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已经三十八年了，算上“反右”时和“文革”开始时，至少有五十七年的时间，人们至今仍生活在“文革”或“后文革”的阴影之下，这种状态，我称之为“恐惧状态的阴影”。至于罗斯福所言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对于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我一直倾向于这样一种直觉：“文革”一直都没有结束过，“文革”细节无处不在。如果你说自己是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朋友，或者和为法轮功成员辩护过的异议律师高智晟有过往来，或你自己也因“反过党”被抓进去过，对方的眼神都会有点异样，仿佛你也是刚从大牢里释放出来。对于刑满释放分子，有关部门还视为“阶级敌人”，查身份证时眼中也总有些异样——而被收容教育或劳教过还算“人民内部矛盾”，以示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至于亲属中有人报考公务员、考军校、公安警察学校或者参军，政审一栏填的时候总提心吊胆，家有刑满释放分子或上访人员或内控分子“不良记录”，恐怕难以过关。
都说现在全民不讲政治了，恐怕也是一面之辞，因为你不讲政治，政治要讲你，比如三年或五年选一次基层人大代表，你不是候选人，也不能提名候选人，更不认识候选人，但需要你投票选他，你弃权正好，总有人乐意为你代劳，替你投票。如果你现在要当候选人，对不起了，有人莫名会跟踪你，让人生活在莫名其妙的恐惧之中，生活中总能找到这样活生生的例子，作为独立候选人准备参与竞选的杭州律师王成，结果连选票也没有摸过。
既然草民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那么官员的日子好过一点吗？假如你参加过《零八宪章》的签名，也被有关部门传唤过，有点坏名声，有一天用你的手机给某当官的同学打电话，他会不接。若干分钟后，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打过来，他说他怕接你的电话，恐惧有监控，就换了一个号码打过来，有啥事快说。
知识分子呢？恐怕也不能幸免，假如你出于批评、批判的角度援引《零八宪章》的关键文字，拟刊登了公开出版物或报刊上，对不起，因为审查官说这绝对不行，不能砸了他们的饭碗。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大脑和灵魂“自宫”吗？“自宫”是出于更安全的考虑，其实骨子里还是恐惧自己会干出不安全的事情来，欲想成功，必先“自宫”。
对于党来说，他对于愿意“自宫”的知识分子放心吗？或者对于社会普罗大众放心吗？对于那群服役的年轻人放心吗？未必，看看等级制度的设计就知道，党把支部建立在农村、工厂、私营企业、街道、社区、连队、班级，这些设置岂不都有更严密的用意吗？就党政部门而言，党的权力更大，比如某一个地区或省或市，党委书记仍然抓思想，抓灵魂（意识形态），地区行政负责人不过是书记的随从而言；对于一个单位而言，党委书记、党组书记、政委、政治部主任、指导员、教导员，都不是摆设，党领导一切。有的单位是行政一把手兼任党委一把手，不兼任行政一把手的党委一把手往往手握人事任免、选拔大权，还有财政大权，行政一把手倒成了具体的执行者。党领导无处不在，挑战党委书记，就是挑战党，会酿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这还不算最不堪的，最不堪的是你若“端着共产党的饭碗（指在共产党机构或官方机构里任职和领取工资）”，又干着反对共产党、退党之类的事情，恐怕好日子不会太久，就会被清洗出去。我印象中有北京大学夏业良老师、中国政法大学滕彪老师、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老师、西北政法大学谌洪果老师、浙江大学庄道鹤老师、杭州安吉路学校良渚校区老师谌卫军等等，因为政见不同，轻则剥夺教职，重则扫地出门。对于律师这些自由职业者也是一样，似乎也是“零容忍”，一些维权律师、人权律师被注销、吊销律师资格。有了这样的先例，敢怒不敢言的人们更加谨小慎微了。
常见的现象是，知识分子常常就某热点话题，特别的国际问题，任意高声谈论，但当回到国内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时，常常打哈哈。当人们提到反对共产党或者否定共产主义制度时——这并不是说关于“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和行动，仅仅是思想上的争议，却只见他们的声音就低到耳语那样，他们的眼睛开始往四周看，看是否有任何人在偷听，有人会不自觉地放大手机或电视里音乐的声音。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起了被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推崇的北大教授冯友兰，只是让朴总统不理解的是冯先生当年对专制头子毛泽东的恐惧压倒了他所心中所羡慕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圣人。“文革”中，毛泽东突然发起批林彪批孔子时，本来赞美社会主义制度保存了孔子大同思想的这位教授却变卦了，他也写了两篇文章批判孔子，从“复古尊孔”改为“批孔”，不得不低头向党表衷心。
