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将统治者也纳入法律约束范围内，法制则是将法律变成统治者的治理手段之一种.
近期，随着周永康等大老虎的倒台，以及中共将在18届4中全会上讨论所谓“依法治国”，一度沉寂的改良思潮又有卷土重来之势。长期以来，改良话语通过若干相互补充的观点得到支撑，先法治（自由）后民主，或者说通过法治走向民主，就是其中一个核心观点.英国法治史，则是这一观点的主要引证内容。不过，如果仔细推敲，这一流行已久的观点，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难以自圆其说，更像是一种愿望的投射。
法治是什么？在法律界，有所谓水治与刀制之分，同音异名，分别指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具体而言，法治，意思是法的治理，法律成为包括统治者在内全社会遵循的价值乃至信仰，法律成为社会最高的规则.而法制，指通过法律来治理，即法律作为统治者治理社会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在於，前者将统治者也纳入到了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而后者仅仅是将法律变成了统治者的治理手段之一种.也因此，法治的核心，就是统治者的公权力本身也受到制约.
权力本身受到制约，直观而言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表达.因为，权力的本义，即是在反对情况下仍能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米尔斯）。换言之，权力具有强制性，在一个政治单位内，权力更是具有不受挑战的地位。如何才能限制权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在秦以后绝对君主专制的古代中国，“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乃是普遍深入的认知，君师一体，皇帝具有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这不仅使得“百代皆行秦政治”，两千年专制统治如出一辙，也使得即使最优秀的思想家，也无法萌生出限制君权的理念，更谈不上什么法治思想了。
萧公权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法治只能在两种环境下实现.一为贵族政治，一为立宪政治”。这是因为，权力的强制性质，使得制约权力需要相应的凭藉，或曰实力。英国於世界史上率先实现了限制君权，进而逐步确立法治，并非偶然，它肇始於贵族的抗争，依托英国特有的政治现实：在英国，贵族不仅具有传统世袭之地位，尚有自身之附庸和武装，以之为后盾，贵族标举法律为批判的武器，试图限制君权：“贵族有抵抗君权之实力，法律亦限制君权之利器”，故“贵族借法律以自保其利益，法治每凭之以树立也”。
实际发生的英国宪政史，则要曲折和惨烈的多，贵族通过武器的批判，通过与君权的长期斗争，才逐步形成了有限君权，树立起了所谓的法治。纵观英国历史，从大宪章到内战，再到光荣革命，限制君权、树立法治的过程，是一连串反叛和革命，限制君权，是击败国王、处死国王、放逐国王的结果。也因此，与其说英国是先法治后民主的榜样，不如说英国是先革命后法治的典范。“英国之宪法史正可看作法治由贵族抗君以进於君主立宪之着例。”，没有抗争，就没有法治，建立法治的枢纽，端在首先打破权力之垄断。
英国由贵族政治下的长期斗争而确立君主立宪，并不意味着后来各国均需要重複这一历程。发生於英国的着例一旦确立，就具有了超越具体实践之上的示范价值，更会被理论家加以抽象总结，而使其他社会学习和仿效成为可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以英国为论述之范本，提出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如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等等，所有这些，在美国的新制度中都得到了相当的体现.
有趣的是，吸收了从洛克到孟德斯鸠等人政治思想的美国，并非君主国，而是民主国。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有别於旧大陆，并没有贵族制的传统，由新移民组成的社会中，平等是最重要的民情（托克维尔）。独立革命建立的新国家，其核心价值已经载明於《独立宣言》的开篇明义：“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美国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民主国家。不过，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试图确立法治，依旧需要处理如何制约权力的问题，毕竟，只要是权力，就可能专断。
在新生的民主国家诞生之时，美国开国国父们所思考的，不再是如何制约已然不复存在的君权的问题，而是在赶走专断的英国国王之后，新兴的民主权力本身如何被制约的问题.翻开《联邦党人文集》，随处可见这样的思索，最终，美国的新制度在遵从民主决定权力的原则之外，吸收了从洛克到孟德斯鸠的思想成果，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原则，既保证了权力的民主来源，也包含了法治的理念：通过将权力横向剖分了三个分支，避免了任一分支的独大，司法作为三权一支的重要和超然的地位，则又使得法律成为了最高和最终的制衡。
美国立宪史表明，在革命之后，经由审慎明智的努力，同样可以实现法治。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在此后两百多年的运行，还提供了更多的内容，如建立在民主来源之上的宪政制度，既可以增加民众对於制度的忠诚，竞争性政治和定期的公开选举本身，同时也是对权力的制约，从而，民主是对於法治的支持，立宪政治或者民主政治，是对於法治的保障，而不是像美国国父们一度认为的紧张关系.民主与法治的结合或者说自由民主体制，也逐渐成为了当今时代民主的主流模式。
英国宪政史表明，没有抗争就没有法治，对权力的制约首先需要打破权力的垄断。而美国立宪史则表明，打破权力垄断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法治的建立并不需要重複英国贵族政治长期反抗的路径，但法治的精神依旧在於如何制约权力，哪怕是经由民主确立的权力，反过来，有效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是对於法治的支持和保障。在某种意义上，英国史是贵族政治实现法治的范本，美国史则是立宪政治或民主政治下实现法治的标杆。
无论英国史还是美国史，给予我们的最大教益都在於，只有通过抗争打破权力的垄断，才可能有法治的空间.只要专断的权力仍在，法治就不可能有丝毫的可能。如今，距离英美两国确立宪政的时代，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和美国的宪政历程，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转移，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日益取代国王和贵族成为主角，市民社会、大众传媒、政党政治等新生事物，则在不断提供了新兴的抗争手段。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抗争的方法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政治的原则并无二致，建立法治的前提依旧是对权力垄断的改变，而这就需要持续的抗争，需要大众参与的扩大，在当代条件下，只有将大众的政治意愿转化为政治行动，才能威慑和改变现行权力的垄断。也因此，大众参与的扩大乃是一个国家通向宪政民主的必经路径，通往法治的道路也就是追求民主的道路，20世纪世界各国的宪政民主历程，一再印证了这一点.
在权力的垄断未曾触及的情况下，不会有法治，党国专政体制下的依法治国，只是治理术的改进，仍属於法制（rule by law）的范畴，而与法治（rule of law）无涉，也因此，对於所谓18届4中全会讨论依法治国赋予法治的期待，乃是一种粗浅的错误认知。我们更不要忽视的是，就在此时，针对抗争和大众参与的压制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因其对大众参与的压制，其实正在更加远离法治，而不是相反，那些对所谓依法治国寄予的期待，不仅是虚幻的，更是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