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邓小平等“老人家”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设置了障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华国锋被视为是“反派”；还有人说，他阻碍了平反冤假错案。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独立学者吴伟对凤凰网如是称。
今年62岁的吴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进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及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任研究员，著有《民主政治论纲》、《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等。
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并无设置障碍
凤凰网资讯：您觉得现在电视剧《邓小平》里，能充分表现华国锋的本来面目吗？
吴伟：大概还不能。这个剧是说邓小平的，不可能有更多笔墨去讲华国锋。在历史上，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起了第一位作用，这没有问题。在邓小平和陈云这些老人家们的复出问题上，华国锋也是没有设置障碍的。
凤凰网资讯：电视剧里，叶剑英去问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华国锋说的是“现在可能不太合适”。
吴伟：对，但我理解，这主要是策略考虑，他是说马上复出不是很合适，要有个过程。他的意思是时机不成熟，四五运动不平反，被称为“四五运动总后台”的邓小平怎么复出？据吴德回忆说，在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就说，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另外，华国锋对于真理标准讨论，他是没有表示反对，没有阻挠的，而是说“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
有人把“两个凡是”的帽子扣在华国锋身上，实际上那都是当时管宣传的汪东兴指挥人搞的。有人说华国锋阻碍邓小平复出，有人说他阻碍平反冤假错案，后来看来都是子虚乌有。再比如恢复高考，华国锋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电视剧里就没有提。这个事情必然是要中央会议表示同意的，当时华国锋是主席，他在1977年的时候是“英明领袖”，没有他的同意能恢复高考吗，开玩笑。还有知青返城，一开始是生病的或者是独生子女，逐渐放开，后来发生了云南知青事件，推动了知青政策的调整，这个也要经过华国锋同意的。
武力拿下四人帮？毛泽东没有这个意思
凤凰网资讯：按理来说，华国锋应该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搞四人帮的时候还是非常果断，应该说也是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为什么甘心情愿交出权力？
吴伟：按照人们后来评价，华国锋还是比较厚道的一个人。他之所以要搞四人帮，是他担心四人帮反过来要搞他们，因为四人帮始终是想要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当时毛泽东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江青，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是因为毛觉得江青在政治局里太不得人心。华国锋这个人没有大的野心，比较厚道，但华国锋上台以后不断受到江青四人帮的挤兑，江青成天给华国锋出难题，让他感到巨大的压力。
凤凰网资讯：关于解决四人帮是否毛泽东生前部署的问题，争议很大。
吴伟：电视剧中借华国锋的口，说“解决四人帮是毛主席的部署”。这话当时华确实说过。当时为了保持稳定和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华国锋这样说也算有情可原。但现在在电视剧里不加说明地使用这句话，使人们产生错误理解，好像用武力解决四人帮就是毛的意思，这就不对了。据编剧说，这样写，是因为毛泽东说过，四人帮问题，“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毛说的解决绝不是要把四人帮抓起来，而是要打散四人帮，不让四人帮搞小动作，你搞小动作不利于党内团结，他希望江青等人要和党内的老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搞好团结。
《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11月4日毛在同毛远新的谈话时，明确地说，批江青不是要打倒她，而是要她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此话是在毛那个“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说法的半年之后，距毛去世仅10个月。据此，我相信毛泽东生前根本没有要抓四人帮的意思。说毛泽东生前就部署了抓四人帮问题，这是瞎扯。
华国锋用武力把四人帮抓起来，确实是大快人心。四人帮倒了以后，华国锋并不可能做到一下转过来，立即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理论，他没有这个认识，也做不到。他必须还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这些东西继续当成全部政策的基础，这就有了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这时邓小平已经复出，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为他后来否定“两个凡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了铺垫。
接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家”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对“两个凡是”极其不满。他们都是受文革迫害的，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坚持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对的，他们怎么能接受？另一个，用老百姓的话说，我们回来了，你们不下我们往哪儿摆？就这个意思。
华国锋是逐渐下来的。邓小平被称为“四五运动”的总后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四五运动”平反以后，老百姓对邓小平是支持、拥护的，邓小平的威望逐渐上升，政治局里边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文革当中上来的几个人，包括汪东兴等都受到了指责和批判，权力逐步缩小，慢慢地在退，华国锋身上“英明领袖”的光环也在慢慢减弱。
“8·18讲话”与华国锋
凤凰网资讯：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是中共执政史上首次提出要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邓小平还讲到了一系列体制当中存在的弊端，指出之所以发生文革、个人崇拜、十年浩劫、党内一言堂，都和党内权力过分集中有关；提出了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坏的制度让好人无法做好事等。为什么邓小平要在1980年作这样一番讲话？
吴伟：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当时中央要解决华国锋问题。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而华国锋在毛逝世之后二十几天就逮捕了四人帮，避免了中国被极左掌权的危险，这是立了大功的。打倒四人帮没邓小平的什么事，邓当时已经被打倒，当时主要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有汪东兴等人做的决策。
