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时刻：血腥“民主改革” 藏区生死悲歌

*理塘寺遭遇的劫难*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4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理塘寺的僧俗民众仰起头，看到两个像鸟一样长着翅膀的铁家伙，猛地俯冲下来。

李江琳（西藏历史学者）：“特别是像理塘牧区的藏人，他们没见过飞机。他们没有一个词来称呼它，看见一个会飞的东西，铁的东西，机器一样的东西，这么一个怪东西，突然往寺院扔下一个东西，他们也不知道这东西叫炸弹。”

在震耳欲聋的轰炸和枪炮声中，始建于明代，最多时有4000多僧侣的理塘寺遭遇建寺近400年来最大的一场劫难，沦为一片瓦砾。

1959年，格桑曲扎追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九年后，他的儿子在印度大吉岭出生。他给孩子取名洛桑森格，意思是“善良的雄狮”。这个孩子成后来为第一位在流亡中出生的藏人民选领导人，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

洛桑森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1956年，先父的寺院理塘寺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理塘寺如果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被炸毁的寺院之一。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摧毁的是被藏人视为极其神圣的寺院，使僧侣和当地农牧民奋起抵抗。当时，在其它地区，许多藏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抵抗。”

*“周边四省藏区”的由来*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这一区域逐步变成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个省份的藏区，中国官方称其为“周边四省藏区”。

1950年6月30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国内地，伴随着“土改”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再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交给所谓的“集体”，消灭土地私有制。

但是直到1955年初，中共中央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持谨慎态度。195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向西藏以外的13个少数民族所在的省、自治区的党委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批评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作法”，提醒各地党委说，由于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

不过，到了1955年下半年，风向开始逆转。

*“民主改革”大幕拉开*

1955年7月30日，中国宣布撤销藏人占多数的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我们现在还不了解中国撤销西康省的真实目的，但是至少在客观上，藏人从西康省的多数民族成为四川省的少数民族，凝聚成一股政治势力的可行性进一步降低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感到不满意。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放缓发展合作化的观点，说他是“小脚女人”。事实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上的激进想法与他一年以后严厉指责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说少数民族地区不必再防止“急躁冒进”，但是既然藏区所在四省的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些地方大员当然会认定，毛泽东要求全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也适用于这四个省份的藏区。

两个月之后，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要求在藏、彝族地区开展土改。当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坝等地开始所谓的“民主改革”。

李江琳：“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工作队，很多是四川、成都、重庆临时招来的大学生，甚至有些是高中生。给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培训，就把他们分到各个县去。”

青海、云南和甘肃也随后跟进，在藏区开展“合作化运动”。

*查成分, 划成分, 批斗!*

尽管中国官方说在藏区推行的是“民主改革”，听起来似乎与内地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不同，其实质却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一语道破。1956年2月28日，李维汉在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四川藏区叫“和平改造”，云南叫做“和平协商民主改革”，但是“总而言之，是搞土地改革”。

李江琳：“其实不管它叫什么，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就是跟内地土改完全一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根据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农村人口按照拥有财富的多寡分成三六九等。贫农、雇农是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富农和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这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被夺走。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确定为“阶级敌人”，并且因此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两年之内，中国内地的“土改”导致数百万被确定为“地主”和“富农”的农民人头落地。

而在藏区，例如在青海省藏区，本来实行的主要政策还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然而“民主改革”以后，套用了中国内地土改的做法，每个村庄、每个部落都按照事先规定的指标划分地主、牧主、富农、富牧。

李江琳：“查成分，划成分，清查土地，然后批斗。我记得有哪一个县，10%以上到20%的人被划成地、富。当你被划成地、富的时候，你的财产被剥夺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20%的人的财产被剥夺，它引起的社会动荡是可想而知。”

仅1958年一年，青海全省就“惩治”了4万2000多名所谓的牧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社会主义天堂饿死了藏人*

李江琳：“在藏区跟内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土改和合作化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分地是一个名义上的分地，但并没有直接拿到个人。以你的名义给了你，但直接进入了合作社，当时有人叫作‘两步并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

资料显示，在藏区“民主改革”之前，绝大多数藏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生产工具。

李江琳：“至少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里面，这个社会调查中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个部落里面，大部分的这些牧民，他们都属于中间线以上，真正赤贫的牧民是非常少的。完全没有牲畜的这些人，只占整个部落里的总人口的大概4%或者2%等等。”

