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调查二：关注女工生命健康
赵 津
广东省是全国流动人口的大省，有关部门统计，外来的女性已达1050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49.87%！（摘自金羊网）她们多工作于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或者中、小企业。这此企业大多工作环境极差，对于国家规定的各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条款能不执行就不执行，能打折扣就打折扣。加之大多数外出打工者自我保护意识不高，又胆小怕事，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能忍气吞声。
“记者在中山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了解的女工因工作受害事件令人震惊。2001年3月，年仅16岁的张红从湖北省麻城市龟山乡石头咀村来到广东打工，先后在东莞三间鞋厂从事底部品检以及面产针车工作——即为鞋面刷胶。2002年11月张红开始感到身体不适，12月出现‘牙龈及下皮出血’，全身乏力；经诊断为职业性慢性重苯中毒（再生障碍性贫血），是工作环境含苯量过高引起中毒。2003年11月3日，年仅19岁的张红离开人世……
张红工作过的三家鞋厂在她进厂时，均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安排做上岗前职业健康体检，更没有为张红购买工伤保险。东莞市卫生防疫站曾对其中一间鞋厂生产场所空气做了检测，结果表明，底部车间空气检出苯浓度为12.4mg/m3，甲苯浓度为347.9mg/m3，严重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张红被诊断为职业病后，她工作过的三家鞋厂只有一家支付住院费3万元，三家鞋厂之间亦因厂家的‘声誉’和资本利润而达成‘默契’，拒付剩余50余万元的住院治疗费。”（金羊网2005-04-18《成本高、企业推卸责任！女工维权艰难而行》）
在《女工调查一》中我们曾提到天津郊区的一家小印刷厂，在这个印刷厂里有30来个工人，近三分之二是女工，外地女工占女工总数的一半，全部从事丝网印刷。印刷中经常用到汽油、二甲苯、环乙酮等，这些用于清洗的有机溶剂都具有挥发性和毒性。汽油主要由三个途径进入人体：呼吸道吸入中毒、消化道吞咽中毒和毛细血管吸收入血液。前两种途径中毒的症状分别是咳嗽、咯血痰、胸闷、心悸、口唇发绀、神志不清、抽搐和剧烈腹痛、恶心、呕吐等。经皮肤吸收而中毒的症状是失眠、乏力、记忆力减退、食欲不振、手指震颤等。此外，经常接触汽油，很容易引起皮肤干燥皲裂、角化和慢性皮炎。长期处在高汽油浓度的环境下还会引起慢性暴露中毒。而苯类化合物则可能导致癌症。
有个叫张平的女孩，15岁就跟着她嫂子来这里工作，还是个童工。印刷工中她最小，却最能干，老板很快就提升她当组长了，工资也由300升到了450块，是这里普通工中工资最高的。在这里干了几个月后，她说她有时会头疼，再加上车间气温很底，冬天老是感冒，手也生了冻疮。她不知道这样的环境会导致疾病，老板跟她们说：“就是有点儿味，没毒”，她这样告诉我。而我和老板的谈话中他却说：“没毒是糊弄人的，鬼才信呢，反正都是外地人，就让他们随便干干吧”。
除了工作环境，外来打工者的生活环境也同样受到威胁，敏敏是从甘肃来的，跟她一起的还的一个哥哥。敏敏在印刷厂工作时她的哥哥在车厂工作，敏敏歇班时经常去看她哥哥。快过春节了，厂里也放假了，她又去找她哥哥想商量什么时候回家，就在晚上哥哥送敏敏回厂时，一块不知从哪里飞来的砖头砸中了哥哥的后脑，一声闷响之后哥哥顿时倒地，鲜血不住的流，敏敏自己送哥哥去医院治疗，没人报警，没人理会，这件事给兄妹俩个的唯一经验就是马上回家，以后再不来这里打工了。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关于建立生育保险的问题，至于新方法是不是有效还有待于社会实践，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是不太理想的，全国有一半的县、市和三分之一的企业还没的加入到生育保险的行列。这是官方统计，其中必不包含无照经营和挂靠别人执照的小企业，在偏远贫困地区，执行起来恐怕更不容易，如此女工权益保护的前景并不乐观。
许多企业都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无论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都是在工资中扣除的，而现实的情况是打工者的流动性很大，尤其女工，结婚后一般不从事生产劳动，所以这些钱即使交了，一旦换工作或停止工作都不会得到相应回报，她们宁愿多拿些工资，立个帐户，自己保障自己。
来喜从19岁起就在天津一个小镇当售票员直到23岁结婚。她工作的单位是集体组建的车站，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400元。这样的工作虽然辛苦，但相对于那些受了苦还不一定能拿到工资的人，来喜还是好多了。结婚后她请老板吃了饭，继续留在车站上班，几个月后，她意外流产了，这之后就再没去上班。车站的老板跟我说过：“车上人多时挤来挤去，再加上车颠簸，容易出事，如果是没结婚的女孩子，怀孕流产了这里概不负责，如果结婚了，我这儿就不要了。”所以来喜的事车站是不打算负责的，至少，不负全责。