邓小平这些老人复出以后，逐渐掌握了党和国家越来越大的权力，对他们的复出，华国锋基本上持支持态度。华国锋当时是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党政军职务都在华国锋一个人身上。而复出的这一部分老人家，像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这些人，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路线的障碍。他们认为华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起家的”，把华系人马看成是自己重返权力中心的一个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逐步削弱华国锋的权力，逐步从华国锋手里把中央的权力拿回来。1980年4月赵紫阳和万里调到北京，实际上就是在做接替华国锋的准备。
在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实质上就是对着华国锋去的，目的在于“解决华国锋问题”。邓说权力不能过分集中，意思就是权力不能都集中在你华国锋那儿。这个讲话一开篇就讲到中央已经决定华国锋同志不再担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等等，并且说现在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可能在短期内不能完全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们要把这项任务逐步进行下去。
说邓小平的“8.18”讲话实质上是针对华国锋的，这不是我说的，而是这个讲话的主要起草人邓力群说的。小邓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明确说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对着华国锋的，但是华国锋看没看出来，想没想得到这个不清楚。后来接任华被任命为总理的赵紫阳在回忆录中也是这样说的。
凤凰网资讯：邓小平讲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你刚刚说有两个背景，除了解决华国锋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
吴伟：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邓小平对文革的反思，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影响的看法。
1980年5月，当时党内元老、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李铁映之父）找到邓小平，和邓小平谈了几个小时，主要是谈党内的封建主义影响，提出党内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肆虐，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所以在党内大行其道，就是党内存在大量的封建主义影响，对这个问题要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反思。邓小平听进去了，表示他过一段时间也要讲一讲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两个背景下——首要是解决华国锋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反对党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由邓力群找了几个中央研究室的人，起草了讲话。这个讲话又送给胡乔木，胡乔木做了一些修改，“8·18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
凤凰网资讯：为什么后来很少提“8·18讲话”呢？
吴伟：和这个讲话几乎同时，1980年国际上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事件。事件发生的第三天，胡乔木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说波兰出现这样的问题并非偶然，这样的问题也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认识，中国也可能发生这样大规模的社会骚动和所谓民主运动。
胡耀邦对这封信没有正式表态，但是这封信很快被传达到了中宣部。当时的中宣部长王任重提出，我们中国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要防止出现受人煽动的群众闹事，《党和国家领导的改革》这篇讲话要停止宣传。由此所谓“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就慢慢冷却下来。
过不了多久邓小平和陈云也发话了，陈云讲我们改革要慎重，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邓小平也讲，说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要通过试点，要慢慢摸索，中央没有部署，那就不能自行其是，中央要制定有关条例，但这个条例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下文了。
所以从1981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事基本就不提了，一直到1986年经济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原有的政府体制不适应经济改革，成了改革的阻力，邓小平又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口号，并且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所谓三个目标，叫做“活力、效率、积极性”，指的是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政府的效率以及群众的积极性。这个时候提出的政治改革，和“8·18讲话”当中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完全一样了，“8.18讲话”提出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而1986年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叫做“活力、效率、积极性”，我认为是从“8·18讲话”大大地后退了。
1979年理论务虚会谈到资产阶级民主
凤凰网资讯：1979年1月，中央开了一场“理论务虚会”，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及。有研究者称，当时这个会议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胡耀邦开始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到底是谁提出的？
吴伟：有人讲这是华国锋提出的，实际上是汪东兴手下的一帮文人们提出来的，在1977年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
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说毛主席定下的东西都不用动，包括毛主席当年文化大革命的决策，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以及包括1976年的四五运动，都不能得到改正。所以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两个凡是”是不赞成的。特别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以后，党内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又回到体制内，回到领导岗位，这些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感同身受，深恶痛绝的。
如果不能为四五运动平反，不能改变毛泽东时期定下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老人家们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儿，包括邓小平。因为当时说邓是四五运动的总后台，是“幕后黑手”。如果四五运动得不到平反，他重新上台就没有合法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5月，胡耀邦借助“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那篇文章，逐步掀起了党内大讨论，各方面都发表意见，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对毛泽东时代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决策提出反思，这样就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市场。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西单出现西民主墙，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对文革进行反思，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那一套东西进行批判，提出了民主、人权、宪政的一些要求。
