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余英时素描(图)

 (图为作者与余英时先生1991年于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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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余英时先生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奇」（Kluge）人文学科杰出成就奖，是为中国知识界盛事。一时风行景从，文盈天下，国内外学界著者论述余先生卓越成就者在在皆是。笔者本不欲赶此时髦，寻思等过了这段热潮后，将来有机会再从容撰文，谈谈自己眼中的余英时。这并非矫情。以自己对余先生的了解，想必他正以其屡次提及的“平常心”看待获奖。然而不久，挚友编辑来电嘱托，竭诚催文，让我写写余先生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的侧面。言辞殷殷，不敢不从，遂草就此文，望识者正之。
    
    回望前尘，1989年6月5日，飞离故国，我应邀赴美一大学研究访学。该年底，接获余英时教授电话，邀我去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从此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结了缘，同时也有缘当面向余先生请益。至今算来，已整整十七年了。
    
    
    中国士人 英国绅士
    
    
    初见余先生，第一感觉，远非如某些中国学术大师那样望之俨然，而是随和亲切，松弛自然。他有时叼一只颇带标签意味的“余氏烟斗”，随烟圈的冉冉上升，熏出缕缕书卷气，一室生香；对学界往事逸闻，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并时时夹几句玩笑，常使满座如沐春风。余先生其人，恰如他所描摹的恩师钱穆一样，是“即之也温”式的人物。然而，每每当闲聊转入正题，谈及中国大陆学界和诸种情状，他就变得目光炯炯，语调肃然，面容也逐渐凝重起来，呈现出人文学者的厚重本色。
    
    作为一个人，余先生是典型的谦谦君子，在我的混合印象中，儒雅、渊博、谦恭、幽默，却又择善固执，是他的基本人格特质。奇妙的是，相处越久，我个人竟然越发感到他像极了传统中国士大夫和英国绅士的某种古怪混合体。“儒子神韵”如何与“绅士风度”相互缠绕，融为一体，是一个颇令人费解而又有趣的话题。对此，人们不免从余先生所受的中西学术训练的背景上，去理解这一人文景观；也有人从近年来在中国学界甚为热闹的“自由主义儒家”概念上，去解读其混合型魅力。然而在我看来，每一个生命的独特资质和精神历程，恐怕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2001年五月四日，余先生荣誉退休，普林斯顿大学特别举办了一场《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余英时教授荣退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日，我不避简陋，曾赋诗一首致贺，大略地表达了自己对他一生的概观与景仰：
    
    
    祭酒学园出皖门
    适之寅恪化一魂
    煌发史论惊环宇
    义挽书生避暴秦
    
    万里飘洋华夏魄
    一生授业美欧人
    家国远望朦朦雾
    士子犹传磊落文
    
    
    正如上述，笔者观察和评价余先生，就范畴理路而言，主要是从学术与人道两个维度；就人物坐标而言，则持有两个基本的参照：那就是胡适和陈寅恪。
    
    
    胡、陈、余——现代中国文化三重镇
    
    
    从外缘的视角看，余先生曾任康乃尔大学胡适讲座首席客座教授(1991-1992年)，撰有专著《重寻胡适历程》（包括了旧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以及新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有论者认为，该书“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从内在的精神层面看，余先生的学养个性也颇有胡适之风：中西贯通，著述等身，宽容敦厚，提掖后学。为学则开一代风气，为人则树今世典范。正如余先生与笔者在自由亚洲电台关于胡适的一次长谈所判定的：胡适的历史地位在于，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中，带到了现代世界上。而在我看来，余英时著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风行中国，他关于中国思想道统的现代变迁、中国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与当代“创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思想与论说，对突破大陆马列毛意识形态封闭体系，对于中国知识界与国际学界的沟通，亦是功不可没。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变成现代学术的一个关键。而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的一纸风行，则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应当说，作为开风气的先驱，作为思想学术自由的最有力的推手，他们各在自己时代的中国海内外知识界中，都堪称众望所归。有鉴于此，就其影响和为人风范看，在中华思想、文化和学术界，余先生目前所担当的角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代胡适之。舍此不作二人想。他当之无愧，确为胡适精神在今天的传人。
    