外出打工的女孩子中有很多自身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技能匮乏，又想尽快融入都市，就轻率的选择了以身体作为交易条件来换取高收入低付出的工作。有的因为生活压力大、周围朋友少、缺乏归宿感和安全感等原因而结交男朋友。很多时候她们对生理知识了解的并不多，结果造成生殖系统疾病及其他妇科病。因流产、生育等问题造成终身疾病或死亡的案例也非常普遍。大妹就是其中之一，她18岁时在一家小气站工作，刚刚离开父母的她经常会想起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内心十分孤独，希望有人理解她，大她14岁的上司正是利用这一点引诱她，多次堕胎的后果是结婚后发现习惯性流产。她经常十分悔恨的跟我说：“我怎么会这么傻，让这样一个人毁了我的一生”。
职业病也是危害女工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天津是中国自行车的重要产地，有许多外来打工者在这里从事着自行车生产或相关行业，小欢在这里的工作是为车轮上幅条，每上完一个车轮0.2元，她说她少时收入有600元，多时有1000多元，工作有2年多了，她工作很简单，强度也不大，但是由于工作时间太长，她的手指已经变形了。像这样的事，并不只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而是几乎所有与他从事相同职业的人都是如此。
小华是平面设计，在天津工作，长时间面对电脑无疑会造成近视、颈椎病等职业病。小华的颈椎病十分严重，经常感觉颈部像有针在扎，她没有医疗保险，老板也没打算给她付医药费，小华的妈妈跟我说：“快点找个男朋友，也好有个辞职的借口，结了婚就不干了。”
在对不同省份、城市，从事不同行业的女工进行调查时我感觉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压力实在太大。她们不仅要参与劳动生产创造经济价值，还要养育儿女，抚养老人、承担家务劳动创造社会价值。很多职业女性都因为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而长期处于亚健康或说不健康状态，但由于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许多普通人看不起病，使情况变得更糟。
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恐怕还是要从制度入手，制度不变，再多的政策出台都只能是扬汤止沸，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希望社会上人人都能发自内心的关爱周围的人，让世界充满阳光，让健康成为快乐的力量。
中国女工调查之三：关注女工的家庭地位和教育
赵 津
之所以要把家庭地位和教育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决定受教育的机会，而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又决定他们在家庭、社会中和未来新家庭中的地位。
总体来说，女性知识分子往往在家庭中拥有更为平等的地位，这是因为她们为家庭创造了比较高的收入。比如一个夫妻都是大学生的家庭或是双职工家庭会更容易维持平衡。也就是说，决定女子在家庭中地位的因素有两个：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
我曾见过这样一例子，一个家庭要求女儿退学，女孩不愿意就找来老师劝说她父母。而她的父母却说，如果不让她上学，那么她一年可以挣4000元，如果让她上学了，她却还要花掉1000元，这样就相差5000元，所以他不同意女儿去上学。而同样的帐，一般不会在男孩子身上算。
马红玫有一个哥哥，哥哥考上高中后家里就再没办法支付两个学生的学费了，于是红玫退学开始上班，她做毛衣缝合工，每个月的工资有1000多，用她的钱，哥哥读完了高中和大学。后来在一家炼钢厂工作，工资4000每月。她也因此成了家里的“功臣”，父母都很疼爱她，就连过了门的嫂子也礼让她三分。从她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受教育的机会往往偏向于男性。而另一方面她在家里受尊重则是由于她担当着主要经济来源的角色。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相对贫困的人口大国，贫困人口是世界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贫困家庭中，教育资源都是优先提供给男性的，如此，在成年以后，男性的素质普遍比女性要高，这也很自然影响到男女就业问题，也是男女的不平等最根本的原因。
就目前情况而言，在中国只需要一个人劳动来维持生计的家庭并不多见，女性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为家庭创造收入的劳动中来。小凤13岁就开始工作了，做为家中主要经济来源，她在家里是很受重视的。她的许多工友说她甚至在家可以随意跟她妈妈发火。当然我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由此可以看出，经济收入做为生存的命脉，做为家庭生活的保障被放在了第一重要的位置。
我们看到许多女工由于婚姻而放弃工作，在家庭生活中，家务劳动占用了她们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而这些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往往不被社会所承认。比如照顾搀扶老人实际上需要很大的体力付出，照料孩子、打扫房间、做饭等等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轻松。此时，女性无法参与工作，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使得她们在家庭中处于劣势，她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往往也会被忽视，作家务被认为是吃闲饭。
