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浙江嘉興日報社評論員王垚烽，因在微博發布反黨反共反毛言論，而被開除，這是我們見到的第一例因公開「反共反毛」而被除名的媒體人。有媒體評論人認為，身為黨報評論員，不能首鼠兩端，如果要反共，就得淨身出門，如果想端著這隻黨給的飯碗，就不能反共。

在我看來，中共應該既容得下黨外的尖銳批評，也應該容得下黨內的尖銳批評，習近平早已講過這樣的話，儘管是在政協會議上講的，但應該適用於黨內外。如果中共媒體人不能批評甚至指責中共，中共的包容性在哪裏？如果所有的人沉默、沒有任何異見與批評，中共又如何意識到自己的罪錯或缺憾？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中共八十年代初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也許可以看出，一場運動的興起，往往是中共內部極少數保守派為達到個人或利益集團的目的，挑起事端，但中共最高層有無健康力量予以制衡，將直接影響中共是不是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釀成災難。
七十年代末的西單牆事件以抓捕一系列參與者而告結束之後，八十年代初，媒體人、文藝界與知識分子們又在文藝領域及異化理論、人道主義理論上與中共保守的意識形態展開博弈。
文藝界，有傷痕文學興起，揭露與反思文革災難，而軍旅作家白樺的《苦戀》更是將問題直指本質，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備受折磨。他女兒在逃亡國外前曾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主人公無法回答，以「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為劇終。
新聞界，當時的人民日報由社長胡績偉主導，從1979年開始討論黨性與人民性的問題，給予社會的答案是「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而1980年8月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再認識文章，為人道主義正名，無疑，也是對北京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認為的人性論不是無產階級口號的否定。
理論界以光明日報為陣地，重要文章有嚴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體問題》，吳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鮑彤《對官僚主義的認識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政體改革問題、中國與世界政治文明接軌問題等都成為主流聲音。
1981年1月23日，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活中開始批評胡績偉的「黨性和人民性」的言論，成為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前奏。這裏，我們要看到的是，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胡喬木（四十年代毛澤東秘書），其一個人的作用，對中國改革的反制，亦可謂「中流砥柱」，當時，鄧小平曾有意於政治體制改革，對傳統封建專制理念侵蝕中共亦開始反思與警覺，但波蘭工人大罷工事件，使胡喬木看到了改革對中共體制的危害性，立即起草信函給鄧小平，鄧小平因此警覺工人群眾運動對黨國的顛覆。八十年代初的政治改革機遇，就此喪失。而胡喬木對抵制精神污染或清除精神污染，也「居功其偉」，1983年3月7日，周揚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發表題為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演講稿（該演講稿實為王元化、王若水、顧驤三人起草），胡喬木與鄧力群通過理論說服無法對付周揚等人，就找到胡耀邦，但被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阻止，保守力量並不甘心，就直接找到了鄧小平，鄧小平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當筆杆子找到了槍桿子，或者是筆杆子說服了槍桿子，一場政治運動就可以疾風暴雨式的開始了。
胡喬木的聲音成為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主導聲音，因為鄧小平的講話由胡喬木與鄧力群們起草。
這次中共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要求「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製造精神污染的行為作鬥爭」陳雲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會議的最後一天鄧小平使用鄧力群為其準備的講話稿《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特別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鄧小平在講話中說：「理論界和文藝界還有不少問題，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現象。」「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它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
當異化論與人道主義爭論被鄧力群胡喬木送到胡耀邦面前時，胡耀邦當然意識到它的政治因素，但仍然把它當成理論問題，要求在理論層面上進行探討，但這一問題轉到鄧小平手中，鄧小平立即將其政治化，理論問題被泛政治化之後，就會帶來一場政治運動，就會絞殺一些政治異己力量。而這，也許是鄧小平最希望達到的目的。
胡喬木與鄧力群這樣的人，他們要通過這樣的運動，達到怎樣的目的呢？
他們確實是原教旨馬列主義者，沒有鬥爭，就激發不出自己的政治生命力，也無法體現自己的理論價值，而通過鬥爭的方式，使自己與鄧小平上下其手，打壓理論對手，獲得政治領域與理論界雙重身份地位，這是他們的目的。
精神污染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口袋罪，任何被中共各級官員視為異端的東西都可以裝入，譬如當時連李谷一的《鄉戀》這樣的抒情類歌曲都被視為靡靡之音，科幻小說也一並打擊（錢學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個壞東西，因為科學是嚴謹的，幻想卻沒有科學的規範）。在活動的高峰期，《馬克思傳》內頁因為有馬克思夫人燕妮展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瞭望》周刊封面因為刊登世界冠軍的女子體操運動員在高低槓上的動作，在一些地方當作「黃色照片」被收繳。
清除精神污染儼然成了一場文革式的反文化時尚的鬧劇，不知道胡喬木與鄧力群們如何看待這樣的鬧劇場景？而這樣的鬧劇如果沒有官方制止，又將如何收場或演變成怎樣的結局？似乎在中國，保守派只要一聲令下，文革立即可以死灰復燃，一夜之間就可以實現祖國山水一遍紅，各種革命派打著紅旗掃蕩天下。
當時還好，有胡耀邦與趙紫陽，在一定程度上對精神污染打擊擴大化進行阻擊，11月14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對「清污」正式發表講話，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11月17日刊登。此社論及後來的數篇文章，對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提出批評。清污運動的高潮期持續了不到一個月時間，一方面是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擴大化，日益變成一場文革式的整人運動，另一方面是黨內改革派的積極干預，通過中國青年報發表系列文章對清污運動予以遏制。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總結，稱鄧小平的清污決定是對的，但是在下級執行時出現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被結束。
現在，我們看到，打擊抹黑中國（或反共反毛）的運動正方興未艾，中共黨內還有胡耀邦與趙紫陽這樣的改革派出來力挽狂瀾麼？如果沒有，這場新的打壓知識分子與民主人士的政治運動，會走向怎樣的極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