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政府仍然是必要的
「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学理论中存在严重的分歧，一种主张是政府越小越好，尤其运行成本越低越好。一般情况下这种主张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相对的一种主张认为政府不但必需而且还要承担无限责任，并且攻讦前一种说法是政治阴谋——谁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主张小政府理论，谁就是试图颠覆现存制度的阴谋者。后一种主张不遗余力地想批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其逻辑前提是大有问题的——有意把前者的「小」曲解成「无」。当然，人类社会理想化状况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即一种世界性治理，因为如查尔斯•蒂莉所言「国家也许难逃一种制度发育到完善地步就开始自我毁灭的老路」【注一】。当今世界一级分层力量里面出现了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作为「第四世界」是否终将摧毁所有国家体系，尚没有明确迹象。并且，「第四世界」的兴起，也只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家制度进而狭义为政府功能的大而不当之败落。
在暂不考虑「第四世界」问题与全面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情况下，任何国家运行均需要政府。有的遵循政府内化于市场的基本方向，让市场尽可能地发挥作用；有的则刻意强调政府可以控制市场，以给出庞大政府并非大而不当的理由。发展经济学做了平衡选择，它在强调市场机制如国家间的世界市场分工之时，也给了政府必要性的理由：经济增长的结果应当是社会结构趋于合理，是为发展；发展不能被增长简单代替，否则就是「无发展的增长」【注二】，也称作「发展的危机」；如此，有发展的增长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贫困、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的解决责任，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其视为福利经济学的延伸【注三】。
一、负面普世：压迫性权力之借口
福利经济学于十九世纪后期由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前身）提出，经由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广泛国家福利政策之实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民主国家已发展为福利国家。如此，也就出现了一个讽刺性的状况：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向封建主义堕落，以致形成新世界的军事奴隶制度；而那些被前者指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却迈向了社会主义，因为所谓「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社会普遍福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福利待遇，至少政治伦理上如此。
发展经济学提出的三大社会目标——消除贫困，保证就业，尽最大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即消除「发展的危机」，实际上是早期（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注四】在社会学意义上追赶西方的结果。简单地说，是将普遍社会福利简化为以上三个目标。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学术层级）来看，普遍福利已经成为一项普世价值，它在政治制度民主化之下。也因着这个第二等级的普世价值，才有关于经济自由导向政治民主的第一等级的普世价值预设。两者比较之下，在当今世界最具「普」之意义的政治价值是福利之「普」，因而福利压力也成了民主国家最现实的政治问题。此项现实究竟「现实」到何种程度?只看存在福利制度不完全的非民主国家对前者的嘲笑就知道了。后者认为由于前者不堪福利压力而出现国家暨政治制度的衰落。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解决普遍社会福利方面缺憾，非民主国家大讲民生（或曰民本）主义，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又处于实质对立状态。不过，关于西方（狭义直指美国）的衰落预言绝非二十一世纪的最新现象，早在上世纪发展经济学蓬勃展开而中共国家几不知之的情况下，出于意识形态对抗需要，中共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预言过美国的衰落【注五】。幸好的是，这次预言失败后，邓小平主导的经济开启了【注六】，中共国家进入晚发的发展中国家序列。