也就是说，藏区的“民主改革”不仅仅是将富人的财产没收，而且是将大多数牧民的财产以收归“集体”为名无偿拿走。

另外，学者李江琳查阅大量地方县志后发现，在“民主改革”前，藏区农民的税务负担已经大大加重。

李江琳：“五十年代藏人反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税。他们的税收是成倍地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惊人。”

例如在四川省藏区，丹巴县1952年征粮3.7万斤，1955年增加到159.2万斤，上升达42倍。

马尔康县1954年粮食征收和征购总量10万公斤；1955年增加到55.4万公斤，比头一年提高了4.4倍。

理塘县，1953年的政府征购粮9万斤，1954年提高到20万斤，1955年仍达14万斤。

黑水县1954年粮食征收征购总量56万斤，1955年征粮104万斤，增加了86%。

有些地方的税赋负担大大超过了民国时期。例如康定县，1939年民国政府征粮4.3万斤，而1955年共产党政府在那里征粮46.3万斤，是1939年的11倍。

与此同时，政府给藏人的粮食配给却逐年减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藏人口粮供应比1957年减少了47.4%，仅仅一个月以后，有的地方就出现严重粮食短缺，大批牧民死亡。

1962年5月18日，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巡访之后，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西藏和四省藏区情况的报告，题为《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全文七万多字，人称《七万言书》。在谈到人民公社给青海、甘肃藏人造成的困难时，班禅喇嘛写道：“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燃烧起来……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经不住这种残酷的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 ”

*“塔尔寺就是反革命窝子”*

在藏人财产被收归“集体”，“牧主”、“富牧”被斗争的同时，寺院也没能幸免。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1958年5月、6月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至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快一点”。

根据这个精神，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7月下旬通过《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

在中共内部文件中，这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

李江琳：“在中共各个运动的历史中，你很可能查不到一个叫“宗教制度改革”的，这是在内部的叫法。对外叫什么呢？叫‘反封建运动’或‘四反运动’。针对藏传佛教，用反封建的名义，强迫僧人还俗，然后把寺院关闭、拆毁。”

阿嘉仁波切（前青海塔尔寺住持）：“我是1950年生人。1952年的时候就被当作塔尔寺寺主阿嘉仁波切的转世灵童请到塔尔寺来了。58年之前寺庙里头照常有以前的制度，有宗教活动。到了1958年就有了很大变化。我当时才八岁。”

阿嘉仁波切：“这一天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塔尔寺将近3000僧人都集中在那个地方，说是一个都不能缺，小孩儿都去了。那天有所不同的是，仁波切，大陆叫活佛，一般坐在法座上，坐得比较高。一般僧众就坐在地上。可是那一天我们都坐在地上。我和我的经师，我的管家、随员，有八九个人都在一起。我看到其他小的仁波切，有些老的（仁波切），都坐在地下。台上我们搞宗教活动那些法座，那些主持法会的僧人的座位都不见了。取代的是一排一排的桌子和凳子。桌子上摆了布，很多的干部坐在台上。还有一个很大的横幅。这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我们也不认识。这些干部，我还记得很清楚，很多干部都穿的是蓝颜色的制服，也有军人穿着草绿色的制服。他们都带着枪。”

阿嘉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记录了那天的场景：

杜华安讲话了。他是青海省统战部的副部长……他个儿不高，嗓音却不低 ……“哼，你们这些反动派，剥削阶级，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都是寄生虫……”

接着，杜副部长还在台上走动起来，每迈出一步，都用劲儿地跺一下脚：“哼，塔尔寺就是反革命窝子，你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封建盖子！不打倒你们，人民就当不了家，翻不了身……”

阿嘉仁波切：“然后就开始喊口号。这个口号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就习惯了。口号是：‘揭开封建盖子；彻底批判宗教；破除宗教迷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喊了以后就开始抓人。

“第一个抓的是我们塔尔寺的原来的前住持。逮捕捆起来之后就开始打。殴打以后就开始批斗。斗争大会就是那样开始的。那天，我估计前前后后就抓了大概四五百人，我的经师、秘书、管家统统都抓走，就剩我一个人。当时我才八岁。（以前）经常有人来照顾我的生活、宗教活动等等，包括我的起居，都是有人照顾的。就从那天开始，就没有人照顾了，就我一个人回来。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可能也是哭哭啼啼的，就跟着其他人回来。”

