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频先生最近大作《2021：中国民主来临――重新建立的想象》，描述了大陆迎接“民主来临”的构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一个‘党内民主’的升级版势必出现”，2017年中共十九大，“‘党内民主’很难再摆平党内的竞争，权力的不平衡便产生了要求民主的动力：一些志在必得又有志未伸的政治人物，势必藉助新的力量扭转乾坤。这个新的力量，便是外在的压力，或党的新机制。”这时，“无论是在朝在野，他们都希望推动中共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政党。”“到2020年左右，中国社会矛盾会酝酿到一个成熟程度”，“民主化，是一种必然的要求。”2022年中共二十大，“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势必开始蜕化，对党章和对宪法的根本改写，几乎是不可阻挡的。”何文特别指出，这就是“中共新生命的开始”。这些“想象”是对中共自我更新的预测，是迎接“民主来临”的推断。
为了探讨“想象”的准确性，这里，冒昧提出几点不同意见，以就正于关心这类问题的同好。也许，在质疑中可以帮助我们拓宽思路，弥补不足，更正缺失，求得一致。这对总结30年改革的经验教训是不可少的。
（一）何文肯定“民主化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望。”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想象”从现在起只用15年，到中共二十大就会发生“中共新生命的开始”、对党章和宪法会“根本改写”的巨变呢？据说，是由于党内存在“民主变量”。不错，党内倾向民主的人士是存在的。他们可分两类，一类要求约束集权、实行一定程度民主，另类要求否定集权、实行彻底民主。不过，这些“民主变量”都处于受压制、受排挤、受打击、受惩处地位，不少“民主变量”被开除出党、被刑事惩办。不论过去或现在，这是中共领导集团对党内“民主变量”的一以贯之的方针，从无手软之时，甚至会疑神疑鬼，对于与民主要求无关的蛛丝马迹也会上纲上线，狠抓猛批，组织处理。原因无它，作为集权主义政党，必然对“集权”的对立面、对有损集权的“民主”因素极力排斥，毫不容情。严格地说，党内几乎不存在“民主变量”的生长空间和增长条件。所以，用党内存在“民主变量”来解释中共在未来15年将发生转向民主的巨变似乎缺乏充分证据。
是否如何文“想象”的那样，中共权力者突生异变，乃至“没有任何势力比新一代共产党人更痛切地体会到”不民主给中国社会带来冲突、困扰和不确定性，从而增强了“民主变量”的实力呢？作为个别的、极少量的共产党人确实存在对“不民主”的强烈感受，作为“新一代”的整体来说却不存在对“不民主”的逆反体会，相反，他们在“不民主”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太子党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新一代对“不民主”不仅不反感，还有力地采取“不民主”措施，凶狠地封杀维权运动，残暴地围剿上访活动，这方面“不民主”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于老一辈共产党人。所以，指望“新一代共产党人”推动民主化进程，可能缺少说服力。
何文还说，“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并不是一批闭关自守、意识形态僵化者”，意即他们在趋向民主方面会与时俱进，这个判断距离实际就更远了。2004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传达胡锦涛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难道能够说这样的中共领导人不是“意识形态僵化”吗？与其夸大其实地吹捧，不如实实在在地品评，象赵紫阳在软禁时所说：胡锦涛不过是中共正统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驯服工具。企望这样的驯服工具去突破集权体制、推行民主政治，是困难的。
不可忽略的是，以特殊权益为轴心，中共已将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力量粘合在一起，形成驾驭国家动脉的特殊利益集团，或称权贵集团，正如何文所说，“他们正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分配”。这个权贵集团从强征农民土地、抢劫大型国企利润和骗取股市资金等方面疯狂掠夺民脂民膏，而这种疯狂掠夺正是在中共集权主义体制庇护下进行的。集权主义政治与权贵集团经济合二为一，成为鲸吞国民财富的官僚垄断组织。他们对任何民主要求、民主因素是仇视的和敌对的。党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与这个庞大的官僚垄断组织抗衡，更不用说突破他们的垄断而另辟新境了。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中共十八大将出现“‘党内民主’的升级版”、十九大将出现“扭转乾坤”的政治人物，二十大将出现“对党章和宪法的根本改写”――所有这些“想象”都显得十分虚妄。根据苏共垮台的历史，倒是不妨作这样的预计：当垄断性的权贵集团对中华大地的财富已经掠夺过度，而他们的私有财富亟需取得合法性以逃避惩罚时，那时，中共集权主义外套就成了他们的负罪的累赘，他们会自动抛弃中共统治而换上一副新的可能是“民主”的伪装。这才是基于权贵集团本身经济和政治要求而产生的自然的必然性。