政治制度本质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在普遍福利暨发展经济学范畴内，有两种状态：其一，由于惧怕普遍福利的不断扩张而国家无从实现目标，国家对社会总怀谦让之心，在极端情绪对立之后，社会总会对国家做出原谅，此谓标准的公民社会；其二，国家不惧普遍福利目标是否实现大张的诸种愿景，并以此压制社会，在极端情绪对立之后，或是采取铁血镇压或是采取军事奴隶制类型的长期压制，此谓非公民社会。即便是在标准的公民社会（国家）当中，国家也不是没有压制社会的打算。美国发生斯诺登事件是一个冲突经典：国家试图以普遍福利之保障（广义为国家安全）为借口，过度采集公民非公（纯私）信息，导致了一种不公现象，斯诺登出于传统的自由平等观念出来对抗国家。简而言之，基于社会普遍福利所需要的国家形式之存在，存在之下产生不当压制是第三级的普世价值。
狭义的普世价值在第一层级，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可观测的历史峰值。但广义的普世价值里确实有不好的一个层级。尤尔根•哈贝马斯已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尽管他没有给普世价值分级。他在获得二〇〇一年度「德国书业和平奖」致答谢辞时说：「面对由市场而发生的全球化，我们中的许多人希望政治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归。当然，回归的不是那种原初的全球化国家安全，即由警察、秘密警察、现在也包括军队所代表的国家形象，而是那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文明的国家形象。」【注七】中国学者张汝伦在分析恐怖主义问题时也犀利地涉及到第三层普世价值，尽管同样他也没有使用分层办法与术语。其描述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市民社会」（也即公民社会）与「公共利益」协调起来看待。由于冲突没有调和的可能，「就使得警察、特务、监狱制度和常备军成为现代的特有发明」，并且这种发明致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置身现代性之外，不受其感染和影响。」【注八】
二、对内霸权：「发展的危机」之根源
国家在维持本身作为普遍福利壳体不致破坏的情况下，也导致了自己的悖论。在美国，虽然没有发展中国家特征，但国家过度采集纯私信息显然是一种不公平，尽管它与收入分配不均不是同类问题。然而，信息时代里，贫富的概念已经增容，它不仅限于财产，也包含了信息上的贫富，也表现为可称之为「接入权利」【注九】的那样一种社会发展指标。也尽管国家不是很形象化的信息富人，但它过度采集信息必然会使被采集者处于信息相对贫困地位。而任何由国家主体主导的行为带来隐性的不公，毫无疑问地是对传统公民社会精神的伤害。就算没有斯诺登事件引发的国家过度采集信息问题，美国公民社会传统仍固守着对任何专制可能的警惕。这在最通俗传媒电影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像《饥饿游戏》、《雪国列车》、《V字型仇杀队》等作品均表现了这种警惕。
相比之下，任何宣称美国电影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非专业性评价言论，不止是重复有关杜勒斯传记（汉译本）序言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情绪，而且实质上是专制主义与公民社会为敌的本能表现。当然，本文并非文化评论作品而是关于公民社会培养的实证政治学学术体裁，因此，不再展开讨论电影问题【注十】。然而，需要进行分析的是，如此之类以无知为专业的「专业性无知」为何产生？以及，它们的历史基因是什么样的？
很简单，非民主政治在国家权力观念上是长久统治，就像中国历史上强大而短暂的秦王朝，它要传帝位给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这种观念在当下中国政治当中是为江山主义，其含义则是开创国家的功勋集团之后人要占据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次，并变相世袭地传递治权；还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比如互联网大大冲击了传统权力结构），也要保住江山的颜色，即绝不允许发生颜色革命。永久统治是经典的对内霸权，这种霸权试图消灭威权社会向公民社会演进的机会，也压制普通社会成员分散的发展愿望。对内霸权，从政治伦理上无从解决「发展的危机」，相反，它是「发展的危机」的最根本制造者。
由于专业性无知即把无知当作专业工作，江山主义暨威权主政治在口号宣称方面还是主张自己有解决「发展的危机」的愿望与能力，并且也在普遍福利方面有所动作。然而，如此的愿望或自谓的能力，即便不是全面的谎言，也是一种妄想。因为就改革可能性小到零的「威权加江山」统治体系，它本身不是一般批评性言论所指的「臣民社会」（这个批评性术语也被统治体所容忍），而是军事奴隶制度的现代版。或者说，封建社会主义的制度核心就是军事奴隶主义精神。
三、社会贫困：经济版的军事奴隶主义
军事奴隶制度非经典状态在中国历史上秦王朝统一之前有所表现，在短暂且混乱程度最高的五代十国时期也有过。但是，最经典的是十六世纪的奥斯曼统治——被挑选（实则掳掠）的平民子弟在经过严格的知识教育与治术培养之后，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掌控群体，但是，「他们的职位和庄园不算私人财产，既不可出售，也不能传给子女」【注十一】。在奥斯曼苏丹统治下，以军事奴隶身份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那些人从未能摆脱奴隶身份，除非他们结成反抗集团而推翻苏丹，因为他们「不管如何有权有势，永远是苏丹的奴隶。苏丹稍有不满，就可以对他们罚以降级或砍头」【注十二】。