那天的批斗大会结束后，塔尔寺的僧人得到“上面”的通知说，他们不能再当寄生虫接受供养，要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阿嘉仁波切的袈裟被改成了一套“毛式制服”。他和其他几位小僧人一起被送到镇上的小学。学习“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的课文，培养他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毁坏寺院 驱赶僧侣*

对于藏人来说，寺院不仅仅是出家修行的地方，而且是藏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场所，不仅提供精神指导，而且发挥着学校、图书馆、印刷厂、档案馆、医院、银行、避难所、歌舞剧场等等功能。藏人生活中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地方就是寺院。每个寺院都有固定的村庄或者部落提供僧源，提供财力物力供养。在藏人心目中，喇嘛是最受尊重的人。

李江琳：“藏区的习惯是几乎每家人都会有一个儿子送进寺院。你的寺院就是指你的部落，大家联合起来，各家各户给贡献，给供养，来支持的这么一个寺院，这些寺院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我的寺院。寺院财产全部没收，这种情况在1958年，在周边四省广泛地开展。特别是在青海，青海弄得特别彻底。”

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对抓住的人，年老的杀掉，活佛、管家杀掉，审讯中态度顽固的杀掉。”

洛桑森格（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在藏人看来，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而是从根本上挑战和质疑藏人民族特征和文明的核心，那就是佛教文化。”

到1959年初，“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时，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的2300余座寺院，绝大多数被关闭、占用和拆毁，有些毁于战火；喇嘛17万余人，多数被迫“还俗”。

李江琳：“对藏人来说，这种制度他们已经生活了几百年了，突然间有一种外来的力量说：我要改变你。将中共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纳入）进去，把原来的社会结构完全打乱。动员子女批斗父母，年轻的僧人批斗他们的上师，部落里面一般的人家批斗他们的头人。”

*反正怎么都是死，不如抵抗!*

面对这些生活方式和宗教习惯上被迫的、剧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变化，藏人发出了反抗。1956年4月，中国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前往西藏，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的活动，顺便考察藏区暴力反抗的情况。毛泽东5月8日批转的陈毅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暴力反抗“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四条原因引起的”。

1955年11月，四川省色达县刚刚成立，就展开“土改”，宣传“合作化”，并且收缴藏人的武器。藏人不服，于1956年2月15日和16日两天同政府派去的“工作团”发生武装冲突。

李江琳：“在四川，所谓中方文件所说的，康巴武装叛乱第一枪是在色达。那种时候，它就向牧区强制性的推行它的社会改造。那时候大家都有枪，藏人都有枪，于是马上就和工作组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传播到别的地区。”

从1956年2月到4月，在四川省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34个县中，有25个县发生藏人的暴力反抗。

1956年1月初，中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工委开始部署“改革”工作。

热珠阿旺（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创建人之一）：“1956年1月16日（可能是藏历）那天解放军到了理塘。”

热珠阿旺，1927年生于理塘县，九岁入理塘寺出家。

热珠阿旺：“解放军怕藏民反抗，就宣布要把所有的武器交上来。但是武器对我们来说如同宝石一般珍贵，是不可能交出来的。于是理塘各地的人都聚在一起商讨如何应对。有人说，汉人是这样的，你跟他们好，他们也会把你弄死，跟他们对抗也得死。反正怎么都是死，所以大家决定起来对抗。这样人们就把各地的民兵组织起来，理塘对抗汉人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理塘寺周边47个部落的3000多人聚集起来，决心保卫理塘寺。解放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对理塘寺发动进攻，但是久攻不下。于是，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图-4型重型轰炸机奉命出动。

李江琳：“它是苏联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这个轰炸机是53年送到石家庄，然后组建了一支独立团，一个空军独立团。他们的飞行员是苏联教官训练的，同时他们还派了几个飞行员直接送到苏联去受训。当时这个独立团是驻在陕西的武功机场。图-4第一次在中国境内飞行实战就是在康区轰炸理塘寺。”

最后的结果是：可能多达2000藏人在理塘寺镇压中死亡，藏区最大的寺院之一

——理塘寺被彻底摧毁。

 

热珠阿旺以后再也没有回过理塘寺。后来，他参与组织了“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即“康巴游击队”，并担任高级指挥官。1959年，他曾经参与护送达赖喇嘛前往印度的行动。

