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近几个月以来，一些数据呈现向好的势头.如7月份，大陆进出口总值2.3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6.4%.其中，出口1.31万亿元，增长14.1%；同时，汇丰7月中国制造业PMI终值为51.7，创18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中採制造业PMI指数同为51.7，连续5月回升创新高。据闻，上述迹象令相关人士颇感振奋，认为是经济企稳回升的显着标志，在更深层的含义上，这也似乎意味着，无须做更多更深的改革举措，经济发展的能够得到支撑。

然而，近日的一些数据又似乎提供了相反的信息。8月5日，汇丰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汇丰服务业PMI为50，创2005年11月有记录以来最低。这一数据在6月时还为53.1，曾创下15个月新高。而路透社8月7日消息则称，因经济放缓影响到关键的工业部门，中国的柴油需求今年可能出现逾十年来首次下滑。而这也可能显示，中国经济的放缓程度比官方数据体现的情况还要差。在笔者看来，前几个月数据上的向好，更像是与宏观政策的相关放松有关，如加大铁路投资和“定向减息”等等。抛开统计数据，从诸多的新闻报道中不时出现的老闆失联或者企业倒闭事件，从各种人士的直接观察的汇总，都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放缓其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如何提振经济，需要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似乎已是共识.所谓改革措施，也不外是指向更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如扭转以政府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出台有利於民营中小企业的政策法规、提高内需佔比，刺激消费，等等。这些自由化改革的呼声，已经老生常谈到令人生厌的地步。每逢大陆经济遇到一定困境，则又会被集中讨论和密集提出来，如1998年，2008年，以及当下，却几乎没有得到过体制的认真对待，现实进程更是每每与其相反。1998年以来，“过大关”、“深水区”的进一步改革呼籲日甚，现实中却是不断的国进民退；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刺激，各种自由化改革呼声也越来越高，现实中却是四万亿，是地方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的迅猛扩张。

如今，上述自由化改革措施也更多处於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营改增等措施，对於部分中小企业有一定税务宽免作用，但整体来看，并无多大改变。2014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50028.43亿元，同比增长29.6%.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近7.5万亿元，同比增8.8%，增幅较低，主要是房地产市场下滑，导致土地出让金减少所致。有计算认为，大陆宏观税负在40%左右，最高估算达到44%，这表明，要扭转政府和国企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利於民营中小企业，提高内需佔比等等，事实上还停留在口头阶段。

一边是体制主动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一边却是持续十数年体制对进一步的自由化措施的排拒。很多人将之归咎於利益集团的阻扰.但在笔者看来，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其阻扰作用，其实只是结果，而非原因。近期的强势反腐表明，所谓的利益集团在强势权力面前，无非是一群散兵游勇。对进一步自由化的排拒，更多是出自体制的政治意图，而非官僚利益集团的阻扰.

事实上，体制在追求市场化带来的效率和增长之外，从未打算放弃对经济核心资源和关键部门的控制。有见於计划体制的效率不彰，体制自觉地引入了市场化机制，出於维持专政的需要，体制对於市场化机制的可能后果也有充分的估计，在一开始就採取了相应的措施，以保持对经济核心资源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就在1992年全面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同时，相对於所谓的“放小”，体制也强调了“抓大”，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领域，均在“抓大”之列，且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做大做强”。

更为关键的是，上述部门尽管也进行了体制改革，大体仍依靠其垄断地位而获利，也就难免低效、浪费和腐败，相比民营私有经济的效率和节俭，如果不加以逆向的调整，民营私有经济的比例终将超过国有经济，於是，在引进市场化机制的同时，体制也从未放弃运用权力干预市场的手段。为了抵销国有经济相对於私有民营经济固有的低效率，并长期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既需要从行政上管制、设置垄断，还需要同时运用通胀和低利率相结合的组合拳，源源不断地从民营私有部门吸取经济资源，并转运给国有部门，就必须保留对金融部门的控制，拒绝金融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上述的双重逻辑，体制既主动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也将市场化改革框定在了一个特定的范围，拒绝进一步的自由化，同时，市场化部分所获得的增长成果，还通过金融体系和垄断价格等导管，一直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体制部分，以维持体制对经济的控制。笔者将这一双重逻辑，比作一对连体婴儿。从这一双重逻辑出发，既可以解释何以进一步自由化始终无法落实，也能够窥见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市场化部分因各种资源优势和放松措施，获得了迅猛的增长，这时，尽管其成果也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体制控制的部分，但仍能维持其成长.随着体制部分的急剧膨胀，胃口大开，乃至“国进民退”，市场化部分的成长势必受到压抑，加上资源优势的下降、国际市场的变化等原因，中国经济进入放缓的轨道，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与此同时，以体制为依托，体制部分的扩张和攫取并不会停止，也因此，市场化部门还将受到进一步的压抑，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恶性循环的形成，一边是低效率的体制部分的扩张和攫取，一边是拥有较高效率的市场部分的被抽吸和被压抑，中国经济也就因此被逐步锁死在一个下行的螺旋轨道之中。

这种锁定既是体制意志的表现，也是长期运行的产物，并不能因为少数的措施而得以矫正，更不用说彻底扭转了。在上述双重逻辑之下，进一步自由化改革的呼籲，如同以前那样，并不可能得到体制认真的对待。只要体制维持专政的意图不变，其对经济的控制就不会有真正的放松，对市场化部分的抽吸和压抑还将继续，而中国经济也就会继续处在下行的螺旋当中，直到市场化部门不堪重负，而出现灾难性崩溃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