中国现行制度体系具有浓重的军事奴隶主义色彩，一是因为本土历史上较坏的历史基因在起作用，比如在貌似强大如秦的表面下，统治的正当性疑问致使其政治行为（尤其立法）具有强烈的掳掠性质；二是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残存性影响，即「比前苏联更像苏联」的封建社会主义意识，尤其表现在国家官僚体系的福利优先性与特权化诸方面。后一项决定了这个体系无从实现普遍福利，即非社会主义性质。自谓的科学性，也与解决「发展的危机」路径南辕北辙。经济方面的压迫性至少有如此表现：
（一）没有人均有最低「恒产」的可能性，连自己完全经济承担的住房也要在七十年后重新立约——相当于自己购买自己的资产。
（二）农村土地在虚化的集体名义下，仍实质上属于国家而可以被借助国家权力而行的任何理由予以掠夺，因此，出现了「三无农民」【注十三】。
（三）保障一般社会人群的弱福利性基金处于巨大的不确性之中，即便有巨额缺口并致未贬值，国家也不会以公共财政资金予以救济或弥补。
更多的展开已无必要，而经济版军事奴隶主义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法西斯化【注十四】，也加剧「发展的危机」。因为以增长代替发展，表面看起来仍属专业性无知，实质上也含有无从解套的困局制约之因素。无从解套的持续状态在政治上表现为「人民群众」对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序极低，统治精英层面（且不论其伪精英性质）更担心参与爆炸，因此堵死了体制外精英的建设性参与途径【注十五】。此亦为统治体系专业性无知造成的最坏影响，其后果远超乎「发展的危机」层面，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贫困。社会贫困并非是经济总量不足，也不只是收入分配极端不公而致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赤贫状态，而是社会共识几无、道德基准崩溃。古典中国社会被社会成员以集体行动之规模暴力摧毁，最基本诱因就道德基准崩溃即整个社会的精神赤贫。
结语：寻求「杜威人学」的可能性
统治集团的专业性无知在威权体制下能够深度地毒化社会，社会成员也会做出大众法西斯式的情绪反应。在另一端，随着社会整体演进，知识价值为任何个体带来了自启蒙、自领袖的机会，以致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总结的交流阻滞下的经济弱势阶层【注十六】不再服从威权主义政治。如此，公民社会不仅有了边缘化自发可能，还将自由的意义提升到「杜威人学」层面。
「杜威人学」并非杜威政治哲学本身的概念，而是其关于人的教育自由暨人性全面发展的主张，其根本意义在于不仅要摆脱经济贫困，更在于摆脱精神方面的贫困。在我看来也发明「杜威人学」此一概念，其社会功用就是：（一）将发展经济学提高一个档次，在解决「发展的危机」之同时，更注重解决精神危机；（二）在不排除政府作用的前提下，更必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社会新精英的努力，这个努力的道德基础就是新精英们有建成公民社会的愿望与信心。后一项，是对民主作为生活方式的最低认同，即如杜威所言：「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的分享经验的方式」【注十七】。由这个最低认同往上提升，摆脱「发展的危机」的社会（也即整体上摆脱「专业性无知」的社会），至少有两个新的社会政治景观：
第一是教育自由，公民社会原理自然地在广义的教育中起作用，这是因为「由于思想自由和表达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因此，否定教育自由就是对公民的犯罪」【注十八】。
第二是力量暨政治行动的自由，最狭义的自由基于心性自由而其在公民社会生成过程中必然是集体行动，这是因为「自由不只是一种观念，一个抽象的原则。它是进行一些特别工作的力量、实际的力量」【注十九】。
注释部分：
[一]转引自詹姆斯•N﹒罗西瑙著《没有政府的治理》（汉译本，张胜军、刘小林等译）之序言，第七页（单另页码，全文〈译者的话：从无政府走向世界治理〉，第一至第十五页）；张刘译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
[二]参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之〈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条目，第四百二十七页；胡高编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一。
[三]按着经济学说分类体系来论，「福利经济学」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发展经济学」既不属于微观经济学也不属于宏观经济学，而是自成一个门类，与「比较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重要门类地位相同。
[四]不包括中国大陆，因为晚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中共国家才有「发展」意识。
[五]一篇写于一九七六年二月的译著序言〈编译者的话〉（单另页码，第一至第三页），说道：「杜勒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时期，正是美帝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正如本书最后一章的作者不得不承认的，『美国的力量和影响相对地下降了』，他是『处于强大民族主义运动正在打破旧秩序和推翻旧传统的困难时期中』。因此，他那套『大规模报复』、『战争边缘』之类的货色吓不倒世界人民，也挽救不了美帝日益衰落的命运，只能自我暴露他那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凶神恶煞真面目。」（第二至第三页）。
