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政治化，就是将公益机构紮根在体制而不是社会中，势必会萎缩.
汶川地震被看作是大陆公益的元年，其涵义大约是：规模巨大的灾难将民间社会的赈灾资源调动起来，官办慈善因为不能满足增长了的需求，形势迫使政府放宽对民间机构的控制，转而用顶层设计主导公益变革。时至今日，这个进程轰然结束，好日子没了。
因应立人及爱思近期遭受的一系列查办，舆论进行了诸多反思。其中一个判断是：以公益为中道路线，谋求社会进步的途径已经遇到了瓶颈.一道巨大的分水岭摆在公益机构面前，是归顺体制，还是就此走向衰落灭亡？是生是死，这个选择题必须要予以回应。
易言之，公益机构从六年前的公益发展元年，过渡到现今的政治元年——是要继续坚持改变社会的理想，哪怕被维稳体制一一收拾；还是与体制苟合，或者以为能衍生出共生的环境？公益机构的负责人得好好思量，现在是公益过大关的时候，是为“政审”。
公益机构的去政治化，实质上就是要切断与社会大众的联系，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以及组织形式上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切断上述联系，仅仅将社会大众变成募款的“肉鸡”，是否可能？能否持续？公益机构报以彻底的归顺，是否就一定可以生存？
想像一下，假如对付爱思和立人的手法加诸壹基金身上，后者能否挺得住？这个苗头早已经显现，壹基金在舆论场域中已经被贴上了政治标籤，以后，可以按需敲打和围攻，就像南方报业遭遇“南方系”这个标籤的污名化一样。壹基金可能要做好准备。
公益界对付政治化的一个办法是行政化和精英化，前者就是依附在官办公益之下，找棵大树；后者则是民办或商办大机构所採取的手段，亦即：调整机构人员和价值观，壮大与权贵阶层的联系，建立募资的新渠道，以便抵抗一旦切断大众联系后骤降的社会募款能力。
对於那种希望通过机构精英化，来为政治化消毒的公益组织，可能需要了解媒体转型的教训。因为这种精英化的路线已经被媒体转型所用，而且被证明是失败的。大众媒体自觉降低公共性，与体制合流，主动取消对代表社会的责任，下场就是被体制抛弃，骤然边缘化。
收缩公益项目的社会范围，以为存在着政府不可入侵的公益领地，深耕之，自然可以免除政治化的杀戮。这个想法太天真了。事实上，如果缺乏社会大众结成的公信力做后盾，公益机构以为的“专业化及不可替代的公益领域”，分分钟都会被政治拿掉、取消。
如果去政治化，就是将公益机构紮根在体制而不是社会中，势必要带来萎缩.以精英化来削弱公益机构与社会大众的联系，等於是将冰山下隐没的那部分基础自我切割掉。草根公益在大陆基本上被此轮政治化收割殆尽，精英公益不信民众，恐怕也会步草根公益的后尘.
极权治下的维稳机制已经将公益当作是另一个操作的“政治题材”，精英公益将自己误认为是精英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怕是空欢喜一场。极权政治下，公益精英化也将收到教训：你不比极权更懂政治。而社会大众也将做好准备，远离那些自以为精英化即可消灾自保的公益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