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专制政权的政治空间向来诡秘、厚黑，处处隐藏着难解的幽暗势力，总有人失势，也总有人得势。失势者或死于非命，或期待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得势者游刃有余，对于刀刃上行走未被割肉，不免庆幸。不过，也有集失势者与得势者于一身者，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优势是不以失势而悲，却以得势为荣，并常常在无情的政治较量中绵里藏针，以柔克刚，反败为胜，让对手望尘莫及。
邓小平是毛泽东之后挽救党国的“救命稻草”
邓小平喜欢当“小”，自称是别人的“儿子”，不像毛泽东那样拼死老命也要成为“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他又不像毛泽东那样拥有“大”船抗风浪式的霸权，而是有坚持“小”船好调头的大聪明，躲过了刘少奇、林彪的亡命之灾，熬过了毛泽东的死期，又胜过了“四人帮”和华国锋的如意算盘，并无情地驱逐了身居高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甚至差点还要“搞”掉下一个接班人江泽民——1992年所谓“南巡”的背景就是准备“换人”，识时务的江泽民赶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算是挽回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党国历史说华国锋打倒“四人帮”是挽救了党，其实真正挽救党的命运是启用邓小平，也只有邓小平才算得上毛泽东之后挽救党国的“救命稻草”。精明之人必有精明之处，邓小平远比华国锋、陈云等人更为老谋深算。
除了擅长政治手腕以外，邓小平还有长寿功夫，他默默等候另一政治博弈对手陈云死在自己前面，以防他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被人“半路篡改”——陈云是计划经济的祖师爷，与之相反的是保守的西太后却让锐意改革的光绪帝死在自己之前；在江泽民之后，邓小平又隔代指定了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作为接班人，总算在三十年内赢得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暂时安定环境，他的政治遗言恐怕就是这一句：“毛在，毛说了算；毛不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这是一句天问，因为在专制政治密室里，永远的规律是“一代不如一代”、“总有一代是末代”。
如今，无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如何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如何力主“深化改革”，却仍然被困在邓小平当初所“顶层设计”的半吊子的政治幽暗空间里，只以发展权贵资本经济为中心，只求“压倒一切”的稳定，没有政治制度改革和政治文明的洗礼，“阴沟里翻船”是必然的。尽管前三十年在“不争论”和“不折腾”中勉强度过，但今后十年，跛脚的市场经济依然面临着崩盘的危险，甚至会应了那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邓小平何等聪明，毛泽东时代没有像刘少奇、林彪那样死于非命，是因为他处处“充小”，宁愿在毛泽东身边当“聋子”，也不愿意向毛发出任何“不服”的危险信号，后来又再三说自己“永不翻案”，这般自我作践功夫，恐怕可以说是当代刘备。
“英明领袖”华国锋之“大”不敌邓小平之“小”
毛泽东以“大”扬名，所谓“伟大领袖”，实则比三国演义中的黑白脸曹操还要心狠手黑，邓小平若不是擅长刘备的厚黑学，恐怕也熬不过“文革”就死于非命了；即使能熬过“文革”，也不会跳出“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手心——华国锋本意是压制邓小平的，但承受不住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内元老派的压力。当然，华国锋上位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树，随时会栽下来，所谓他的“英明领袖”之名也不过一种应景的政治粉饰，是靠不住的。邓小平以“小”为荣，却多次意外躲过了种种政治灾祸，所以他是当然的“厚黑学高手”。邓小平的“小”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眼界“小”，脑容量和肚量也“小”，其“顶层设计”的政治道路注定是长不了。
邓小平的原名叫“邓先圣”、“邓希贤”，后来改为“小平”（过上小康而平安的幸福生活）——与毛的“泽东”（恩泽东方）之意恰恰相反。邓小平的名字越改越小，权力和威望却越来越大。“以小见大”的邓小平，政治发迹主要还是因为背靠毛泽东这棵大树，经过政治上的“三起三落”，也算多年媳妇熬成婆。1976年“大家长”毛泽东死了，1980年“二家长”华国锋也因无能而被迫退位了，“小个子”虽小但资格不“小”，他终于在1980年11月接任中央军委主席（1981年6月才对外宣布）。为什么当军委主席而不是当中央主席，邓小平解释说自己“年纪大了”（76岁），至于军委主席，是因为“暂时没有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新任党中央主席兼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比他小11岁，不算年轻？新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岂不更年轻？邓无愧于厚黑学大师之名）。谁知这一句“暂时”一拖就是拖了九年，直到1989年11月才把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其间还经过了一场“八九风波”，共产党政权险些垮台。
此前，两任中央主席、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任职期间，邓小平都充当“太上皇”角色，民间舆论称之“西太后垂帘听政”，这是说本来军委主席一职要适时退出，但邓小平不肯，可见“权力毒药”的毒性有多么大，结果害人害己，邓小平为此因“六四”下令大屠杀而登上了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屠夫榜”。
邓小平复出后的功过利弊