杜勒斯的汉译本传记不是一本完整的书目，而是由七本英文版相关书目，如约翰•鲁滨逊•比尔（John Robin Beal）所著John Foster Dulles: a Biography等七本书节选并翻译组成，书名《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译者：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三月）。
[六]从政治情报学角度看，上海市「五•七」干校所编译杜勒斯传记是服务于反对中美关系缓和的高层政治势力的。一般应当是由上海起家的当时巨星级政治人物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及三人与毛泽东夫人江青结成的（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核心集团。
成书仓促之态显而易见，译序写于二月，出版日期是三月。一个月之间完成一本传记的编译，时间太短，尽管该书只有十三点五万汉字。
[七]参见《读书》杂志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号文章《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者：曹卫东）附件，哈贝马斯的获奖致辞《信仰•知识•开放》。
[八]同[七]，《恐怖主义的本源》（作者：张汝伦）。
[九]「接入权利」一语是信息革命发展节点的一个特定总结，它源于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第三次工业革命》（汉译本，张体伟、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的有关论述。
里夫金涉及「接入权利」的关键论述有两点：其一，「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特别是在虚拟空间中寻求融入数百万人组成的全球团体这一诉求。这样，互联网的接入权利就成为新兴的、到相连接的世界中一个强有力的新型财产观。」（第二百二十五页）；其二，「正如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年轻人为财产权而奋斗一样，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中的年轻人正在为获取全球网络社会空间的权利而奋斗」（页同上）。
[十]关于这方面展开说法，可参见我的博文《常忆冷战「名言」有益处——加迪斯〈遏制战略〉的另类解读》，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十一]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汉译本，毛俊杰译），第一百八十六页；毛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
[十二]同[十一]，第一百八十七页。
[十三]「三无农民」说法最初见于陈锡文（时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二〇〇四年初的评论性说法，指无土地、无岗位、无保障的农民。这个说法被中国社科院的一本蓝皮书所采用。具体报道见新华社二〇〇四三月一日电讯稿（记者：邬焕庆、翟伟）。
作为一项参考文献，我在二〇〇六年八月初发表于美国中文网刊《议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则报道。文章题目《中国全面进入「发展的危机」阶段——新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GDP高速增长与人权、社会变革关系分析的基本框架》，国内《凯迪网•凯迪社区》在二〇〇七年九月四日转载了该文。我于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六日稍做修改后，重新发表于[十]博客。
[十四]参见我的文章《经济法西斯的社会后果——深度透视中国信贷人权问题》，载于网刊《零八宪章月刊》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六日。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是《增长作为新宗教——经济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含义》，同上，同年十一月十六日。
[十五]参见我的博文《不要误读『发展』概念——幸福经济学随笔（二）》，同[十]博客，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十六]经济弱势阶层，在杜威的分析中是为在物质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阶级。
参见杜威著《民主•经验•教育》（汉译本，彭正梅译），第七十八页；彭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
[十七]同[十六]，第八十页。
[十八]同[十六]，第二百六十一页。
[十九]参见杜威著《人的问题》（汉译本，傅统先、邱椿译），第九十七页；傅邱译版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
