是诉讼、上访等，众多维权律师、公民运动人士参与其间.
此时的维权活动，基本上以自发被动为主，面向具体案例。例如对失学儿童的扶助，为访民提供衣食救助和法律援助，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结石宝宝”家庭的维权，等等。此类维权，多在权益侵害发生之后，由民间人士和非官方机构，出於人道正义对权益受损者提供财物救助和法律、宣传等方面的专业支持。当局对此的对策，基本上是属地负责，敷衍、欺骗、驱散、遣返为主。
早期的维权，尽管建立在承认政权合法性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基础上，也是一种抗争，是对现实的迫害结果的否定。此类维权在帮助权益受损者伸张正义、激发民间正义感、传播权益受损和专制迫害信息、引起社会更多关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前，此类维权仍然广泛存在，并且正在继续发挥着作用。有些激进人士认为，这类维权“在客观上起到帮助当局维稳的作用”，理由是如果没人帮助他们维权，他们就更有可能奋起抗争，对专制统治产生更大的冲击。对此，笔者不能赞同。人道高於政治，近在的和迫切的、关乎生存的需求，高於远期的政治目标。以共处极权之下的同体之悲和素不相识甘冒风险的无缘之慈，对急需救助者施以援助，是社会人道正义之所在。没有社会人道正义的追求，谈何政治目标。而且，维权或者抗争属於自选行为，不是鼓动、号召他人参与，维权者採用何种形式，不论是救助他人，还是反对极权，在目标和过程中都没有任何瑕疵。
随着社会矛盾不断深化和突显，维权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维权内容从具体的民众权益受损案例，转向抽象的政治权利诉求，如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普选、反腐败、环境问题；维权的形式也比过去的上访、诉讼等丰富起来，增加了研讨宣传、举牌公示、街头抗议、专案围观等公开诉求活动，民间面向维权的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增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初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达十余万起。比较有影响力的，如2011年大连“PX事件”、浙江“海宁事件”，2012年四川什邡“反对兴建钼铜项目事件”、江苏“启东事件”、浙江宁波镇海“PX事件”，2013年成都、昆明“反对PX项目事件”和“京温事件”等。
当局的对策也随之改变，对此类维权行为和维权人士频施重手。仅2014年，就有众多公民维权人士遭到打击。从公盟创始人之一许志永，到常伯阳、姬来松等河南郑州“十君子”，多名公民维权人士被判刑或者批准逮捕。在每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参与者也少不了被“秋后算帐”，如2013年“京温事件”发生后20天，死者袁莉亚的男友、同学等13人先后被警方抓捕。当局採取如此手段，说明维权和维权人士已经成为其“眼中钉”，也说明维权从被动的、个体权益受损之后的追偿，逐渐转变为主动的、面向专制践踏人权行为和专制本身的抗争。
这个转变，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专制对民众利益的践踏越来越普遍和深化，社会矛盾趋於激烈，事后维权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对改变这个局面意义不大，这是其一。其二，当局对维权的压制促成了底层和知识分子的分化，在极权统治存续期间，分化还将继续，矛盾会进一步激化。抗争尽管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是仍然继续参与抗争者会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明确.而且，只要专制不亡，因专制而生的社会矛盾就会始终存在，针对专制的抗争也就只会愈来愈激烈。其三，也是最为关键的，民众的意识觉醒、利益选择和抗争需求越来越明确，过去需要极权直接施於己而参与的维权，升级到自觉地为未来而战斗的抗争。
与早期维权相比，当前的抗争不仅追求具体的现实权益，而且更多着眼於有些“抽象”的基本人权，进而否定政权合法性。这些看上去抽象的权利，长期被生活在专制之下的民众所忽视；许志永、丁家喜、唐荆陵等人，以及此前更多的受难者们付出的努力，正在使民众对於这些权利的认知逐渐走向具体.而打破专制的樊笼，推动制度革命的动力，就是民众关於这些权利具体化的利益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