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寿县看守所脱逃嫌犯内部监控视频，被央视公开后，激起轩然大波，海内外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有人认为，此次脱逃事故的重大原因是看守所管理出了问题，民警严重违反监管工作规定，应当追究他的责任，但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没了，不用讲过错，就是重罪，也是终止查办了。作为一个曾被羁押过市，区，军队两级看守所的人，我要明确地指出，死于非命的民警是值得同情的，也是令人悲伤的，但不必奇怪。在没被抓捕之前，我也认为看守所是铜墙铁壁，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但亲身经历告诉我，有的看守所严一些，有的看守所松一些，有的是时紧时松，总体上看，国家的有关监管场所的法规是完备的，是“死”的，而警员却是“活”的，在周永康独掌政法大权的年代：司法腐败已使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等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有时形同虚设。这次的延寿越狱事件，是那个时代形象的具有代表性的缩影。

有人会说，大老虎周永康已经被捕，进了“高级”看守所，已无影响力，这事和他有什么关系？我不认同这种看法，现在，“政法王”徇私枉法十年安插的亲信，死党遍布各省市自治区，他搞得司法腐败，已经使各级公检法都成了“生意场”，从侦查，抓人到批捕，起诉，再到判刑，入狱，监管，减刑，放人，每个环节就像腐败机器的流水线一样，不停地干，哪不浇油哪不转，而“油”就是金钱，这种状况还在延续，不会因周，薄，徐倒台而立即改观，解决它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揭开延寿越狱谜团的“锁钥”就在这里，警员与嫌犯或罪犯的关系，已被金钱彻底地腐蚀了，他们已不是工作关系，有的已是“酒肉哥们”，既然都是“哥们”了，警员夜里把死刑犯带出来聊聊天，吃点饭，拿点好处，就毫不奇怪了。

我仔细地观看了监控视频，分析每一个疑点，品读每一个动作，愿意做一个大致的推测：由于社会风气不正，看守所的领导，警员大都疏于防范，遗忘了职责，失去了警惕，而把在押人员当成猎取金钱的目标，谁没钱，谁就吃苦受罪；谁有钱，家人有关系，有势力，就过得宽松，舒服，比较自由。大概那个死刑犯已通过家人，打通了被害民警的关系，他们成了铁哥们，在羁押期间，警员经常带嫌犯或犯人到自己办公室谈心或吃饭，说不定还商量“立功表现”的运作细节呢，这一做法在大连叫“卖点”，警员收了钱，故意把一些有余罪的嫌犯，放到已宣死的等待复核的罪犯身边，再协调双方达成合作意向，比如，嫌犯把以前的专案组未发现的问题故意告诉死刑犯，他家人给对方一些报酬，民警把这种虚假的重大“立功表现”写成材料上报检察院，法院，此前，家人已提前买通了这些部门，于是，死刑改为死缓，警员升官发财，公检法涉案的各个部门领导都赚了一笔钱，有时几十万，有时上百万，罪犯捡了一条小命，彼此皆大欢喜。原大连中医院院长谢某的儿子，杀人不死，就是通过薄熙来及其死党运作“卖点”产业而重罪轻判，从大连瓦房店监狱获释的。

切不要以为我在这凭想象编故事，上个世纪，笔者坐薄熙来制造的冤狱，长达五年多，类似情况耳闻目睹了多起，长期以来，由于司法腐败，已经使看守所成了肥得流油的地方，看守警员成了“肥缺”，只要你细心观察每个狱警吸得香烟就明白了，几乎人人手不离软包中华，把他们的工资标准与消费方式略作比较，就心知肚明了。毫无疑问，公检法的腐败首先始于看守所，这是因为“所”是由公安局直管的，抓谁放谁都任凭领导一句话，村长，乡长，县长或书记，都拥有抓人和放人的权力，更不必说省市领导了，因为政法委是“三长”的上级，所谓“三长”，就是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看守所是司法腐败的第一站，徇私枉法的“重灾区”，领导下令抓某人，公安局不能不抓，抓人，他们也求之不得，因为这是一本万利的大生意：嫌犯被抓，亲友忧心，岂能不请客送礼？抓得越多，公检法越名利双收。试问，如果延守县看守所民警不拿了好处，怎么可能下半夜提出已判死刑的“待决犯”到办公室，没有任何防范？怎么可能连监舍门都洞开？怎么可能半夜三更的，只有一个看守？怎么可能几道大门都是“空城”？

这些实实在在的细节，已描述和记录了看守与在押犯的关系，是失序的，是颠倒的，没钱没势的，警察不理不睬，甚至打骂体罚，有钱有势的，就喝酒吃饭，不分你我了，比如，这先后走出来的三个越狱者，都没有剃光头，有的没穿马甲，这说明他们在羁押犯里，在监室里都是“高草”，即，牢头狱霸之类的人物，相对其他犯人，是比较自由的，虽然死刑犯带了脚镣，但被警员提走时，并未戴手铐，而且还可以近距离与警员同行，并一对一地进入办公室，甚至转身进入警察的背对位置，这都不是偶然的，它是看守人员与在押犯的关系被司法腐败侵蚀的必然后果。

可以想象的情况是，死刑犯经常得到那位看守的关照，时间一长，双方有了交情，囚徒又面临死刑“上墙”，看守既为了物质利益，也出于人性弱点，对其失去了戒心，于是约定在下半夜没事时，提出来坐坐，东北人比较豪爽，天气寒冷，有时也喜欢喝点小酒，以前酒后失言，泄漏了秘密，房间有戒具，警服，鞋子，锁钥，等等，这给杀人犯提供了可乘之机。事发前，高与另两个狱友策划好了，他先随看守出去，王大民和李海伟尾随其后，接着就发生了视频显示的悲剧，我看白岩松对三个越狱者的镇定和从容感到诧异，这叫少见多怪，只要蹲了监狱，看守所，囚徒的思想性格大都彻底地改变了，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此事是也，可惜，这三人用错了地方。

也许延寿官方会掩盖一些视频看不到的真情，也许被杀的狱警会被定为烈士，但不论如何，既然越狱过程曝光了，就必须严肃处理，公安局，看守所的领导都可能被判刑，以后的管理嫌犯或罪犯的“硬件”和“软件”都会升级，对在押犯会强力释压，但笔者认为，把管教送进看守所，使他们体会地狱和天堂的落差，这不是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改变官员权力过大的问题，或者说，用制度去阻止官员乱法，比如，看守所不归公安局管理，而归属政协或人大来管，看守所里的小卖部，监狱里的超市，不归监狱领导管，归一个独立的中央直属的国营企业来管，让警员没有吃私贪污的便利，也就很难与嫌犯或罪犯暗渡陈仓，一言一蔽之：司法体制改革。

令人充满期待的是，薄熙来，周永康等一些大老虎的倒台，似乎给公检法司的改革提供了最佳时机，近日出台的上海法官和检察官的选聘制度改革试点，就有点新意。念斌案的柳暗花明也是一个例证。现在，人们从延寿看守所越狱视频看到了抓捕惩处周永康的必要性，过去多年，在他的带领下，公检法司滋生了一大批靠“卖点”，靠腐败发家致富的人，徇私枉法，比比皆是，冤民访民，遍及各地，已使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引爆的关键点，必须小心面对。以这次事件为警示，人们应当增加紧迫感，使命感，危机感，中央政治局之所以在公布周案同时，讨论“依法治国”的大事，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愿四中全会过后，中国开始一个民主法制的新时代。

2014年9月5日于多伦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