引言：政府仍然是必要的
「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学理论中存在严重的分歧，一种主张是政府越小越好，尤其运行成本越低越好。一般情况下这种主张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相对的一种主张认为政府不但必需而且还要承担无限责任，并且攻讦前一种说法是政治阴谋——谁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主张小政府理论，谁就是试图颠覆现存制度的阴谋者。后一种主张不遗余力地想批倒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但其逻辑前提是大有问题的——有意把前者的「小」曲解成「无」。当然，人类社会理想化状况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即一种世界性治理，因为如查尔斯•蒂莉所言「国家也许难逃一种制度发育到完善地步就开始自我毁灭的老路」【注一】。当今世界一级分层力量里面出现了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作为「第四世界」是否终将摧毁所有国家体系，尚没有明确迹象。并且，「第四世界」的兴起，也只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家制度进而狭义为政府功能的大而不当之败落。
在暂不考虑「第四世界」问题与全面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情况下，任何国家运行均需要政府。有的遵循政府内化于市场的基本方向，让市场尽可能地发挥作用；有的则刻意强调政府可以控制市场，以给出庞大政府并非大而不当的理由。发展经济学做了平衡选择，它在强调市场机制如国家间的世界市场分工之时，也给了政府必要性的理由：经济增长的结果应当是社会结构趋于合理，是为发展；发展不能被增长简单代替，否则就是「无发展的增长」【注二】，也称作「发展的危机」；如此，有发展的增长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贫困、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的解决责任，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其视为福利经济学的延伸【注三】。
一、负面普世：压迫性权力之借口
福利经济学于十九世纪后期由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前身）提出，经由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广泛国家福利政策之实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民主国家已发展为福利国家。如此，也就出现了一个讽刺性的状况：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向封建主义堕落，以致形成新世界的军事奴隶制度；而那些被前者指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却迈向了社会主义，因为所谓「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社会普遍福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资格得到基本的福利待遇，至少政治伦理上如此。
发展经济学提出的三大社会目标——消除贫困，保证就业，尽最大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即消除「发展的危机」，实际上是早期（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注四】在社会学意义上追赶西方的结果。简单地说，是将普遍社会福利简化为以上三个目标。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学术层级）来看，普遍福利已经成为一项普世价值，它在政治制度民主化之下。也因着这个第二等级的普世价值，才有关于经济自由导向政治民主的第一等级的普世价值预设。两者比较之下，在当今世界最具「普」之意义的政治价值是福利之「普」，因而福利压力也成了民主国家最现实的政治问题。此项现实究竟「现实」到何种程度?只看存在福利制度不完全的非民主国家对前者的嘲笑就知道了。后者认为由于前者不堪福利压力而出现国家暨政治制度的衰落。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解决普遍社会福利方面缺憾，非民主国家大讲民生（或曰民本）主义，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又处于实质对立状态。不过，关于西方（狭义直指美国）的衰落预言绝非二十一世纪的最新现象，早在上世纪发展经济学蓬勃展开而中共国家几不知之的情况下，出于意识形态对抗需要，中共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预言过美国的衰落【注五】。幸好的是，这次预言失败后，邓小平主导的经济开启了【注六】，中共国家进入晚发的发展中国家序列。