不过，在中国现当代史上，邓小平算是一个无法涂改的历史人物，他务实而又不失圆滑，精明而又不失智慧，霸道而又不失策略，绵里藏针而又知道适时进退，他也有能干和高明之处，但其最大的“死穴”却是致命的，就是他誓死要捍卫共产党的政权，不愿意彻底否定毛泽东，对真正的改革开放却不能下定决心，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成为最大的烂尾工程（政治学者吴祚来语），这足以注定邓小平是一个终被否定的人物，他的历史贡献所谓让人们吃饱肚子，与穷折腾的毛泽东有所分别，但让人吃饱肚子从来不能证明他有多少政治才能，也不能称之历史功绩，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假如1979年邓小平就死了，那么照样会出来一个顺应常识、顺应历史潮流的决策者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假如人们无论如何拼命都不能吃饱肚子，别说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要造反，也要颠覆国家政权，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因为官逼民反，因为造反总是比建立新朝要快速和容易的多。
还有人对邓小平感恩的事情就是恢复高考。对于这些人的奴隶思维而言，所谓邓小平恢复高考，终于使奴隶们有了“入仕”的机会（主要是华国锋力主和决策的），但这些奴隶却不反思假如没有一党专政，假如有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他们会选择当知青上山下乡、九死一生吗？会走上一条吃不饱肚子找不到工作当盲流的死路吗？仅仅因为“文革”结束了，政治“清明”了，就要感恩戴德，就要感谢邓小平？
感谢邓小平，其实就是感谢毛泽东，感谢共产党，不但没有头脑，也没有良心。因为毛泽东就是邓小平的政治亲爹，邓小平就是毛泽东的政治亲儿子，毛泽东做了多少份恶，邓小平都有多少份参与。邓小平当权，并不是给人们以自由，而是继续奴役。共产党专政，中国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因为共产党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除非共产党垮台。
1977年恢复高考，刚刚恢复正常工作的邓小平，其职务是中央副主席，不过是协助华国锋、叶剑英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而已，他不过是参与决策恢复高考，并非他一人决定，一人之功。当时高考试卷的纸张缺乏，华国锋果断下令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补充，这样的大胆决定恐怕不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一个人敢为，再说邓小平一直坚持集体领导，还是基于当时在党内并不容“一个人说了算”，除了副主席叶剑英年龄大、不过问政事外，至少还有另外两名副主席李先念、汪东兴对信誓旦旦“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并无好感（后来增补进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的陈云资格比邓小平还老，彼此常常暗中较量）。
邓小平为什么对“反右”情有独钟？
邓小平是一个狡猾的政客，知道如何收买民众的信任，但他从不完全否定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决策，邓小平都有份参与的。1957年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反右”是他具体执行的，是急先锋。“文革”后，重新上台的邓小平还津津乐道这样一句话，他说：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至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官方政治评价仍和过去一样高。到了1978年，有了实权的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依然对“反右”不改初衷，他在这一年12月1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所讲的原话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四人帮”称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说明真没看错人，邓小平“反右”死不悔改，也死不认错，用老农的俗话说就是“茅坑石头又臭又硬”。
那么，最后是谁摘了“右派”和“地主、富农、坏分子”的黑帽子呢？并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和题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这应当归功于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这些“高帽子”摘掉后，高考和参军都不再受歧视了。
说起邓小平的“小”来，是因为他从来不会对共产党的“党天下、家天下”专制制度开刀，而且对于政局是否安定团结特别敏感，动不动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所以害怕社会动乱，甚至他把“动乱”、“反革命暴乱”挂在嘴边，时刻提醒他身边的领导人。当然，他希望“中国不能乱”是出于好意，但他回避了“乱的源头在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宁愿“小”处着眼，不肯“大”处为中共动外科手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从楼上摔下来导致终生残疾，也没能打动邓小平的心来付诸勇气来纠正共产党的制度之错。
邓小平向来不容民主自由等政治异议空间的存在
邓小平向来对“政治多元”和“政治开放”敏感，对民主化和自由化害怕，因此，他重判提出“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取缔曾为他复出呼吁的“西单民主墙”。邓小平视野之狭窄和脑容量之“小”，还在于他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名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但实质是坚持共产党一党的领导，这是他的政治红线，一步也不能穿越。但他的人生悲剧也就因此酿成：1989年“六四”期间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和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铸成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