    就史学谱系和撰述机缘论，余先生自1958年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发不可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陈先生的论著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数种，风传海内外，遂与著名史家陈寅恪结下了四十多年的不解之缘，寅恪先生在世时亦称“作者知我”。论其精神之相通，论其学术的谨严、深邃和创造性，余先生当之无愧是陈寅恪学术的“后世相知者和传承者”。余英时所处之世，与陈寅恪一样，中国文化天崩地裂，陷入深重危机；传统价值化成游魂，无所附丽；中国知识人遭遇史无前例的暴政，身家性命无处安顿。余先生，作为文化裂变哪一刹那间（1950年）出亡的知识人，在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先生熏陶下，承继文化衣钵，以为中国文明招魂为志业，心系历史生命，成为文化托命人。余英时，正如陈寅恪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守护者，在北京政权摧毁中国文明的滔天洪水中，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以自己的写作和研究，在严肃地审视和评判着北京政权的作为。他们代文化立言立德，代历史立言立德，记录下了其身处之世华夏文化衰微的悲剧性轨迹。这一可歌可泣的文化审判，象征了中国文化系统与中国政治系统的当代对峙。
    
    我以为余英时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完全可与胡适、陈寅恪这两位大师比肩，他们是中国文明在二十世纪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重镇，三峰鼎立，各成气象。
    
    概言之，在“引领风气、开辟言路、提携后学”方面，余英时一脉相承于胡适。在“文化守成、学术深度、知识发现”方面，余英时又直接赓续于陈寅恪。而且，容我直言，像胡、陈、余 这样在文明交替时期的硕果仅存的大师，已成绝响。他们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人文产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恐怕将再也不复见于国中了。
    
    
    反极权的风帆
    
    
    余先生不仅是一位纯学者，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世界公民，他并不讳言自己对政治的关怀。他虽不直接投身政治，但面对公共事务，他绝不回避，而是挺身而出，坦率批评，慷慨陈言，勇于道义担当。1989年，中国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余先生悲愤之余，先是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公开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六四屠城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他又仗义出手，奔走筹措，在一位普大的美国校董约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余先生创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亲自挑选和延揽了二十多位学者于普林斯顿大学继续研究，以庚续文化命脉。在国运与文化的危难时刻，余先生此举，德配先贤，义薄云天，势将载入史册。
    
    在普林斯顿，当年部分学人以及被北京通缉的前改革派官员，除了在学社内的研究与写作，在学社之外，也从事一些政治活动，譬如创立智库类的机构甚至政治组织等。有鉴于余先生在海内外知识界的崇高声望与号召力，人们纷纷请他出面，借重他的清名。对此，余先生确是鼎力支持的，也挂名担任了多种学术及咨询机构（除政治组织外）的无报酬名衔。在那些六四余痛犹存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人道主义者，作为一个心忧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献出了自己大量时间和精力，倾力支持这些事业；同时，作为一位纯粹学人，他又极为清醒。他深知自己的界限、本分与角色。记得我曾听他说，今天，我责无旁贷，必须出面支持他们。这是无条件的。倘若某一天中国转变了，他（们）回国了，担任了要职，拥有了权力，我决不会再去找他（们）。这里彰显的，是坦荡纯净的书生本色，是超然独立的学者襟怀。
    
    如果说，余英时与胡适、陈寅恪，作为两代学人，在政治关怀上，有什么共通的精神脉络的话，那就是“抗击共产主义”了。
    
    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他对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众所周知。中共在建政之初就曾掀起一场“批胡适”的运动，适足以成为胡适的政治洞见力与影响力的最有力的佐证。
    
    陈寅恪对中共的态度，近年来也日益清晰了。余先生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作了最为有力的阐释，而1995年中国大陆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也提供了重要证据。
    
    余英时的立场更是昭然天下。他自从1950年离开故国，直到1978年十月，他率领美国官方的学术访问团访问中国大陆，“听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后，至今，他再也没有踏上中国大陆一步。同时，在八十年代以后，他还发表了不少政论性文章，对中国大陆的社会与政治现状提出了敏锐的观察与尖锐的批评。
    