政治制度本质与整体社会的关系在普遍福利暨发展经济学范畴内，有两种状态：其一，由于惧怕普遍福利的不断扩张而国家无从实现目标，国家对社会总怀谦让之心，在极端情绪对立之后，社会总会对国家做出原谅，此谓标准的公民社会；其二，国家不惧普遍福利目标是否实现大张的诸种愿景，并以此压制社会，在极端情绪对立之后，或是采取铁血镇压或是采取军事奴隶制类型的长期压制，此谓非公民社会。即便是在标准的公民社会（国家）当中，国家也不是没有压制社会的打算。美国发生斯诺登事件是一个冲突经典：国家试图以普遍福利之保障（广义为国家安全）为借口，过度采集公民非公（纯私）信息，导致了一种不公现象，斯诺登出于传统的自由平等观念出来对抗国家。简而言之，基于社会普遍福利所需要的国家形式之存在，存在之下产生不当压制是第三级的普世价值。
狭义的普世价值在第一层级，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可观测的历史峰值。但广义的普世价值里确实有不好的一个层级。尤尔根•哈贝马斯已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尽管他没有给普世价值分级。他在获得二〇〇一年度「德国书业和平奖」致答谢辞时说：「面对由市场而发生的全球化，我们中的许多人希望政治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归。当然，回归的不是那种原初的全球化国家安全，即由警察、秘密警察、现在也包括军队所代表的国家形象，而是那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文明的国家形象。」【注七】中国学者张汝伦在分析恐怖主义问题时也犀利地涉及到第三层普世价值，尽管同样他也没有使用分层办法与术语。其描述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市民社会」（也即公民社会）与「公共利益」协调起来看待。由于冲突没有调和的可能，「就使得警察、特务、监狱制度和常备军成为现代的特有发明」，并且这种发明致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置身现代性之外，不受其感染和影响。」【注八】
二、对内霸权：「发展的危机」之根源
国家在维持本身作为普遍福利壳体不致破坏的情况下，也导致了自己的悖论。在美国，虽然没有发展中国家特征，但国家过度采集纯私信息显然是一种不公平，尽管它与收入分配不均不是同类问题。然而，信息时代里，贫富的概念已经增容，它不仅限于财产，也包含了信息上的贫富，也表现为可称之为「接入权利」【注九】的那样一种社会发展指标。也尽管国家不是很形象化的信息富人，但它过度采集信息必然会使被采集者处于信息相对贫困地位。而任何由国家主体主导的行为带来隐性的不公，毫无疑问地是对传统公民社会精神的伤害。就算没有斯诺登事件引发的国家过度采集信息问题，美国公民社会传统仍固守着对任何专制可能的警惕。这在最通俗传媒电影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像《饥饿游戏》、《雪国列车》、《V字型仇杀队》等作品均表现了这种警惕。
相比之下，任何宣称美国电影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非专业性评价言论，不止是重复有关杜勒斯传记（汉译本）序言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情绪，而且实质上是专制主义与公民社会为敌的本能表现。当然，本文并非文化评论作品而是关于公民社会培养的实证政治学学术体裁，因此，不再展开讨论电影问题【注十】。然而，需要进行分析的是，如此之类以无知为专业的「专业性无知」为何产生？以及，它们的历史基因是什么样的？
很简单，非民主政治在国家权力观念上是长久统治，就像中国历史上强大而短暂的秦王朝，它要传帝位给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这种观念在当下中国政治当中是为江山主义，其含义则是开创国家的功勋集团之后人要占据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次，并变相世袭地传递治权；还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比如互联网大大冲击了传统权力结构），也要保住江山的颜色，即绝不允许发生颜色革命。永久统治是经典的对内霸权，这种霸权试图消灭威权社会向公民社会演进的机会，也压制普通社会成员分散的发展愿望。对内霸权，从政治伦理上无从解决「发展的危机」，相反，它是「发展的危机」的最根本制造者。
由于专业性无知即把无知当作专业工作，江山主义暨威权主政治在口号宣称方面还是主张自己有解决「发展的危机」的愿望与能力，并且也在普遍福利方面有所动作。然而，如此的愿望或自谓的能力，即便不是全面的谎言，也是一种妄想。因为就改革可能性小到零的「威权加江山」统治体系，它本身不是一般批评性言论所指的「臣民社会」（这个批评性术语也被统治体所容忍），而是军事奴隶制度的现代版。或者说，封建社会主义的制度核心就是军事奴隶主义精神。
三、社会贫困：经济版的军事奴隶主义
军事奴隶制度非经典状态在中国历史上秦王朝统一之前有所表现，在短暂且混乱程度最高的五代十国时期也有过。但是，最经典的是十六世纪的奥斯曼统治——被挑选（实则掳掠）的平民子弟在经过严格的知识教育与治术培养之后，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掌控群体，但是，「他们的职位和庄园不算私人财产，既不可出售，也不能传给子女」【注十一】。在奥斯曼苏丹统治下，以军事奴隶身份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那些人从未能摆脱奴隶身份，除非他们结成反抗集团而推翻苏丹，因为他们「不管如何有权有势，永远是苏丹的奴隶。苏丹稍有不满，就可以对他们罚以降级或砍头」【注十二】。