*“要打得狠，准备大打”*

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下达通报，将藏人对“民主改革”的暴力抗争定性为“反革命叛乱”。随后，这些抗争被一个一个镇压下去。

1957年3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甘孜暴动问题。会议决定在西藏以外的四省藏区继续“民主改革”，表示“江东坚决改”（指金沙江以东的藏区）。邓小平还表示了通过武力实现“改革”的决心。他说：

“只要向上层表示江东要坚决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这条一点都不能放松。可能打几仗就解决问题，不要犹豫，越犹豫越坏。要会打，要打得狠，准备大打。”

1958年，中国掀起“大跃进”狂潮，其激进的影响也波及到藏区。5月底，青海省藏区的黄南、玉树、果洛等5个藏族自治州的藏人激烈对抗“民主改革”，参与反抗的寺院307座，参加人数达10万多人，占当时青海省藏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中共青海省委指示进行镇压，声称“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是“一场尖锐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对《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批示说：“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乱子越大越好”。

李江琳：“青海的那一场战争的烈度和后果是最严重的，也用了飞机，也进行了很多次轰炸和扫射。青海如果是在草原的话，从空中往下看是一览无余，它是平坦的，你没有地方跑。

“他们抗拒合作化逃跑。有的时候是几个部落合在一起逃跑，有的时候是一个部落。在逃亡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部落，或其他的家庭参与，然后慢慢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人群。他们赶着牲畜逃跑。这样的话，在空中往下看就是很大的一个地面目标。这个时候，解放军对这些逃亡部落的扫射和轰炸造成极大的伤亡。”

*是血还是水？*

《青海省志·军事志》“平叛战役经过”中以短短的一句话记录了一场名叫“柯生托洛滩围歼战”的战斗：“（1958年）6月1 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柯生托洛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李江琳：“柯生托洛滩战役， 1958年6月份的时候，发生在青海，现在叫做黄南自治区。甘南玛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这个地方。我去年去青海寻找这些当时发生这些战役的主要战场，我就站在一个山坡上，遥看那个地方。在一个草滩上面，中方的资料和藏方的资料都说，在那一个地方聚集了大概7000到10000人。他们打算渡过黄河，逃到甘南去。有一天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在这个地方的所谓这场战役，打了整整一天，到了下午作战结束。

“我去分析中方资料中作战人数，参与的人数，还有缴获的武器等等。7000多人他只缴获了2000多支枪。那么至少有4000多人是没有武器的。”

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的中国官员韩有仁在 《一场被淹没了的国内战争》一书中，记录了一位“平叛战争”目击者的回忆：

“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接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一处叫中铁沟的山涧里，也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斗。

李江琳：“解放军在这里动用了飞机，动用了大概有六个团的兵力。打完了以后，往上汇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称为“叛匪”。没有打死的这些男女老少，被抓了的，就说是被解救了的群众。他们甚至不打扫战场，没有人看得见。尸体就扔在那里，让它腐烂。”

当地人回忆说，打仗死人死马太多，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有味道。战争结束三年，那里的水还是没人喝。

*34万7000多藏人被“歼灭”*

对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来说，1958年同样是一个毁灭之年。那一年，纳仓怒罗还不满十岁，父亲为躲避战火，试图将他们兄弟二人送到拉萨出家。他们一行十几个人，沿长江逆流而上。

“我们骑着马沿河走着，开始闻到一些腐烂的味道……过了不久便看到河两岸散布着死者的尸体。他们赤身裸体，浑身紫黑……我已经不再对死尸感到恐惧。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尸体，还有的是母亲和孩子抱在一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尸体……”

这是纳仓怒罗的回忆录《那年，世时翻转： 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中的一段文字。那年，纳仓怒罗的父亲最后没有走到拉萨，因为他们在长江源头遇到了解放军。父亲在交火中战死。纳仓怒罗和哥哥以及其他许多藏人被解放军抓住，关进地牢。后来纳仓怒罗被送进了县里的学校，培养成一名地方官员。半个世纪后，纳仓怒罗用笔告诉世人，当年解放军对父亲和同胞的杀戮其实一直刻在他的心上。

到了1958年，四省藏区的战火烧进了西藏自治区，一直蔓延到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后……