邓小平对“六四”的镇压丝毫不手软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早在1989年4月24日晚上就决定了，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召开碰头会。他们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赵紫阳因在北朝鲜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第二天，即4月25日晚上，邓小平在住地召集国务院总理李鹏、军委常委副主席杨尚昆密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他为这些学生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为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出任总书记埋下了伏笔）。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反对精神污染，二十几天就丢掉了。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指不惜血腥镇压）。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泡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而毁于一旦。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工人、农民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我们不是讲治理经济环境吗？现在也要治理政治环境。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有。如果没有“四个坚持”，他们就会横行无阻，肆无忌惮。中央和国务院都要分两套班子，一套处理动乱，一套抓正常工作。还是要把主要力量放到建设上来，不能把人都陷到这里面去。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行。行动不能慢，越慢被卷进去的人越多。以上这些都是邓小平的原话，无一句不是杀气腾腾，无一句不是凶言凶语。
在邓小平的拍板下，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使本来即将偃旗息鼓的学生运动再次火上浇油。邓小平、李鹏还下令，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进城。一个月后，“大屠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决策者邓小平、李鹏和受益者江泽民等都是罪魁祸首。本来，邓小平求“小”求“稳定”，结果却以“大屠杀”告终，是他彻底颠覆了他自己，他一生的罪名由此奠定。
邓小平之后江胡习等人身患贪大求全的不治之症
前面主要论及邓小平执政期间所导致的主要弊端和灾祸，下面再简单提及其后一些领导人的“另一种风格”：“六四”之后，历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不再以“小”为荣，不再韬光养晦，而是凡事都喜欢“大”，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国之路”、“西部大开发”、“大国崛起”、“宇宙真理”、“中国梦”等等，无一不是以“大”为荣，就连现任总书记的习近平，也是喜欢“大”，1988年他出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才三十多岁，就已很老成，著文称不谋“当大官”，却要谋“做大事”；二十多年后当上总书记，讲话依然离不开“观大势、谋大事”，以“中国道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为路径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为“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这两个一百年为坐标，志在“中兴”。
可对照中国当下的现实来看，既然“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那么，习近平走的无疑还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老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老路，无非是继续坚持邓小平“四个坚持”中的核心“坚持共产党领导”而已。既然这条老路是毛泽东、邓小平走不通的死路，难道习近平就能走通？恐怕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再说现今的执政者又没有邓小平那样的精明和聪明，甚至连“小巫见大巫”都谈不上，怎么可能再去折腾另一个三十年？邓小平不过是“小平”三十年，三十年已经山穷水尽了，不会有下一个三十年了。
习近平与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并没有任何交集，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时，习近平还不到三十岁，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的小跟班、小秘书，当时的军委常委可以坐奔驰车，他顶多沾点坐车的光，但不至于到与邓小平有任何交往的地步。不过，这不妨碍习近平加强对他的崇拜，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央视高调播放重金打造的纪实电视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肯定是政治局常委班子决策，至少有习近平的推崇和首肯。今天的习近平不但担任了邓小平曾担任的军委主席职务，还在就任总书记后第一站就到深圳为提出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站台”，在他眼里，邓小平就是他所崇拜的政治强人，他也希望成为这样的政治强人，不然他担心“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的谶语会击碎他的“中国梦”，甚至还担心连“亚洲四小龙”中的小强人李光耀也做不成。