中国现行制度体系具有浓重的军事奴隶主义色彩，一是因为本土历史上较坏的历史基因在起作用，比如在貌似强大如秦的表面下，统治的正当性疑问致使其政治行为（尤其立法）具有强烈的掳掠性质；二是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残存性影响，即「比前苏联更像苏联」的封建社会主义意识，尤其表现在国家官僚体系的福利优先性与特权化诸方面。后一项决定了这个体系无从实现普遍福利，即非社会主义性质。自谓的科学性，也与解决「发展的危机」路径南辕北辙。经济方面的压迫性至少有如此表现：
（一）没有人均有最低「恒产」的可能性，连自己完全经济承担的住房也要在七十年后重新立约——相当于自己购买自己的资产。
（二）农村土地在虚化的集体名义下，仍实质上属于国家而可以被借助国家权力而行的任何理由予以掠夺，因此，出现了「三无农民」【注十三】。
（三）保障一般社会人群的弱福利性基金处于巨大的不确性之中，即便有巨额缺口并致未贬值，国家也不会以公共财政资金予以救济或弥补。
更多的展开已无必要，而经济版军事奴隶主义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法西斯化【注十四】，也加剧「发展的危机」。因为以增长代替发展，表面看起来仍属专业性无知，实质上也含有无从解套的困局制约之因素。无从解套的持续状态在政治上表现为「人民群众」对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序极低，统治精英层面（且不论其伪精英性质）更担心参与爆炸，因此堵死了体制外精英的建设性参与途径【注十五】。此亦为统治体系专业性无知造成的最坏影响，其后果远超乎「发展的危机」层面，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贫困。社会贫困并非是经济总量不足，也不只是收入分配极端不公而致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赤贫状态，而是社会共识几无、道德基准崩溃。古典中国社会被社会成员以集体行动之规模暴力摧毁，最基本诱因就道德基准崩溃即整个社会的精神赤贫。
结语：寻求「杜威人学」的可能性
统治集团的专业性无知在威权体制下能够深度地毒化社会，社会成员也会做出大众法西斯式的情绪反应。在另一端，随着社会整体演进，知识价值为任何个体带来了自启蒙、自领袖的机会，以致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总结的交流阻滞下的经济弱势阶层【注十六】不再服从威权主义政治。如此，公民社会不仅有了边缘化自发可能，还将自由的意义提升到「杜威人学」层面。
「杜威人学」并非杜威政治哲学本身的概念，而是其关于人的教育自由暨人性全面发展的主张，其根本意义在于不仅要摆脱经济贫困，更在于摆脱精神方面的贫困。在我看来也发明「杜威人学」此一概念，其社会功用就是：（一）将发展经济学提高一个档次，在解决「发展的危机」之同时，更注重解决精神危机；（二）在不排除政府作用的前提下，更必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社会新精英的努力，这个努力的道德基础就是新精英们有建成公民社会的愿望与信心。后一项，是对民主作为生活方式的最低认同，即如杜威所言：「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的分享经验的方式」【注十七】。由这个最低认同往上提升，摆脱「发展的危机」的社会（也即整体上摆脱「专业性无知」的社会），至少有两个新的社会政治景观：
第一是教育自由，公民社会原理自然地在广义的教育中起作用，这是因为「由于思想自由和表达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因此，否定教育自由就是对公民的犯罪」【注十八】。
第二是力量暨政治行动的自由，最狭义的自由基于心性自由而其在公民社会生成过程中必然是集体行动，这是因为「自由不只是一种观念，一个抽象的原则。它是进行一些特别工作的力量、实际的力量」【注十九】。
注释部分：
[一]转引自詹姆斯•N﹒罗西瑙著《没有政府的治理》（汉译本，张胜军、刘小林等译）之序言，第七页（单另页码，全文〈译者的话：从无政府走向世界治理〉，第一至第十五页）；张刘译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
[二]参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之〈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条目，第四百二十七页；胡高编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一。
[三]按着经济学说分类体系来论，「福利经济学」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发展经济学」既不属于微观经济学也不属于宏观经济学，而是自成一个门类，与「比较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重要门类地位相同。
[四]不包括中国大陆，因为晚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中共国家才有「发展」意识。
[五]一篇写于一九七六年二月的译著序言〈编译者的话〉（单另页码，第一至第三页），说道：「杜勒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时期，正是美帝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正如本书最后一章的作者不得不承认的，『美国的力量和影响相对地下降了』，他是『处于强大民族主义运动正在打破旧秩序和推翻旧传统的困难时期中』。因此，他那套『大规模报复』、『战争边缘』之类的货色吓不倒世界人民，也挽救不了美帝日益衰落的命运，只能自我暴露他那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凶神恶煞真面目。」（第二至第三页）。
