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被打压得太残酷，也被圈养得太严重。
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一出现，很快就被污名化，而对公知的批评与指责，却来自两个方向，一左一右，左的方面认为公知就是敌对势力，传播的无非是普世价值，以及与政府为敌，右的方面呢，认为公知没有独立性，只有政治反对的知识分子才是有价值的知识分子。
我在多篇文章中为公知辩白，甚至认为任何反公知的人，都是公知，因为都在讲公共话题，都是关注公共社会，都是基於知识传播与观点论争，右的方面，只是一些学者认为自己做的或想的，更决绝一些，不再相信党国政府有任何自新的可能。
现在又发现新观点，以批评理性启蒙为新锐，认为提高公众道德自律、法治精神、尊重私权是不自量力。还认为，知识界本身的问题大，知识界自己需要启蒙。
我认同中国知识界本身问题也大，因为中国知识界被打压得太残酷，也被圈养得太严重，造成整个知识界抗争与独立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仍然难以判断，是知识界问题严重，还是全民素质出现的问题更严重，但这并不影响知识界奉献自己的公共知识，特别是因网络而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仅致力於既有传统意义又在当代意义的知识启蒙，而且同时致力於声音的独立表达与社会抗争。我对因网络而出现的公知群体非常看重，甚至认为，他们是当代中国启蒙与抗争领域一支重要力量。
公知们的启蒙，主要是训政，当年国民党讲宪政三步走，从军政、训政到宪政，国民党的训政是自上而下的，而当代中国公知们对党国政府的训政，是自下而上的，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焦国标的炮打中宣部、公知们发动的普世价值讨论与传播等等，无不是训政之举，训政是对党国领导人的政治启蒙，同时也是知识人的自我启蒙，以及对公众的政治常识启蒙。
许志永、王功权、笑蜀等人倡导的新公民运动，其中有理性中道客观这样的一些价值倡导，他们在中国现在这样的局势中，选取中道路线，是继刘晓波宪政政治主张受高压打击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运动或抗争，同时也是一种权利意识启蒙，新公民运动通过教育平权告诉当局，纳税人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人权，特别是子女受教育权，这样的权利意识启蒙，难道没有意义与价值？当局打压的程度，往往与其社会进步价值成正比。不愿意政治文明进步的当局，往往从反面证明你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度。
新启蒙运动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知识普及，譬如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我通过微博与网友互动时，许多网友认为自己不是纳税人，以为只有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是纳税人，我告诉他们，只要在中国居住、消费的人，都是纳税人，因为你的消费支出中，包括对国家交纳的税收了，而这一常识在西方国家百姓每天消费收据中均已写明，买了一百元商品，商店如开出一百零九元收据，其中会分项写明，税收九元。只是中国有关方面忽略或故意忽略了这项费用而已。
我是税法专家吗，不是，我只是将常识分享给了公众，作为文化学者，如果我将日本文化战略写成文章普及到网络，这属於公知传播行为，但我将人人都是纳税人这样的常识传播时，我尽的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当人们都意识到自己是纳税人时，情形就不同了，他们对国家就有了主人意识，就会觉得，公务员是由我们每一个纳税人供养的，我们有责任监督，有权力批评，他们不仅要公开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还应该公开个人收入或私有财富。
如果将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价值仅仅定位在让公众免於恐惧，并且对未来抱有希望，这样的定性也太狭窄了，而认为普及理性与法治精神等等是不自量力，这就一桿子扫荡一船人了。你的视野也许高过别人头顶，但你的身高却不一定，遗憾的是，许多人总是把自己的眼高当成自己的身高。
还要提醒一句是，一篇文章，如果主旨是谈公共写作让公众免於恐惧，怀抱希望，但全篇主要内容均指责其它人致力於启蒙的写作是不自量力，这样的写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如果他饱满地写一篇公共写作与免於恐惧之间的重要关联，是不是更有意义？因为泛泛地否定别人的努力，而蜻蜓点水式地表达自己观点，都是时评文章之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