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国家庭的财产、消费模式、医疗开销与负担、家庭经营与自雇、住房、主观幸福感六项子议题。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个报告着实吓人一跳，因为谁都知道基尼系数超过0.4就已经过了临界点，社会就有了发生动荡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大陆体制似乎具有惊人的存活能力，或者可以称之为大陆体制就是超稳定态体制，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任你基尼系数高扬，我自知而无视。群体性事件发生18万起已上，也只不过是星星之火，想成燎原之势绝不可能。
在马克思看来，两极分化的社会是必然灭亡的社会，是需要用暴力推翻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资本论》的理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尽管剩余价值的逻辑漏洞百出，但马克思认为，两极分化社会是极端不合理的社会，有其灭亡的客观必然性。这一基本结论让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感到惶恐不安，他们不得尽心尽力地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最终避免了两极分化，这也算是马克思的意外收获。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两极分化是导致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等贵贱、均贫富一直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旗帜。毛泽东的革命实质上也是农民革命，打土豪分田对农民具有极强的号召力。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到现在还受到社会底层群众的拥护，就是因为满足了底层追求社会公平、追求经济平等的需求。不管这种追求对错与否，平均主义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不可忽视。毛泽东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方式方法错，他表面上消灭了原来的两极分化，又制造出了的新的特权阶级，毛泽东本人也成了特权阶层的代表。特权阶层与无特权阶层的分化，是新的两极分化。
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就失败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认识到了平均主义的危害，及时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主张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是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需要以实行民主为前提。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实现政治公平，才能通过政治公平推动社会公平。这些，邓小平都想到了，但没有做到。在1989年之后，他乐观地认为通过政治精英就能解决共同富裕，他没有想到的是，政治精英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只会破坏社会公平，只会让政治精英及其后代先富起来，让政治精英的家族先富起来，让穷人更加地穷起来，让社会结构板结起来，固化起来，相互猜疑起来，相互敌对起来。
在罗尔斯看来，公平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平等是自由的平等，自由才能带来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才能让人们自由竞争，才能让社会底层、弱势群体、最少受惠者具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才有穷小子变阔佬的可能性与实现性。没有自由平等，就没有公平正义，就会让公平正义变成特权者的玩物，用时喊几句口号以骗取民主，不用时就公开地对民众进行无耻地掠夺。
在权力者看来，在谁看来都没有用，权力者看来才是真正的看来。权力者认为，只要保持维稳的高压态势，只要搞把反腐败的表演秀搞好，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就没有飞不过去的火焰山。只要手中握有暴力维稳的灭火器，什么事都可以对付过去，没什么大不了。
击鼓传炸药包没有风险，只要不把导火索点燃就可以平安睡大觉。实则他们早就把导火索给点着了，炸药包一旦爆炸，所有的人都会死于非命，社会将会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
马克思说的两极分化，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两级，邓小平说的两极分化，是富人与穷人的两极。现在的两级分化，是穷人与官人的两极，这比资本主义还坏，因为就是按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视之，资本家还投资，官人只有剥削，没有任何投资，完全属于不劳而获。
不知那1%都是由什么人组成，从已经公布的个案来说，绝大部分是官员，剩下的就是官商结合体。有人说，人们现在是仇富，这其实是转移矛盾之论，人们现在是仇官，仇的是官员搞的超经济剥夺，这种剥削，就是马克思生活的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能容忍的。如果再不解决穷人与官人之间的两极分化问题，革命就会不可能避免地到来。到那个时候，公权力者们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