习近平的强人梦，不外乎想成为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成为中国版的“李光耀”，有可能吗？过去的邓小平是因“时势造英雄”，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没有可比性，习近平是否感叹“生不逢时”呢？当然，会有不少人对习近平寄予厚望，称其“霸气外露”，称其远见卓识，甚至把他比作中国的普京，其实邓小平的智慧是习近平永远学不会的，邓小平图“小”，习近平却图“大”图“强”；邓小平“不争论”、低调、务实，习近平却把孔子学院建到海外谋求文化“走出去”，实施“文化输出战略”，打造“中国崛起”概念。可是，大权在握的邓小平，连当几个兼职都觉得受不了，比如邓小平晚年就只当中顾委主任，可习近平至少兼任十个以上的各种领导职务，若真有实权，一个职务就足矣，他怎么能学会呢？
邓小平没能改变的，后任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
邓小平已逝，遗憾的是他终究不能成为大陆的蒋经国，甚至也不能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只是邓小平，虽然大幅修正了毛泽东疯狂的祸国殃民路，却没有否定毛泽东及其制度之恶，也未能改变这一失败并已走到山穷水尽地步的共产专制制度，更没有开辟出一条符合普世文明的宪政治国之路。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只能说他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忠诚于共产专政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是真正死不悔改的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之后，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习近平，都无法超越邓小平任何一点，邓小平没能改变的，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们只能继承邓小平留下的“超级烂尾工程”，而且这是不治之症，他们无力自拔，深陷其中，任其疯狂，任其灭亡。
对于邓小平的治国术——实乃“误国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可能还要晚几年才能吃饱肚子，就像今天饥饿的朝鲜一样；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中国距离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普世文明还很遥远。祸兮？福兮？过去在邓小平身上可以读懂真实的中国，今天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身上，同样能读懂真实的中国。
邓小平是毛泽东之后挽救党国的“救命稻草”
邓小平喜欢当“小”，自称是别人的“儿子”，不像毛泽东那样拼死老命也要成为“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他又不像毛泽东那样拥有“大”船抗风浪式的霸权，而是有坚持“小”船好调头的大聪明，躲过了刘少奇、林彪的亡命之灾，熬过了毛泽东的死期，又胜过了“四人帮”和华国锋的如意算盘，并无情地驱逐了身居高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甚至差点还要“搞”掉下一个接班人江泽民——1992年所谓“南巡”的背景就是准备“换人”，识时务的江泽民赶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算是挽回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党国历史说华国锋打倒“四人帮”是挽救了党，其实真正挽救党的命运是启用邓小平，也只有邓小平才算得上毛泽东之后挽救党国的“救命稻草”。精明之人必有精明之处，邓小平远比华国锋、陈云等人更为老谋深算。
除了擅长政治手腕以外，邓小平还有长寿功夫，他默默等候另一政治博弈对手陈云死在自己前面，以防他的半吊子市场经济被人“半路篡改”——陈云是计划经济的祖师爷，与之相反的是保守的西太后却让锐意改革的光绪帝死在自己之前；在江泽民之后，邓小平又隔代指定了政治辅导员出身的胡锦涛作为接班人，总算在三十年内赢得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暂时安定环境，他的政治遗言恐怕就是这一句：“毛在，毛说了算；毛不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这是一句天问，因为在专制政治密室里，永远的规律是“一代不如一代”、“总有一代是末代”。
如今，无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如何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如何力主“深化改革”，却仍然被困在邓小平当初所“顶层设计”的半吊子的政治幽暗空间里，只以发展权贵资本经济为中心，只求“压倒一切”的稳定，没有政治制度改革和政治文明的洗礼，“阴沟里翻船”是必然的。尽管前三十年在“不争论”和“不折腾”中勉强度过，但今后十年，跛脚的市场经济依然面临着崩盘的危险，甚至会应了那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邓小平何等聪明，毛泽东时代没有像刘少奇、林彪那样死于非命，是因为他处处“充小”，宁愿在毛泽东身边当“聋子”，也不愿意向毛发出任何“不服”的危险信号，后来又再三说自己“永不翻案”，这般自我作践功夫，恐怕可以说是当代刘备。
“英明领袖”华国锋之“大”不敌邓小平之“小”
毛泽东以“大”扬名，所谓“伟大领袖”，实则比三国演义中的黑白脸曹操还要心狠手黑，邓小平若不是擅长刘备的厚黑学，恐怕也熬不过“文革”就死于非命了；即使能熬过“文革”，也不会跳出“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手心——华国锋本意是压制邓小平的，但承受不住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内元老派的压力。当然，华国锋上位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树，随时会栽下来，所谓他的“英明领袖”之名也不过一种应景的政治粉饰，是靠不住的。邓小平以“小”为荣，却多次意外躲过了种种政治灾祸，所以他是当然的“厚黑学高手”。邓小平的“小”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眼界“小”，脑容量和肚量也“小”，其“顶层设计”的政治道路注定是长不了。