据李江琳统计，从1956年春到1962年秋，解放军当时的12个大军区中，总共有八个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没有公开宣布的战争，以成都、昆明和兰州三大军区为主，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兵、通讯兵、舟桥部队、防化兵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万5000人左右。

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周边四省藏区”究竟有多少藏人的生命被战火吞噬？

李江琳：“我做了一个数据统计。这个统计是从中方资料中，关于藏人在各个省的战场上死伤俘降，他们就叫歼灭。歼灭的人当中包括死伤、投降、俘虏。这些数据我从各个省的，就是四省一区的军事史和解放军指挥官的回忆录等等（收集到），统计的资料是34万7000多人。在那个时候，藏人的总人口大概是270万。如果不算西藏自治区，只算周边四省，康和安多，它几乎差不多达到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

*“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血腥和恐怖不仅仅来自于战场，军事行动后的大搜捕更让藏区风声鹤唳。和1957年中国内地的反右运动一样，捕人也有指标，而且层层加码。例如，1960年4月，青海省玉树州政法小组根据省里下达的指标，提出全州全年计划逮捕1500-2000人。州委书记将数字改为5000-7000人，并批示说：“你们可不受此数字限制”。

1958年至1960年，青海省共逮捕、拘留、管制和集训10万8558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4%。

李江琳在《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一书中写道：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到1962年间，藏区逮捕的人数至少为12万5000人。

青海省退休官员韩有仁在《一场被淹没的国内战争》一书中回忆说：“为了凑足人数，有些地区把16岁以上的男子全抓起来。巴塘(玉树州南部)一带每次抓几十，多时两卡车。像上交牲畜一样，一群一群赶着走。”

李江琳：“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壮年的男人，部落里的男人，是为了防止他们叛乱，叫‘防叛’，把他们抓起来了，不管有没有参与，你就在家待着，没有参与反抗，甚至没有逃亡。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仍然没有逃过厄运。他们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青海当时有很多农场，包括甘肃……实际上都是劳改农场，有相当多的人是死在这里面。”

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结果，大量人员在被关押期间死亡。玉树州被关押人员三年死亡5860人，死亡率54%。黄南州公安处看守所仅1960年死亡在押人员212人，占当年在押人员的55.1%。果洛州久治县三年死亡848人，死亡率57%。

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报道说，青海“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一比十几”，而这种情况正是对青壮年男子大规模滥捕滥杀的结果。

当年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的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七期上发表的回忆文章（《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中写道：“由于以高锋为首的青海省委以极‘左’的专政手段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十万人被饿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很多，需要释放的无罪人员很多。

李江琳：“我刚开始最早做研究的时候就是从人口开始的，因为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就看人口的数据。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像玉树、果洛这些地方的人口，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里面大幅度减少，减少到我不敢相信，减少了一半。”

*铮铮白骨诉说血腥往事*

李江琳：“只要问起1958年，他们基本上能告诉我很多很多他们知道的情况。一代一代的藏人，他们都知道。我经常听见年轻一代的藏人会说: 我姑姑曾经告诉过我，我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等等。在那场六年的战争中，各种各样的运动结合在一起，几乎波及到了每一个家庭，不管你是哪个阶层。对于藏人来说，这段历史的惨痛记忆不是道听途说，或者是从历史书上去看到的。这个记忆，作为一个民族集体的记忆是一方面，同时还有家族上的记忆。”

1962年4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一位身穿绛红色藏袍，留着银白色胡须的长者站了出来，当面指责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作法太失人心，毁坏寺院，焚烧经书，欺侮僧尼，滥杀无辜，甚至派飞机轰炸扫射。蒋介石、马步芳（民国时期青海的军政首脑）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这位长者是著名藏传佛教大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为喜饶嘉措招来了“反党叛国”的罪名。1964年，他被遣送回故乡青海。文革中他被揪斗，于1968年含冤去世。

十世班禅喇嘛也为他那仗义执言的《七万言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将《七万言书》说成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在后来的将近二十年中，班禅喇嘛历经各种批斗、软禁、以及文革中近十年的铁窗生涯。

*92%“叛匪”平反*

文革结束后，中国对当年的藏区镇压进行了一些改正。

李江琳：“到了胡耀邦时代，正式地对58年平叛的扩大化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检讨，然后做了一次全面的平反。但是它平反的只是扩大化的那一部分平反了。所以它跟那个‘反右’扩大化平反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作战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抓得太多，杀得太多，对这一部分人平反。”