冯友兰教授是著名的儒学权威，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哲学家，研究一辈子，因为恐惧的缘故，他要积极“自觉改造世界观”，先是自我洗脑，然后在针对知识分子的党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向党交心，“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洗脑筋’）对于我好像是一种灾难。后来我觉得对于我确实是一种幸福。”他在接见新华社记者时特意强调对“党对像我这样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表示感谢。至于中国之外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谴责“文革”是强迫知识分子“洗脑筋”。他认为那不值得理会，因为“洗脑筋有什么不可以？人经常要洗脸，洗澡，洗去身上的脏东西，而洗去脑子里的脏东西有什么不应该呢？”这一年，冯友兰教授已经七十九岁了，比孔子去世时的七十三岁还多了六岁。后来，冯先生又活了十六年，1990年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
到了2012年底，新一款“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新内容出现了，对“洗洗澡”抱有防范之心的我，看到时下的媒体不厌其烦地要求“洗洗澡、治治病”时，吓了一跳，这难道不是昔日红卫兵的口气吗？不是明显符合红卫兵的语言风格吗？这岂不是类似“文革”的思想运动重演吗？
立刻，我想起钱锺书先生的妻子杨绛女士在《洗澡》一书前的原话，她说，她第一次经历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反贪腐、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后来却沦为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了，“三反”演变成“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听不惯“脱裤子”，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问题是，“洗澡”能洗掉皮肉相连的尾巴吗？当然，杨绛女士的恐惧感是免不了的，她五十年代没敢说出来，直到1987年才说出来，但也是心有余悸，她在另一本书《干校六记》中特意漏下了第七记“运动记愧”，钱锺书先生特意指了出来，但这些“运动中的沉思”是不能说出口的，有“后怕”，又怕说出了也出版不了。
显然，杨绛女士对于比较敏感的问题选择避而不写，即使是对“文革”的控诉也用寓言式的温和文字，或者是用反话，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杨绛丝毫不敢感情用事，连胡乔木带着警卫到她家串门也不敢表示有任何反感。而她的丈夫钱锺书先生，在“干校”受委屈时，甘愿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邮电所当编外的“临时工”，无怨无悔，他曾用自己的专长帮助邮递员辨别古怪的信封地址和收信人姓名，得到邮电所邮递员的器重，受茶水款待。
钱锺书和杨绛尽管都不是共产党员（钱锺书曾被多次动员入党，他称不配就推脱了），但思想上都一致地不得不信仰共产主义，连江青都称呼两人为“同志”。钱锺书先生自1950年起就开始从事翻译英文毛泽东选集工作，后又从事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1957年虽躲过“反右”劫难，但“文革”期间没有逃过，被迫到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干校劳动，其间他的女婿在北京被迫自杀身亡。“文革”后，钱锺书官至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但也属于谨小慎微的芝麻官，要求不配秘书和办公室，不去医院时轻易不坐专车，对于顶头上司胡乔木言听计从，直到1989年“六四”后他破天荒地写了一首“阅世”的诗：“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诗中不乏哀叹，尤为可贵的是提到了“对症下药”和“推陈出新”，意思是若药方不换，坚持老一套，岂不还是重复“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的悲剧结局，一代人岂不还要向下一代人作血泪见证？
从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的文字中深刻感受到，“文革”已经过去，但恐惧感依然不减，今天依然。尤其是当看到政府门口荷枪实弹的武警在站岗盘查证件，头顶密布的摄像头，以及对着政府大门口拍照的路人常常被示意禁止拍照，还有省委省政府门口不能举张纸片、不能拉横幅，恐惧感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尤其是到天安门广场试图盘腿坐下时，连呼吸都是有些困难的。只有当天天晚上观看央视《新闻联播》时，靠这段难得的时间才能掩盖住心中的吃力和半压制着的恐惧。
与政府部门打交道，仍然是最缺乏信心的时候，恐惧也会随之增加，比如去公安局办护照，假如他不准你，怎么办？这样的功课却是真正锻炼恐惧、失望和灰心的一课。比如你出境，被武警阻拦，宣布你不得出境，又能怎么办？还有，当你看到军车、警车、公车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比如旅游景点，当你拍照被殴打时，报警以后，当前来处理此事的警察看到汽车的牌子后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们只能“自我批评”一下，而你却遭受一顿凑，你还会忽略心中那份真实的恐惧感吗？
当然，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天天只能通过报纸、电视、电台和网络来被迫接受他们的思想灌输，接受他们的“洗脑”，接受他们“脱裤子”一样的“洗洗澡”，每一次被“洗”，恐惧感就会随之增加——天哪，“老大哥在看着你”，难道天天都在经历“1984”？