杜勒斯的汉译本传记不是一本完整的书目，而是由七本英文版相关书目，如约翰•鲁滨逊•比尔（John Robin Beal）所著John Foster Dulles: a Biography等七本书节选并翻译组成，书名《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译者：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三月）。
[六]从政治情报学角度看，上海市「五•七」干校所编译杜勒斯传记是服务于反对中美关系缓和的高层政治势力的。一般应当是由上海起家的当时巨星级政治人物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及三人与毛泽东夫人江青结成的（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核心集团。
成书仓促之态显而易见，译序写于二月，出版日期是三月。一个月之间完成一本传记的编译，时间太短，尽管该书只有十三点五万汉字。
[七]参见《读书》杂志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号文章《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者：曹卫东）附件，哈贝马斯的获奖致辞《信仰•知识•开放》。
[八]同[七]，《恐怖主义的本源》（作者：张汝伦）。
[九]「接入权利」一语是信息革命发展节点的一个特定总结，它源于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第三次工业革命》（汉译本，张体伟、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二）的有关论述。
里夫金涉及「接入权利」的关键论述有两点：其一，「生活质量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特别是在虚拟空间中寻求融入数百万人组成的全球团体这一诉求。这样，互联网的接入权利就成为新兴的、到相连接的世界中一个强有力的新型财产观。」（第二百二十五页）；其二，「正如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年轻人为财产权而奋斗一样，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中的年轻人正在为获取全球网络社会空间的权利而奋斗」（页同上）。
[十]关于这方面展开说法，可参见我的博文《常忆冷战「名言」有益处——加迪斯〈遏制战略〉的另类解读》，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十一]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汉译本，毛俊杰译），第一百八十六页；毛译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
[十二]同[十一]，第一百八十七页。
[十三]「三无农民」说法最初见于陈锡文（时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二〇〇四年初的评论性说法，指无土地、无岗位、无保障的农民。这个说法被中国社科院的一本蓝皮书所采用。具体报道见新华社二〇〇四三月一日电讯稿（记者：邬焕庆、翟伟）。
作为一项参考文献，我在二〇〇六年八月初发表于美国中文网刊《议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则报道。文章题目《中国全面进入「发展的危机」阶段——新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GDP高速增长与人权、社会变革关系分析的基本框架》，国内《凯迪网•凯迪社区》在二〇〇七年九月四日转载了该文。我于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六日稍做修改后，重新发表于[十]博客。
[十四]参见我的文章《经济法西斯的社会后果——深度透视中国信贷人权问题》，载于网刊《零八宪章月刊》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六日。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是《增长作为新宗教——经济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含义》，同上，同年十一月十六日。
[十五]参见我的博文《不要误读『发展』概念——幸福经济学随笔（二）》，同[十]博客，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十六]经济弱势阶层，在杜威的分析中是为在物质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阶级。
参见杜威著《民主•经验•教育》（汉译本，彭正梅译），第七十八页；彭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
[十七]同[十六]，第八十页。
[十八]同[十六]，第二百六十一页。
[十九]参见杜威著《人的问题》（汉译本，傅统先、邱椿译），第九十七页；傅邱译版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