    有论者于是惋惜余先生，认为，倘若他远离政治，倘若他反对共产主义立场不是那末鲜明，拒返大陆的姿态不是那样强硬，而成为不问人间俗事的纯书斋学者，不问政治的纯文化人，那么，他在学术文化上将有更大的创获和发明，在中国大陆当有更大影响。每当余先生风闻这类论调时，总是淡淡一笑，懒与置辩，我行我素。
    
    这一论调，让我想起了余先生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书成自述”中谈到的大陆官方为消解《陈寅恪最后二十年》而发展出来的“最新论说”：
    
    “….出现了下面这个新论说：不错，陈寅恪最后20年确实遭遇了一波接一波的苦难，并终于‘迫害至死’(《最后二十年》，第27页)；然而政治是俗人之事，对于高雅出尘的陈寅恪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陈寅恪对中国文化是那样地一往情深，他最后20年的生命已完全托付了给它，一切著述也都是为了阐发它的最深刻的涵义；不但如此，他的文化痴情又和他的土地苦恋是那样紧密地连成一体，以至他无论怎样也不肯‘去父母之邦’，……为了文化，他‘虽九死其犹未悔’，中国文化传统中过去曾有一条绝对的‘孝道’原理，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陈寅恪则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绝对原理，使之成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邦’；陈寅恪这位超群绝伦的文化大师的全部伟大便在这里，所以今天谈陈寅恪绝不应再涉及政治，因为一说到政治，便会害得他在九泉之下仍不能安稳；怎么谈陈寅恪呢？我们只需反复不断地说：文化、文化、文化……。”
    
    余先生称上述论点为“新论说的一个基本模型”。在笔者看来，这一把文化与政治绝然分割一刀两断的模型，不过是封闭在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公开论辩的棺木里的木乃伊，一经见光，烟消云散；一遇事实，土崩瓦解；经不起任何检验。中国大陆1949年后惊心动魄的文化灭绝灾难，不正是政治使然？特别对于极权主义的共产全能政治而言，任何独立的文化、学术，难道可能有一丝喘息的空间？当文化的载体——文化人、作家、学者——被政治整治得奄奄一息，死无葬身之地时，文化、文化、文化…..，它在哪里？
    
    在某些紧要的历史关头——当胡适被毛泽东倾全国之力批判时，当陈寅恪在回复中共函内申明“….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时，当余英时与中共御用班子大举争论陈寅恪晚年诗文涵义时——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一张在极权主义滔天巨浪下傲然而升的精神之帆。他们凸现了悠久文化中坚忍不拔抗拒权势的伟力，也凸现了自由精神所蕴积的伟力，堪称“以一人敌一国”。
    
    诚然，余先生是一位醇厚的学者，而不是政治人。然而，他同时也是公民，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政治发表意见，是他内在的精神要求，也是他固有的基本权利。
    
    近年来，人们当然也注意到，随着经济力量的提升，北京当局的自信略有增加，对海外学人的政策有所缓解，源于其长期的“统战”传统，他们的手伸向了海外华裔，甚至伸向了他们过去所称的“反共”知识分子们。种种手法，无所不用其极。毋庸讳言，在这方面，从外在现象看，他们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确如陈寅恪当年所曾慨叹的：
    
    “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奸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然而，余先生却是异数。面对种种诱惑，他从来不为所动，淡然处之。但他并不苛求他人与己一律。面对他人或昔日朋友的另类选择，他曾说他们的选择或许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或有难于为外人道的理由。知识分子也是人，处此情势，灵魂拷问，长夜辗转，备极煎熬，多方权衡之下，妥协折衷而行，也属人情之常。余先生曾言，我的选择是我自己的，别人的选择是他自己的，各行其便吧。他谈到自己的拒返大陆时称，于公于私，他有自己的理据，并坦诚告之。于公，自然是他对共产党本性的深刻洞见。于私，他有作为后辈的远房亲戚在六四化为亡灵。在余先生哪里，当惨案的责任者未曾道歉或受审，或共产制度尚未转型的态势下，他是不能踏上那片血腥之地的。
    
    在余先生，这些意思只是轻声细语浅浅而出， 在我听来，却是雷霆之音，久久轰鸣萦绕，至今不绝于耳。
    
    
    (作者来稿)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