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于昨天结束，连任的温家宝总理出席例行的记者招待会。针对中外记者提问，温家宝就国内时局、物价CPI、经济民生、政改等问题阐述观点，表达了辅国裕民的一贯理念。尤其是对国内经济形势及其崭新走向，他更是作了详细解释，透露出未来五年将要秉持的基本施政原则。作为其中一个纲领性的看法，温家宝总理坦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解放思想”，后者为因，前者为果。在表白新一届政府的改革勇气时，他引用北宋改革派人物王安石的名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本轮倡导思想解放的舆论起于广东，“地方大员”汪洋始发先声，由岭南生成热烈的吁求而流布四方。温家宝总理则借助记者会的时机，于政治聚光灯下发表呼应，用他自陈的“忧患意识”证明一项宣告：解放思想已是中央和地方的共识，是为改革之课题，也将运用于改革的具体手段中。对新一届中央政府来说，也以此给自身打上了改革型政府的烙印，扬声告白天下。上一个施政周期已满，对于过去成就之事，温家宝言简意赅，重心倾于时下流弊，侧重未来之忧。总理此番陈述，解放思想不为孤立，而与经改与政改挂钩，上可以契合国家现状，下可以告慰民众热望，确实鼓励人心。
改革数十年，争论几十载。经济体制改革以解放思想为倚靠，寻求原初被遮蔽的利益空间而获致极大发展。这样的改革模式以经济见长，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其正当性也不容否认。庙堂与江湖识见不同，各执一端，都有难言的隐痛也属正常。不过，经济进步显然不能独占改革之美。所幸的是，对于改革进程中产生的危机，官方与民间都有深刻觉察，并在国情的催促下达成趋于一致的理解：经济改革的瓶颈不能单纯指望它“独善其身”，也必须由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另外的动力。温家宝总理面对媒体坦承因果联系，以民生之忧影射政府改革的目标，有决断者的苦心，也有不再循习固常的决心。
国策所系，不过是民众人心。温家宝强调推行财政体制改革，促成公共财政改善民生与生态，并重申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些都彰显了大公至正之心。不过，可预料的是，财政一动而牵发政府之变，政府之变必牵动利益格局，利益调整必招致改革阻力，改革阻力定将权衡思想解放之功效。改革之方，非求速成。但深水区的改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甚至是退无可退。解放思想就是要承担类似的使命，勉力而为，聚拢广泛的民意，斩绝利益集团的羁绊，循序渐进，杜绝盘桓太久及搁浅等后果。在此语境下，一部改革史自有惊心动魄之处。所谓“祖宗不足法”，这意味着某些力量绝非一一尽善，乃至于失其职守，而改革未竟全功直指思想被禁锢的现实。一如总理所言，现实当变，也能够变。
新一届中央政府任重道远，所重者何事？重在承接改革的流向，重在疏导似有阻塞的改革空间，重在铺呈思想解放的广阔视野。改革涉入深水区，犹如人入暗室，“久而乃明，明则治”。深思熟虑之下，若求大治，必定要拓展新途径，不为祖宗之法所束缚，借助思想解放寻得刚柔相济之道，既克服懦弱的改革心理，也避免暴烈的改革行程。国家政令，是否忤逆改革，必先以思想解放考究之，并预估其最终的得失，决定何者可行或不可行、先行还是后行。因而，总理面对国内外的问询，重议早就在民众中稳固的思想解放，不是模糊改革时间表，而是擦亮改革应赴的前途。
其实，解放思想与政改经改既互为因果，也同属本末。解放思想注定不能凌空虚蹈，否则只剩枯萎一途，它的生命力只有根植于经改政改中才会兴旺。解放思想的生动与脆弱也说明，任何改革抛弃了它，必定不能行于当下、立于将来。30多年来，尽管屡有波动和曲折，可改革授予国家、国民的唯一礼物仍旧是解放思想。这是改革的志向所在和魂魄所依。众声喧哗，非为诡诈，实是齐声高喊着去捡起它，让它放射出大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