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8-20] 来源：参与 作者：高越农 [字体：大 中 小]
（参与2014年8月20日讯）
高越农2014-8-19
我分两部分说明阅读后的思考：第一部分说比较认同的；第二部分说比较不认同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
1、我对于您的《中国近代史》比较认同的是：
1）您提出“西化文化（即欧系文化）与俄化两种外来文化（在中国）博弈”的概念，并且揭示出这两种文化各自不相同的甚至互相排斥的内涵。这对于我是很大的启发：要弄清楚中国近代史，必须以“两种文化博弈”为线索。
2）您指出：“1920年在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等人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制定的纲领证明，这个纲领完全是对俄系文化的抄袭。当它亮相政治舞台后，立即掀起共产革命”，“现在，西方文化的对手主要不再是传统的专制主义（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仍有着长远影响），而是共产极权主义了。”
3）您指出：“共产党胜出之原因，主要的不是在主观方面。”“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外因是主要的。”在使共产党得以胜出的许多外因里，突出的有：日本入侵、苏联的全力支持和美国的绥靖政策（姑息养奸）。您排除了共产党胜出是“历史的选择”、是由于“共产党深得民心”之类的流行说法。
4）您指出“新中国”并非历史的进步：“所谓“共产极权”体制，即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实行全方位的垄断、控制的制度。中共的统治，其制度、其治国理念，比北洋政府，比民国政府，都是一种退步，对于宪政民主制度，更是一种反动。”太对了，是退步，是反动。
5）您历数毛泽东统治时期罄竹难书的罪恶，指出：“毛泽东对中国的破坏是极其全面的：破坏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破坏民主法治，破坏伦理道德，破坏中西文化，破坏教育与文学艺术，破坏国家统一……”，人们“犹如经历了一场亡国之剧痛，犹如做了一场亡国之噩梦！” 太对了，亡国痛！
6）您对于中共开展的“消灭地主阶级”的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回顾，并且通过“共产主义需要假想敌”这句话指明了“消灭地主阶级”这一历史罪恶的俄系文化背景。
7）您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是：这是邓小平复出主政的会议，所谓从此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是欺人之谈：“把邓小平登上中国最高权阶为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具有“伟大的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未免有神话之嫌。”人们常常以拨乱返正来概括这次全会的历史意义。我认为，从“两种文化博弈”的角度看，此次全会是俄系文化的延续。拨俄系文化之乱，返俄系文化之正。如此而已。
8）您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投下了巨大的历史阴影，指出了它的危害性：“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邓小平以及后继者的治国总纲，实际上把中国民众继续锁定在毛泽东创立的极权体制的镣铐之中”，“这次全会以来，中共已经过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从十二大到十八大），都难以摆脱这次大会所折射的“跛足改革”的阴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日益明显，如果一味认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评价，只会束缚各级领导人的思想，贻误中国现代化时机。”您的这一认识与“里程碑”之说大相径庭。
9）您揭露了邓小平对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操纵。您说：“殊不知，邓小平搞这个决议，意在维护毛的神位，延续毛的极权体制。……邓甚至说，决议对毛泽东同志评价这部分如果写不好，“整个决议不如不做。” 您指出它根本就是一个“护毛挺毛”的邓氏决议。
10）您否定了“六四”：““六四”是中共统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已是明日黄花，由此衰落。”太对了，转折点！
11）您指出了评邓的极端重要性，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他是不折不扣的“毛二世”！在坚守极权体制，反对“自由化”上，他比毛泽东大有过之。您说：“在他复出的十余年中一直把反“自由化”作为神圣使命”邓小平强调：“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对邓小平本人这一时期的评价，以及对中国这一时期改革开放事业的评价，国内占主导的意见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如不加以纠正，历史的真相将被掩盖，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今后中国的正确走向。”
12）您指出：邓的92年南方谈话开启了邓模式，它有两条值得人们重视：“一是只字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体制照旧，关上政改大门。二是大力呼吁市场经济，努力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模式，一个美丽的陷阱。