我在孙艳的家中看到，她的母亲每天忙着照顾孙艳的小妹妹，还要做饭、喂家禽。而她的父亲每次见她母亲动作稍慢一点就要打人，有一次她母亲的胳膊骨折了，她的父亲都没有让她们去医院看一下，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孙艳的妹妹上学后她母亲去当清洁工而有了一份极微薄的收入之后才有了一些好转。
有一些女工为了婚姻放弃工作则纯粹是因为她们受教育程度不高，普通的工作没有升职、加薪或其他更美好的前景可期待，相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们可能会被更年轻的新人替代。躲进婚姻是这些女性的自我保护方式。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在结婚之后再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往往会因为经济依赖而出现家庭中的不平等。
双职工家庭往往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小郝是老师，她的夫人是护士，她们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大概有2000元左右，在小城镇生活已经算够用了，但是如果独立生活，一个人的收入就会让生活变的比较拮据。由于一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俩个人的收入又基本平衡，所以他的生活一直非常平静。
还有一种双职工家庭，就是小金这样，两个人的工资都在1500以上，生活在大城市，他们的收入并不算多，但也是比较充裕的，他们经常会吵架是因为两个人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彼此没有依赖关系，也不畏惧离婚。
事实上，男女受教育平等，就业平等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教育可以提升女工的潜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创造能力。从这个角度说，增加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是促进男女平等、经济繁荣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国家的责任，而不应该单单靠一个连温饱都实现不了的家庭去考虑子女的教育。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到义务教育的问题。在西方的许多国家，义务教育是给予国民最基本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途径，教育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因而称“义务教育”。这个“义务”是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国民的义务。由于义务教育的存在，无论男女都具有了最基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常识，知道如何尊重他人和保护自己，不至于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束手无策。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许多家庭本来就很贫困，交不起学费会被政府指控为没有完成对子女义务教育的义务，要罚款。这样孩子就更没钱上学，贫者更贫，孩子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根本没有可能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寻求保护的常识。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就开始要求解放，维护妇女权益的口号喊的震天响，妇女也象男人一样参加工作了。可时七、八十年过去了，却还有人扛着男尊女卑的大旗，乐其不疲。说是几千年封建陋习积重难返，其实是女性在社会中普遍受歧视造成的，这些错误的观念不改变，恐怕真正的男女平等很难实现。
中国女工调查之四：同样渴望，不同的目光──关注女工维权
赵 津
女工维权难，难就难在维权所涉及到的各个步骤，我在前三篇调查中提到的权力受侵害案例都没得到应得的补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她们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已经遭到侵害。女工遭受性别、年龄、地域歧视，无端被克扣工资、四期无休假或休假不够，工伤得不到补偿等等，她们都视若无睹，维权意识极低。我曾问过文秀：“你们有没有想过老板压你们的工资是不对的？”她这样回答我：“哪儿都这样，我们厂都是好的了，别的地方半年、一年的才发一次工资。”显然，她们并没的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相反，她们很知足。
来喜的意外流产也是她自己背负了“罪过”，丈夫责备她太不小心；老板说她是自己非要来上班的，单位当然不负责；同事说她太财迷，都这个时候了还来上班，能多拿几个钱？现在又赔上了孩子太不值得，连来喜自己也说自己还不如老实在家呆着。老板本来应拿的赔偿变成了“看在工作很多年的面子上的、好心的”施舍，赔你是人情，不赔也是应该。