1982年，中共青海省委第（1982）[55]号文件公布，全省共7万8147人获得平反，占当年被划为“叛匪”总人数的92%，其中监禁、错杀人数为1万8176人。

政府向藏人发出通知，要对1958年平叛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给予抚恤、救助和补助。

达瓦才仁，青海玉树人，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代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为当年“平叛扩大化”中死难的藏人发放抚恤金。

达瓦才仁（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那个地方50年代刚好是中共所称的二号战区，男人好像都打仗。男女老少都跑到山上去了，所以死亡的人很多，几乎没有没死过人的。上面规定的是，你必须证明你不是叛匪，用中共的话说，不是叛匪，不是战斗人员，有三个人证明他真的就是在战场上被打死，或者是被抓走。那时候被抓走就等于是死亡。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被抓走的好像没有什么人能活着回来，只要是抓去的，不知道死在哪里，反正都死掉了。”

达瓦才仁后来回忆说，他们发放的抚血金分为几等：一等不足300元人民币，二等150元，三等80元，四等是慰问，只发一些茶砖和粉丝。而事实上，当地大多数的家庭已经绝户。在厚达几百页的被捕后死在监牢中的藏人名单中，真正能够为他们申领抚恤金的直系亲属寥寥无几。

*藏区悲歌犹在耳畔*

如今，整个藏区的僧人数量还不及1958年的四分之一。大片的寺院废墟仍然破败地伫立在山谷和草原上。冬去春来间，断壁残垣中长了一茬又一茬的青草。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藏区一半以上的寺院得到修复，但是这些寺院的规模远不及从前。一些修复的寺院金碧辉煌，气宇轩昂，成为外来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胜地。

根据政府规定，所有寺院都必须有“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取代了传统寺院住持的权力。所有僧侣都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发给“喇嘛证”和“活佛（仁波切）证”。没有喇嘛证的喇嘛是非法喇嘛，没有活佛证的活佛是非法活佛。公安派出所就设在寺院大门的对面或隔壁，有的干脆设在寺院大门里面。

*出走异国他乡的活佛*

1958年被赶出青海塔尔寺的阿嘉仁波切后来上了大学。上个世纪80年代，他回到塔尔寺，重新当上了塔尔寺的住持。他政治上也是一路顺风顺水，曾经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然而，当年“民主改革”对寺院和佛教的破坏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1989年，十世班禅喇嘛圆寂。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依照藏传佛教仪轨，选定了一名男童作为班禅喇嘛的转世。这个孩子被中国官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与此同时，中方主导转世灵童的寻访工作，指认了另一名六岁男童作为十一世班禅喇嘛。

阿嘉仁波切：“共产党是绝对不信佛教的对不对，不信宗教的，可是最后呢由一个不信教的政党，给你找了一个灵童，要你去信仰，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事，也是比较寒心的一件事啊。”

阿嘉仁波切还得到消息说，官方有意让他担任这个“转世灵童”的经师。终于，他忍无可忍。

阿嘉仁波切：“这种情况下我还继续当他的经师，这样的话呢我自己的良心感觉到有很大的这个责任啊，所以我就宁愿放弃一切。那我就不该再留了，我就应该走，所以我就离开了。”

1998年，身居高位的阿嘉仁波切突然秘密出走美国。

今天，阿嘉仁波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博明顿主持藏蒙佛教文化中心。

阿嘉仁波切：“当然我到了国外的时候没有以前的那些荣华富贵，什么都没有了，所谓的那个政协副主席的副省级的待遇，还有更高的待遇，就是要当中国佛协会长、全国政协常委，这些待遇都没有了。这个我都知道，我都不惋惜，我觉得我自己的信仰比较重要。”

直到今天，中国境内的藏人只能以非公开的方式追随达赖喇嘛。

藏人的抗争仍在持续……

五十多年前，外来压力强迫藏人改变社会形态、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方式。然而当年官方强力实施的“土改”并没有让藏人获得任何土地，像整个中国一样，土地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所有。而官方当年强制推行的“合作化”，如今在整个中国都被废止了。只是，藏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数十万藏人失去了生命；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外流亡了半个多世纪。从2009年2月到2014年2月的五年间，总共有126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进行抗议，其中有118起发生在四川、青海、甘肃省藏区。

2014年2月18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题为《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讲演，其中提到“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那么，藏人是否也应该获得这种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