13）您提出“文化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政治制度是由文化观念决定的。”“文化决定中国的走向。”亦即“文化决定论”。 至于它是不是属于唯心论，我没有把握。
14）您反复阐明了您的结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只能走西方化的道路”。
2、我对于您的《中国近代史》不认同的是：
1）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俄系文化渊源，您虽然着墨多多，但是，您并没有做出这一定性。您说到，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推动下成立的，它的纲领是对俄系文化的抄袭，它以俄系文化为“本党之圭臬”，并且以俄系文化的方式赢得了政权，新中国实行的是俄系文化专制统治，您还在姐妹篇《俄系文化与当今中国之启蒙》里说到，“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以俄系文化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但是，从以上这些并不足以得出“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这样鲜明的结论。
我强调：（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俄系文化在中国广为传播的结果，（2）中国共产党是一帮子身体力行俄系文化的人的有组织集合，（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是融会贯通俄系文化精髓的一群人——陈独秀、方志敏、张闻天、王明博古、毛刘周朱陈林邓，都是俄系文化的精英，（4）俄系文化长达九十年地浸泡了整个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党外也有俄系文化的传承和信奉者，但是，就整体而论，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2）因此就产生出一个问题：可不可能把俄系文化从中国共产党清除，使之成为体现欧系文化的政党？例如，依靠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固化在俄系文化板块里面的个别领导人——或者到西方国家进修或生活过若干年月，或者博览群书并且悟性超人——从脑子里生长出西系文化，由他把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成为体现西系文化的党？
让我按照您的“文化决定论”来回答。答案自然是：从体现俄系文化的党到体现欧系文化的党的转型只能够依靠党的文化转型。紧接着，我们当然要问：中国党内的欧化文化是不是已经足够雄厚，达到足以使中国共产党脱胎换骨的程度？循此再追问：在中共内部，有没有产生出对于俄系文化及体现俄系文化的执政党的执政效果进行过真正的反省和认罪的领袖人物？答案：NO。
说两个三十年都要肯定的言谈，到毛泽东纪念堂的顶礼膜拜的行为，CCTV《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拍摄和放影，人民日报纪念邓小平110周年的长篇社论的发表，等等都属于彰显本党执着于俄系文化的文化活动。去年，100位文化精英向“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献媚，如今，自称是胡锦涛保皇派的学者又站出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奏凯而讴歌，我认为，这些都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知识界的灵光闪现。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仍然会是短期内改变不了的现实。
人们都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定：到现在为止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俄系文化党。
您虽然点出了：“1976年以来对俄化道路虽略有偏离，但总体上仍没有脱离共产极权主义的旧轨，中国至今在民主化面前踯躅徘徊”，但是，与我定性性的结论仍然存在一定的距离。
3）在起草《决议》时不同意见的相持不下基本上不属于两种文化之博弈：
您说：“1980年3月开始，中共中央组织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讨论的四千余名中共人士，以为要客观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广泛，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殊不知，邓小平搞这个决议，意在维护毛的神位，延续毛的极权体制。两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因此讨论时间特长。”所谓“两者”，按我理解：一者是邓小平；另一者是‘四千余名中共人士’。按照您两种文化博弈的观点看，是不是邓小平体现俄系文化，而四千余名中共人士体现欧系文化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四千名欧系文化斗士怎么就被一个俄系文化的独夫一个小指头就击垮了呢？事实不是如此。两者之争固然确有些许两种文化博弈的痕迹，但是，就主要方面而言，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救党。两者所进行的是如何拯救俄系文化之党的斗争，不属于两种文化之博弈，而是俄系文化的内部之争。
4） 对于吉拉斯的不同认识：
您说：“在这个制度下产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级。最早发现这个现象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早在1956（高：应为1957）年他就著述《新阶级》一书（在美国出版），因此被开除出党，入狱七年。中国人提出这一类似的概念已是二十世纪末了，那就是今天被强烈谴责的权贵资产阶级。”