邓小平的原名叫“邓先圣”、“邓希贤”，后来改为“小平”（过上小康而平安的幸福生活）——与毛的“泽东”（恩泽东方）之意恰恰相反。邓小平的名字越改越小，权力和威望却越来越大。“以小见大”的邓小平，政治发迹主要还是因为背靠毛泽东这棵大树，经过政治上的“三起三落”，也算多年媳妇熬成婆。1976年“大家长”毛泽东死了，1980年“二家长”华国锋也因无能而被迫退位了，“小个子”虽小但资格不“小”，他终于在1980年11月接任中央军委主席（1981年6月才对外宣布）。为什么当军委主席而不是当中央主席，邓小平解释说自己“年纪大了”（76岁），至于军委主席，是因为“暂时没有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新任党中央主席兼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比他小11岁，不算年轻？新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岂不更年轻？邓无愧于厚黑学大师之名）。谁知这一句“暂时”一拖就是拖了九年，直到1989年11月才把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其间还经过了一场“八九风波”，共产党政权险些垮台。
此前，两任中央主席、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任职期间，邓小平都充当“太上皇”角色，民间舆论称之“西太后垂帘听政”，这是说本来军委主席一职要适时退出，但邓小平不肯，可见“权力毒药”的毒性有多么大，结果害人害己，邓小平为此因“六四”下令大屠杀而登上了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屠夫榜”。
邓小平复出后的功过利弊
不过，在中国现当代史上，邓小平算是一个无法涂改的历史人物，他务实而又不失圆滑，精明而又不失智慧，霸道而又不失策略，绵里藏针而又知道适时进退，他也有能干和高明之处，但其最大的“死穴”却是致命的，就是他誓死要捍卫共产党的政权，不愿意彻底否定毛泽东，对真正的改革开放却不能下定决心，导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成为最大的烂尾工程（政治学者吴祚来语），这足以注定邓小平是一个终被否定的人物，他的历史贡献所谓让人们吃饱肚子，与穷折腾的毛泽东有所分别，但让人吃饱肚子从来不能证明他有多少政治才能，也不能称之历史功绩，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假如1979年邓小平就死了，那么照样会出来一个顺应常识、顺应历史潮流的决策者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假如人们无论如何拼命都不能吃饱肚子，别说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要造反，也要颠覆国家政权，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因为官逼民反，因为造反总是比建立新朝要快速和容易的多。
还有人对邓小平感恩的事情就是恢复高考。对于这些人的奴隶思维而言，所谓邓小平恢复高考，终于使奴隶们有了“入仕”的机会（主要是华国锋力主和决策的），但这些奴隶却不反思假如没有一党专政，假如有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他们会选择当知青上山下乡、九死一生吗？会走上一条吃不饱肚子找不到工作当盲流的死路吗？仅仅因为“文革”结束了，政治“清明”了，就要感恩戴德，就要感谢邓小平？
感谢邓小平，其实就是感谢毛泽东，感谢共产党，不但没有头脑，也没有良心。因为毛泽东就是邓小平的政治亲爹，邓小平就是毛泽东的政治亲儿子，毛泽东做了多少份恶，邓小平都有多少份参与。邓小平当权，并不是给人们以自由，而是继续奴役。共产党专政，中国人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因为共产党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除非共产党垮台。
1977年恢复高考，刚刚恢复正常工作的邓小平，其职务是中央副主席，不过是协助华国锋、叶剑英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而已，他不过是参与决策恢复高考，并非他一人决定，一人之功。当时高考试卷的纸张缺乏，华国锋果断下令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补充，这样的大胆决定恐怕不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一个人敢为，再说邓小平一直坚持集体领导，还是基于当时在党内并不容“一个人说了算”，除了副主席叶剑英年龄大、不过问政事外，至少还有另外两名副主席李先念、汪东兴对信誓旦旦“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并无好感（后来增补进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的陈云资格比邓小平还老，彼此常常暗中较量）。
邓小平为什么对“反右”情有独钟？
邓小平是一个狡猾的政客，知道如何收买民众的信任，但他从不完全否定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决策，邓小平都有份参与的。1957年毛泽东掀起“反右”运动，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秘书长，“反右”是他具体执行的，是急先锋。“文革”后，重新上台的邓小平还津津乐道这样一句话，他说：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话水平很高。至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官方政治评价仍和过去一样高。到了1978年，有了实权的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依然对“反右”不改初衷，他在这一年12月1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所讲的原话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四人帮”称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说明真没看错人，邓小平“反右”死不悔改，也死不认错，用老农的俗话说就是“茅坑石头又臭又硬”。
那么，最后是谁摘了“右派”和“地主、富农、坏分子”的黑帽子呢？并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和题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这应当归功于华国锋，而不是邓小平。这些“高帽子”摘掉后，高考和参军都不再受歧视了。
