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大河网报道:广东今年2月被中央巡视组指出裸官问题突出后,3月底就已启动“裸官”排查,5月底已完成清理,866名“裸官”被调岗。浙江和安徽分别于4月下旬、 5月初启动;福建、辽宁、贵州、江西、湖南、四川、河北、河南、江苏、内蒙古、甘肃、陕西等近20个省份,也于6月开始摸底排查。只有广东公布了“裸官”摸底排查结果,全省查出2190名“裸官”,其他省份均对“裸官”摸底结果讳莫如深。

这样做,也可以有若干猜测。这些猜测,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可理解性。毕竟,这是一个新问题。当初当官之时,有谁会想到当官不能“裸”呢?如果当官不能“裸”,为什么这些年一直允许或默认“裸”呢?不是已经出现过“裸”官被清退时高唱“欲说当年好困惑”歌曲的情况吗?

困惑就在于,当时文件没有明确说“裸”不能当官,否则有人就不会“裸”了。现在老婆孩子都移民了,也不回来了,想不“裸”也不行了。

合理猜测之一,公布“裸官”名单数量需要统一部署。如何处理“裸官”还没有具体操作的措施,还得等上面统一部署,搞一个统一方案。公布“裸官”在时间上要统一,要有一个时间表,要有统一的阳光法案。清退“裸官”要步调一致,要搞一刀切。清退“裸官”的规则要人人平等,不能厚此薄彼。这得需要等。

合理猜测之二,公布“裸官”名单数量会影响公信力。中国已经进入危机社会,危机社会的主要表现就是官民矛盾加剧、贫富矛盾加剧、社会矛盾加剧,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官民矛盾是其他矛盾的根源,因为先富起来的群体是权贵集团,民众并不仇富,仇的是官,仇的是官与富的结合,仇的是权与贵的结盟。在官员矛盾加剧的前提下,在中国已经掉进塔西多陷阱的背景下,公布“裸官”是取得民众信任的一件好事,结果却变成了一件坏事,使民众彻底失去了公权力的信任。在民众眼里,公权力办的好事也是坏事,坏事更是坏上加坏,这样的困局是任何官员都不想看到的和不想要的。

合理猜测之三,公布“裸官”名单和数量会影响反腐大业。不可否认,反腐败进入胶着状态,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此时公布“裸官”也需要政治谋略,不能因小失大,不能操之过急。既要让公布“裸官”名单数量成为反腐大业、成为打老虎拍苍蝇的一部分,又要让人们对“裸官”名单数量有一个心理接受期和承受期。如果在不恰当的时间公布“裸官”名单数量,搞不好会让“裸官”们绝地反击,负隅顽抗,与腐败分子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反腐败,使反腐变成“返腐”,葬送反腐大业,同时让民众心理崩溃。与此同时,还要防止在不恰当时间公布“裸官”名单数量的时候打草惊蛇,防止那些没有被发现的腐败分子迅速潜逃。

合理猜测之四,公布“裸官”名单和数量会引起官场地震。在法治不彰,规则失灵,潜规则盛行的情况下,权力角逐,权力内斗,权力倾轧,权力碾压会成为官场常态。不要以为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可以屏蔽权力斗争的事实。“裸官”越是涉及到高层,权力内斗就越严重,权力内斗越严重,官场地震就会越严重。各方都会拿“裸官”作筹码进行斗争,结果不是你死我活,就是两败俱伤。

合理猜测之五,公布“裸官”名单和数量会导致体制性瘫痪。“裸官”不但人数太多,而且分布密集,重要的岗位都有“裸”官担任。“裸官”名单数量一旦公布并清退,重要的岗位就会出现严重空岗现象,从而使政府机构运转失灵,使政治运转失效,使政治权力失民心。

无论什么样的猜测都会有合理性、可理解性,但就是没有合法性。合法性既指法律的合法性,又指执政的合法性。合法性的核心就是民众对权力的内在自觉认同和实质性支持。合法性的权力才具有权威性。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知情权、监督权是人民权力的组成部分,本就应该属于人民。“裸官”名单数量又不是国家机密,为什么不公布?为什么不让人民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为什么不让人民群众知道“裸官”的名单数量?不让人民知道“裸官”的名单数量是何居心?

从理论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现代化。没有公开,谈论民主是幼稚可笑的。没有公开,实践民主是荒谬的、荒唐的。为了实现民主,就要不断探索和丰富民主形式,使民主理论变成民主实践,使民主之轮动起来,使民主之水活起来。民主不但需要理论,更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否则人们就会就是民主理论的巨人,民主行动的侏儒,就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民主就会成为精英的天堂,成为玩弄民众的地狱。人民群体当家作主的表现之一就是人民群众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知情权是监督权的前提和基础,监督权是知情权的保障。没有知情权就没有监督权,就会虚置监督权。

由此推之,人民群众对“裸官”的名单数量具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标志,也是当家作主的表现。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及时有效地公布“裸官”的名单数量,以便人民群众的监督。通过监督,人民群众会发现权力所没有发现的“裸官”名单,补充“裸官”的数量,使“裸官”没有任何藏身之处,无处可“裸”。毕竟,权力自身清理整顿“裸官”具有灯下黑的特点。人民有了对“裸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可以节省权力内察“裸官”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物质成本、人力成本和财力成本,还官员队伍一个朗朗的天。

如果一直不公布“裸官”名单数量,就会丢失合法性资源,就会失去执政的权威性。公布“裸官”名单和数量,在权力那里是大事,在民众那里是小事,但小事也会变成大事。人民群众就会怀疑权力对“裸官”进行偏袒、保护甚至爱护,就会怀疑对“裸官”处理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就会怀疑通过裹挟“裸官”来对抗改革的不良动机。不能让“裸官”这一棵稻草压倒了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更不能让“裸官”成为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与监督权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