在京津唐经济区，有很多流氓式的私营企业，企业主大多是黑社会起家，这此企业乱定厂规，天津的一家私营自行车厂公然在车间里写着对工人的处罚方法：犯了错误，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罚款，第三次打死。他们动辄对工人非打即骂很多在这里工作的工人都说，没被老板打骂过的工人几乎是没有的。“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成了她们的口头禅，对于这样的事是没人想去告的，因为知道当地的老板和当地的官方勾结有理没地方说。也因为怕被报复，由其是女工，胆子就更小，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胆小，才使不少企业主有恃无恐，随意让工人加班、扣她们工资等等。我有一个在车厂当仓库管理员的同学曾经跟我说，“这事是大家的事，不是我一个的人事，我才不会强出头，我才挣几个钱，在这里上几天班，大家能忍，我也能忍，我才不去得罪人呢”。或许这事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都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人们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到事关自己时先看别人，或者只想搭便车，这样下去，维权的路只能越走越窄。
第二个问题是信息的闭塞，跟男工比起来，女工大都不愿意在工作之余外出，或是根本没有时间外出，所以她们所了解的有用信息相对要少的多。这对她们的维权是很不利的。另外，消息的闭塞往往使得她们权益被侵害时只听老板的威胁而不敢站出来。有许多人不知道还有很多企业、地区需要女工，为了保住饭碗而忍受屈辱者也不在少数。在调查中，许多女工都说这样一句话：不在这里做，又去哪里呢？哪里还不都一样！
同样是因为信息的闭塞，她们不知道要到哪里为自己遭遇的不公“凭个理”，小王是印刷厂的模切工人，她的手指被模切机切断了，老板将她送医院治疗，一星期后治疗无效，就赔了她一点钱之后将她开除出厂了。她断了一个手指，以后再找工作就不容易了，她和老乡一起出来打工，现在自己一个人被开除，她无处可去，心里憋着一口气却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吐。
我在广州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小张在应聘时被职业中介骗了100块钱，想要回来，可当时中介人太多而且以武力相逼，自己势单力薄，没机会反抗，事后打了电话给公安局，公安说这事儿归劳动局管，再打去劳动局没人接，终于打通之后，得到的答复是找治安，如此，小张的100元终于没要回来。
第三方面当然是政府机构设立的合理性问题和这此机构是否起到了该起的作用。很多妇联、工会之类的机构设在企业内部，不是独立的工人组织，他们受治于企业，在关键时刻当然要为企业说话。那么设在企业之外的机构呢，往往要收费，而且收费很高，比如申请仲裁，大概要500元，比一般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若要到法院起诉，费用就更付不起了。不收费的劳动局往往起不了作用。小张在广告公司工作，公司只包吃、住没有底薪，劳动局出面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老板跑到东莞去了，直到现在仍然拒付小张工资。各种类似组织叠置，人浮于事，遇到问题时互相推委，打工者的投诉往往没有结果。就算有结果，也是事倍功半。我们国家公务员和普通百姓的比例是1：28，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他们的工作质量当然直接关系到社会，也直接影响到以后工人再遇到侵权时诉诸于法律的积极性。
许多地区和企业对工人的待遇如何取决于当地是否存在工人短缺和老板本人的人品、良心。总的来说，北方的情况要略好于南方，这跟北方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在北方，许多工业刚刚起步，人才缺口很大，在劳力奇缺的地方，老板对工人表面上似乎还说得过去。我在河北地区了解到，毛衣缝合的女工缺口很大，企业要给工人提供相对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住宿环境，工人可以按自己的需要随时休息和上下班（按件记酬），新年回家时，外地女工可优先领取工资，对于可以介绍新工人来厂里的员工实施奖励制度，只要她介绍来的新工人做满一年就奖励介绍人100元，逐年类推等等。其实这些企业都没有工人失业保险、住房基、生育保险、养老保险等额外的福利，但是工人们能拿到比其他企业稍高的工资，能工作在相对安全舒适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劳动力密集行业的从业者，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她们已经非常满足了。
要从根本上解决女工的维权问题，需从社会、政府、企业和女工四方面着手。社会方面需给予女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应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企业应更多的自律，女工也应提高自身的素质。惟有如此，男女差异才有可能被缩小。
企业相对于打工者处于绝对的强势，许多靠黑社会起家或伙同、收买黑社会的企业对赶于揭发他们的打工者都采取抱负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