（二）何文“想象”朝野会一致“希望推动中共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政党”。这倒不失为一个美好的愿望。不过，这个美好愿望需具备一项共同前提，即彼此了却前嫌，求得和解。现在大陆民间有些人正致力于官民“和解”工作，连当政者也在大力倡导以“公平、正义”为指导的“和谐社会”。“和解”与“和谐”都不可回避官民之间结成的对立扭结。虽然这是历史的产物，想视而不见、闻而不听却是不可能的。躲避这些历史扭结，“和解”与“和谐”就无由谈起。此种扭结由中共集权主义造成，既然有心成为“现代文明的政党”，就无可推拖地需要对过去有回顾性反思，对错误有彻底性忏悔，对受害者有赔偿性补过，对历史有忠诚性交待。须知，中共建政前后实施的暴力夺权活动，屠杀无辜，残害异己，已明文认错、平反的案件涉及的人数即以千万计，还有拒不认错，强行掩盖的案件涉及的人数亦以千万计。对这部无辜受害达数千万中国生灵的历史，如果只是捂着，盖着，将何以面对人性的审判和道德的谴责？数千万受害者正在酝酿求得公平与正义，1957年“右派”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赔偿损失的活动就是明显的压力。目前，党内已经不断有人感知了这种压力，数位党内资深人士提出郑重和严肃的建议：李锐指出“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严重错误，我以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总结”，不利于“从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李锐致函十七大）；胡绩伟建议总书记全面科学地重新评价毛泽东，否则，在改革中将遭到无穷的责难和严重的阻力（胡绩伟访谈录［之一］）；谢韬则率直提出“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江迅：《专访谢韬》）。这些呼吁表明，党内有影响的力量开始了推动高层认真反思的活动。党内民主动力同党外民主压力一起构成促使中共进步的合力。应该在这方面加大力度，促使中共变革为“现代文明的政党”才有希望。
（三）“民主”是众望所归的理想，却不是众口一致的概念。在中共词典中，“民主”是“为民作主”，在大众词典中，“民主”是“由民作主”，一字之差却有本质区别。“为民作主”，就是将人人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存权利一律收归中共统辖，由号称具有“领导权”的中共代表人民统一安排，替人民作主。这个唯一的执政党宣称，它的利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而有资格“为民作主”。但细究起来，中共的战略利益与策略指导在在与民众意愿相违，历史已对此作了忠实记载。因而，“为民作主”在中共手中势必成为“党主”而不是“民主”。只要中共坚持“领导权”，它所宣称的“民主”就绝不是按照一定程序和制度行使的、民众具有真实的选择权和决定权的民主。这个重要的区别是不应忽视的。何文称：“2021：中国民主来临”，这里的所谓“民主”是“为民作主”的民主还是“由民作主”的民主，它没有明确回答。读者只知道，它认为“在可以预测的时间内，只有中共才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力量”，而这种基本力量就是上面引述的所谓“新一代共产党人”和不是“意识形态僵化者”的“今天的中共领导人”。这样看来，何文大约不会“想象”这些能够“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力量”会异想天开地要求取消中共“领导权”而实行民主常规要求的主权在民、官权民授吧？那么，所谓2021年将迎来“对党章和对宪法的根本改写”，当然也就不会触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关键条文。中国大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来的“民主”会是一种什么“民主”呢？何文向我们热情推荐的“民主”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2008.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