说起邓小平的“小”来，是因为他从来不会对共产党的“党天下、家天下”专制制度开刀，而且对于政局是否安定团结特别敏感，动不动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所以害怕社会动乱，甚至他把“动乱”、“反革命暴乱”挂在嘴边，时刻提醒他身边的领导人。当然，他希望“中国不能乱”是出于好意，但他回避了“乱的源头在于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宁愿“小”处着眼，不肯“大”处为中共动外科手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从楼上摔下来导致终生残疾，也没能打动邓小平的心来付诸勇气来纠正共产党的制度之错。
邓小平向来不容民主自由等政治异议空间的存在
邓小平向来对“政治多元”和“政治开放”敏感，对民主化和自由化害怕，因此，他重判提出“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取缔曾为他复出呼吁的“西单民主墙”。邓小平视野之狭窄和脑容量之“小”，还在于他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名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但实质是坚持共产党一党的领导，这是他的政治红线，一步也不能穿越。但他的人生悲剧也就因此酿成：1989年“六四”期间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和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铸成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
邓小平对“六四”的镇压丝毫不手软
这一天的到来，其实早在1989年4月24日晚上就决定了，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召开碰头会。他们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面前，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赵紫阳因在北朝鲜访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第二天，即4月25日晚上，邓小平在住地召集国务院总理李鹏、军委常委副主席杨尚昆密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他为这些学生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是一场动乱。就是要旗帜鲜明，措施得力，反对和制止这一场动乱。行动要快，要争取时间。前一段，上海态度明确，赢得了时间（为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出任总书记埋下了伏笔）。这些人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和民族丧失前途。不能让他们的目的得逞。我们不要怕人骂娘，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上有反应，只有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有真正的名誉。“四个坚持”十分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反对精神污染，二十几天就丢掉了。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当然，小的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个别处理，分散解决，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迫使我们要集中去解决，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预。“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指不惜血腥镇压）。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还不够，还要抓紧立法。准备迎接一场全国性的斗争，坚决把动乱压下去。不然天无宁日，国无宁日，天天不得安宁，甚至永远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唯恐天下不乱。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变成泡影，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都搞不下去，而毁于一旦。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表现坏的要解除职务，坚决调离。工人、农民是拥护我们的，干部是拥护我们的，民主党派也是好的。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党的组织要发挥作用，党团员要发挥作用。要重申党的、团的纪律。大学、中学、工厂、机关都要开支部大会，还要开大会。要加强公安部门的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你们常委的决定是对的，常委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很好。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才能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我们不是讲治理经济环境吗？现在也要治理政治环境。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有。如果没有“四个坚持”，他们就会横行无阻，肆无忌惮。中央和国务院都要分两套班子，一套处理动乱，一套抓正常工作。还是要把主要力量放到建设上来，不能把人都陷到这里面去。短期是可以的，长期不行。行动不能慢，越慢被卷进去的人越多。以上这些都是邓小平的原话，无一句不是杀气腾腾，无一句不是凶言凶语。
在邓小平的拍板下，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和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使本来即将偃旗息鼓的学生运动再次火上浇油。邓小平、李鹏还下令，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进城。一个月后，“大屠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决策者邓小平、李鹏和受益者江泽民等都是罪魁祸首。本来，邓小平求“小”求“稳定”，结果却以“大屠杀”告终，是他彻底颠覆了他自己，他一生的罪名由此奠定。