对这些东西邓小平一开始的态度是支持的。后来1979年1月中央开了理论务虚会，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总结文革的教训，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问题，也提出了为四五运动平反问题。会上还有人讲到民主、人权以及党和国家体制上存在一系列的弊端。特别是严家祺提出了要解决党的领导终身制的问题，李洪林讲到领袖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来讲都是让人振聋发聩的。
务虚会正在进行当中，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讲了一番话。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表明他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对于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对于“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曾经有过明确认识的。
凤凰网资讯：怎么看邓小平这次谈话？
吴伟：邓小平的这番话，是现在能看到的他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对于怎样防止所谓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个问题，讲得最明确最深刻的一次。遗憾的是这次讲话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官方也没有公开发表。这是我从《胡耀邦思想年谱》里看到的，因为这是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并且胡耀邦传达的邓小平的谈话，所以收入到这本书里边了。
另一方面，西单民主墙这种民间的民主运动，也逐渐地发展为不满足于贴大字报小字报，后来就有人开始办刊物搞演讲，甚至成立群众组织，并且慢慢从北京蔓延到上海还有一些大城市，加上当时的知青返城问题，社会上所谓不安定因素开始大量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在理论务虚会的第二阶段结束之后，1979年3月底，邓小平做了一个讲话，叫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从这个时候开始，所谓“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格局开始逐步形成。邓小平一方面支持在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党内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如何看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文化大革命应该否定，毛泽东也应该否定。而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的时候，给党写信，信里写到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更强调了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产党，就是否定我们自己。
赵紫阳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幕后
凤凰网资讯：赵紫阳担任总理之后，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就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这个所谓“商品经济”，跟“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
吴伟：赵紫阳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明确地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为那时候不敢叫市场经济，传统理论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当时就绕了个圈，提出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提法理论界在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来了，并进行了各种讨论，但争论也很大。许多人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要“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内高层也有不同意见。陈云的想法是逐步让中国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去。这个他比较熟门熟路，提出了著名的“鸟笼经济”理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则支持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要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就有不同意见。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大量知青回到了城市，你总得有一条活路吧，就业怎么办？就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办个体户，办个体经营执照，开小饭店的、修鞋的，各种各样的个体户，农村也开始大量出现社队企业，私营经济逐步开始萌芽。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理的赵紫阳，他的想法就是中国不能再走计划经济这条路，中国应该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共同的道路，就是市场经济，当时不能这么叫，就叫做商品经济，再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
在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怎么能绕过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赵紫阳就写了一封信给陈云，提到第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没问题；第二点他说计划经济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指令性计划，一部分叫做指导性计划。这个指令性计划当然要由国家来做，而指导性计划是由国家做出个规划，划出一块，让市场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调节，实际上等于把经济划成两块，一块是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一块是市场调节的“商品经济”。陈云觉得也有道理，你国家计划不可能全都计划进去，你得有个指导性计划，陈云就接受了，然后李先念也接受这个想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说法就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共十三大又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原则，由此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就确立了市场经济这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