（1） 我以下面的两个“注”为据，指出：吉拉斯是主动退党的。【注1：“吉拉斯……率先提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见解，是铁托推行背弃苏联走经济自治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路线的倡言者。吉拉斯并不到此为止，进一步提出要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这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为此他被撤销全部职务，一九五四年，他主动退党。”引自喻智官《重温吉拉斯的新阶级》】，【注2：“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给予最后警告处分。不久，他宣布退党，走上了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 引自孔寒冰 项佐涛《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分析》】
（2）我不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里面，过去或现在，党的高层人士在思想水平上达到了吉拉斯的认识高度。您说：“中国人提出这一类似的概念已是二十世纪末了，那就是今天被强烈谴责的权贵资产阶级。”似乎在中国有过党的高层人士提出了与吉拉斯类似的概念，只不过晚了几十年。我认为，吉拉斯的贡献远不仅仅强烈谴责新阶级（“权贵资产阶级”），而是把新阶级的产生原因归结为共产主义新制度，他要求“削弱南共联盟、建立政治多元、个人享有自由的开放社会”（喻智官语），敢于对铁托说不，能够毅然主动退党。我想，如果拿胡耀邦或赵紫阳与他比一比，就会略显逊色。因为欧系文化的底气不足，他们在独夫邓小平面前挺不直腰，饮恨终身。尽管作为理论，《新阶级》并非无可挑剔，但是，吉拉斯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视点高和身体力行。
5）您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虽是历史性的进步，但不能认为是完全地反映了党心民心。”又说：“遗憾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没有体现当时举国举党所呼唤的这一时代的心声。”我问：在您采用“党心”、“举党”这样两个语义明晰之词的时候，是不是不由自已地站到了俄系文化党的立场上了呢？您说：“胡、赵两位贤明领导人已去世多年，至今没有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我觉得您没有必要计较由俄系文化党对于者两位贤明领导人的给出怎样的历史评价；应该计较的是从欧系文化的角度出发，应该给予“胡、赵两位贤明领导人”以怎样公正的历史定位。
6）关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您批评说：“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叫停和市场化改革的变异，除孽生权贵集团，还产生种种消极后果，使中国蒙上浓密阴霾：……严重损害党国机体，败坏党风政风民风，动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俄系文化的中共的执政地位是怎样获得的，获取以后又是怎样依照俄系文化祸国殃民的，我相信您不会比我更不清楚。因此，您应该同意：中共执政本来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孽生权贵集团，还产生种种消极后果，使中国蒙上浓密阴霾：……严重损害党国机体，败坏党风政风民风”绝不能够仅仅追溯到“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叫停和市场化改革的变异”为止，而且必须追溯到执政权得之的非义性。应该给“动摇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换一个贴切的说法：“暴露了中共执政的不合法性。”
7）说说救党情结
我认为，在‘老革命’里面有很多人具有很顽固的救党情结。他们能够进行反思，能够批判俄系文化，发出具有振聋发聩的呐喊。
但是他们救党情结太重。他们远不是中国的吉拉斯。
例如，在1999年《风雨苍黄五十年》里，先驱者李慎之先生说：“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什么话呀？合法过吗？正当过吗？
再例如，我非常敬重的杜导正先生2011年11月04日在《我对中国的前途持乐观态度》里说：“我认为，最好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现在的政权、维护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大前提下，碎步前进。”在今年一个题为《但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拐点》的访谈录里，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百分之九十九是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邓的一套，不是毛的那套”，重复他三年前的主张。
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俄系文化在中国的体现”缺乏认识。他们之所以接受不了这个道理，是由于对俄系文化批判不彻底。之所以不彻底，就是因为绕不过一个弯：“要是这样，我的大半生岂不反而有罪了？”其实，绕过这个弯很简单：承认俄系文化党有罪，自己受骗连带有罪，就会摆脱救党情结。
我认为，理论如果不搞也就罢了，要搞就必须维护它的彻底性。
伟大的先驱者不纪念也就罢了，要纪念就应该发扬他的思想光辉，摒弃他的不足。这样才会有青出于蓝。
说错的地方可能会相当多。欢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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