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協商民主」成了熱詞，很多地方政協都以此主題，展開了研討。中共「改革60條」，「協商民主」也是一節，其中有些規劃，如「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還把協商民主分為立法協商、行政協商、民主協商、參政協商、社會協商等。政協成立65年了，民眾能否對協商民主多一些期待，目前還是一個疑問。

去年11月，大陸曾有31位省區市政協主席「退出」了省委常委班子，讓人們對協商民主有過一次熱議。有人甚至將之稱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認為省政協主席「退常」，能起到「淨化政協」的作用，有助於政協站在更客觀的立場上，發揮協商、監督的職能。但有人擔心政協主席「退常」，可能導致政協地位下降，與此相關的現象是，省級統戰部長「入常」的越來越多。
從中國權力配置的邏輯講，政治協商雖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但並不在權力架構中，把政協從決策機構剝離出來，至少從理論上能增加政協的獨立性。從法律角度看，政協對中共的重大決策或人事任命，是擁有反對權的，政協主席如兼任常委，讓政協在表達反對意見時，至少在程序與邏輯上無法自洽。因為政協主席既然是決策者中的一員，又怎能再次站出來反對自己參與的決策？這種來自權力設置的矛盾，使得政協根本無法站在一個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對政府的決策做出評價或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功能自然被消解。從完善政治協商制度與程序正義的角度說，省政協主席「退常」還是有一些意義的。
但大陸當下的政治架構，仍以權力為主導，政協之「退常」是否會被邊緣化，仍需看今後協商民主的進展。這大概也是地方政協開始熱衷協商民主的一個原因。中共建政之初，還能看到一些協商民主的氛圍，那個年代國家領導人中的民主黨派，也有近一半。但很快，各種政治運動，很快就協商民主的原則，政治協商制度不僅遭到破壞，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也淪為花瓶擺設。
政協能否走出政治花瓶的角色？至少目前看不到這種變化。雖然，協商民主在當下各國的政治生活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簡單說來，協商民主就是民眾通過自由公開的對話、討論、商議等，主動參與到公共事務與決策中，它被視為選舉民主的重要補充。與選舉民主解決權力的來源不同，協商民主更關心權力的決策過程。當權力解決了來源的合法性後，如何讓決策過程變得更為科學民主，這是協商民主關心的問題。
但在大陸很多官員看來，決策中諮詢一下相關專家對政策的意義和建議，就等同協商民主了。這是對協商民主的誤解。在協商民主中，無論是政府、民主黨派、社會組織還是民眾作為協商的各方，地位是平等而獨立的，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協商民主的過程也需由國家法律來規範的，不能隨權力者的意志而隨意改變。由於政協中多是官員，根本沒有民眾及弱勢群體的代表，所以使得當下政協根本代表不了民意，自然在民眾中也基本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每年兩會，政協雖有上十萬件的提案，但能在現實中落實的提案，卻少之又少。
如果真的想發展協商民主，首先需從國家憲法及立法層面，明確政協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的角色與職能，明確政協與其他國家權力機關的關係，給予政協以明確清晰的授權。政協或許整合了一些政治、知識與社會資源，但如在法律層面，沒有給協商民主以明確的政治權力，那就等於在浪費這些資源。只有在法律和制度層面，明確政協在決策過程中的職能、劃定民主協商的內容、規範委員的權力與邊界、完善協商民主的程序正義，才可能真正發揮協商民主的制度效力，提高政協委員的履職動力。
其次，還需以更為包容的心態，接納新的社會階層加入，尤其要擴大底層社會民眾的政治參與，尤其是那些站在維權一線的民眾，才能改變當下各民主黨派趨同的現象。協商民主的中心，就是鼓勵各階層的民眾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健康的民主政治，是以大多數民眾積極參與為前提的。只有當越來越多的人關注自己的社會環境，加入到參政議政的潮流中，政府的決策，才能吸納和體現不同階層的社會訴求，反映多數人願望，又吸納少數人的理性主張。尤其在今天，利益調整、權力腐敗、環境污染、貧富懸殊、食品安全等諸多社會問題，都使國家政治面臨更多挑戰，傾聽不同群體的意見與呼聲，變得尤其重要。
很顯然，真正讓協商民主發揮作用，可緩解社會各階層的矛盾與衝突。因為如果能建立真正理性而程序正義的協商民主，就能為各種反對意見提供了表達機會，一旦某項決策通過協商民主的途徑得以決定，能使一項決策在誕生之初就被有了合法性。此外，協商民主還能在專家意見與大眾情緒間，尋找一個恰當的平衡點。因在協商過程中，已經融合了對事實、權利和公眾情緒的判斷，所以通過這種方式所做的決策，往往比官員和專家的決策更現實與合理。民眾在參與平等的協商過程中，也會因為聽到各種不同的意見，而調整自己可能偏頗的看法，這樣也有利於社會共識的形成。
協商民主的核心詞是尊重、參與、多元、理解、合作。協商民主想在大陸取得進展，只有真正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尤其是各種弱勢群體的代表和異見人士的參與，讓各方的利益階層通過協商、對話與談判的方式，對很多政治問題，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共識。這樣的社會共識因為了包容不同的利益需要、平衡各階層利益，才可能化解當下的各種社會矛盾與暴力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