邓小平之后江胡习等人身患贪大求全的不治之症
前面主要论及邓小平执政期间所导致的主要弊端和灾祸，下面再简单提及其后一些领导人的“另一种风格”：“六四”之后，历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不再以“小”为荣，不再韬光养晦，而是凡事都喜欢“大”，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国之路”、“西部大开发”、“大国崛起”、“宇宙真理”、“中国梦”等等，无一不是以“大”为荣，就连现任总书记的习近平，也是喜欢“大”，1988年他出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才三十多岁，就已很老成，著文称不谋“当大官”，却要谋“做大事”；二十多年后当上总书记，讲话依然离不开“观大势、谋大事”，以“中国道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为路径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为“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这两个一百年为坐标，志在“中兴”。
可对照中国当下的现实来看，既然“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那么，习近平走的无疑还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老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老路，无非是继续坚持邓小平“四个坚持”中的核心“坚持共产党领导”而已。既然这条老路是毛泽东、邓小平走不通的死路，难道习近平就能走通？恐怕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再说现今的执政者又没有邓小平那样的精明和聪明，甚至连“小巫见大巫”都谈不上，怎么可能再去折腾另一个三十年？邓小平不过是“小平”三十年，三十年已经山穷水尽了，不会有下一个三十年了。
习近平与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并没有任何交集，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时，习近平还不到三十岁，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的小跟班、小秘书，当时的军委常委可以坐奔驰车，他顶多沾点坐车的光，但不至于到与邓小平有任何交往的地步。不过，这不妨碍习近平加强对他的崇拜，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央视高调播放重金打造的纪实电视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肯定是政治局常委班子决策，至少有习近平的推崇和首肯。今天的习近平不但担任了邓小平曾担任的军委主席职务，还在就任总书记后第一站就到深圳为提出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站台”，在他眼里，邓小平就是他所崇拜的政治强人，他也希望成为这样的政治强人，不然他担心“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的谶语会击碎他的“中国梦”，甚至还担心连“亚洲四小龙”中的小强人李光耀也做不成。
习近平的强人梦，不外乎想成为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成为中国版的“李光耀”，有可能吗？过去的邓小平是因“时势造英雄”，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没有可比性，习近平是否感叹“生不逢时”呢？当然，会有不少人对习近平寄予厚望，称其“霸气外露”，称其远见卓识，甚至把他比作中国的普京，其实邓小平的智慧是习近平永远学不会的，邓小平图“小”，习近平却图“大”图“强”；邓小平“不争论”、低调、务实，习近平却把孔子学院建到海外谋求文化“走出去”，实施“文化输出战略”，打造“中国崛起”概念。可是，大权在握的邓小平，连当几个兼职都觉得受不了，比如邓小平晚年就只当中顾委主任，可习近平至少兼任十个以上的各种领导职务，若真有实权，一个职务就足矣，他怎么能学会呢？
邓小平没能改变的，后任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
邓小平已逝，遗憾的是他终究不能成为大陆的蒋经国，甚至也不能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只是邓小平，虽然大幅修正了毛泽东疯狂的祸国殃民路，却没有否定毛泽东及其制度之恶，也未能改变这一失败并已走到山穷水尽地步的共产专制制度，更没有开辟出一条符合普世文明的宪政治国之路。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只能说他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忠诚于共产专政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是真正死不悔改的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之后，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习近平，都无法超越邓小平任何一点，邓小平没能改变的，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们只能继承邓小平留下的“超级烂尾工程”，而且这是不治之症，他们无力自拔，深陷其中，任其疯狂，任其灭亡。
对于邓小平的治国术——实乃“误国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可能还要晚几年才能吃饱肚子，就像今天饥饿的朝鲜一样；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中国距离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普世文明还很遥远。祸兮？福兮？过去在邓小平身上可以读懂真实的中国，今天在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身上，同样能读懂真实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